读《城上乌童谣》

东汉谶纬盛行,利用民谣,制造谣言,成为重要的舆论手段。这是众所周知的。随之而来的困惑是后世学者往往把民间歌谣作为谶言来解释,尤其对于一些政治性民谣,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解为预言征兆,视为先验实证。这就制造了不少混乱。《后汉书·五行志一》载“桓帝之初”的“京都童谣”,后世拟题《城上乌童谣》,可作一例。其辞曰:

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

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在首二句下有校记:“ 《初学记》(三十)此下有‘一年生九雏’五字。 《白帖》(二十九)、《御览》(九百二十)或同,可据补。”据此,则开端当作“城上乌,尾毕逋,一年生九雏”。其校近是,说详下文。

司马彪对此谣有按语,认为“此皆谓为政贪也”,然后作疏,认为首二句比喻“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三四句是说“蛮夷将畔逆,父既为军吏,其子又为卒徒,往击之也”;五六句是说“前一人往讨胡既死矣,后又遣百乘车往”;七八句是说桓帝将崩,“乘舆班班入河间,迎灵帝也”;九十句是说“灵帝既立,其母永乐太后好聚金以为堂也”;第十一句是说“永乐虽积金钱,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之也”;末二句是说“永乐主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禄非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求见;丞卿,主鼓者,亦复谄顺,怒而止我也”。不难看出,这是把童谣作为谶言来解释的。因为《志》明白记载此谣是“桓帝之初”的“京都童谣”,而句解却一一用桓帝时的史事及灵帝入嗣与永乐太后之事,加以验证。其说之牵强附会、支离破碎,显而易见。

刘昭将八志编补范书时,对司马彪之说提出了不同见解,主要认为“父为吏”四句的寓意是针对桓帝的处境。其说曰:“ 《志》家此释,岂未尽乎? 往徒一死,何用百乘? 其后验竟为灵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贵任群阉,参委机政,左右前后,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长,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则废黜,身无嗣,魁然单独,非一而何?‘百乘车’者,乃国之君。解犊(指灵帝)后征,正膺斯数。继以‘班班’,尤得以类也。”较之司马彪之说,似为近是,但仍是说谶,用桓、灵史事以证其辞。

王先谦《集解》,在《校补》中又提出不同见解,指出刘昭之说在解释“徒”字上近乎迂凿,因而重作疏解。他认为:一二句是说“凭高而处,以喻人主;尾逋无后,喻皇嗣屡绝也”。三四句是说“徒常畏吏,不敢近;贵贱悬隔,喻援立疏幼,入继大统,如吏以徒为子也”。五六句是说,“天子万乘,王国千乘,诸小侯不过百乘,喻蠡吾(桓帝) 、解犊相继入嗣,而清河(原讹“和”)王不得立也”。七八句是说,“班班为车行相次声,络绎不绝,喻恒、灵皆迎自河间也”。其余各句,他认为“应如《志》所释”。比较起来,王说确乎又进了一步,似更近是。然而仍不脱说谶的束缚,不过解释得更煞有介事。值得指出,他注意到此谣与顺、桓朝立嗣入统有关,点出“援立疏幼”而“清河王不得立”的要害,可谓卓见。

其实汉代民谣不都是谶言,许多民谣就不是谶言,包括一些政治性民谣。如果实事求是地客观考察有关此谣的资料,摆脱谶纬观念的束缚,那么不难发现它并非谶言,而是针对蠡吾侯刘志被立为皇帝即桓帝而发的,恰是“桓帝之初”发生在京城的帝国根本大事,不涉及此后之事。

在有关资料中,最可重视的是南朝梁代吴均及朱超所作乐府《城上乌》。吴诗曰:

呜呜城上乌,翩翩尾毕逋。凡生八九子,夜夜啼相呼。质微知虑少,体贱毛衣粗。陛下三万岁,臣至执金吾。

《乐府诗集》将此诗附于《相和曲·相和歌辞》的《乌生》之下,以为“又有《城上乌》,盖出于此”。按《乌生》首句“乌生八九子”与此诗“凡生八九子”类似。但《乌生》的主题,诚如《乐府解题》所说,乃是感慨“寿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叹前后”,与此诗不相承传,并不类同。统观此诗,前四句显然出自《城上乌童谣》,同时又可与逯钦立校记相印证,童谣首三句当作“城上乌,尾毕逋,一年生九雏”。其寓意当亦相同。耐人寻味的是后四句。“质微”二句当指这窝小乌鸦,形容它们本来就是一群缺少教养、微贱粗鄙的小东西。那么这群小东西究竟喻指什么呢? 诗人并未点破,而是突如其来地说到君臣之际,想起汉武帝的荒唐故事,“陛下三万岁”是用汉武帝嵩山三呼万岁的故事。《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武帝“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龙心大悦,随从官吏徒卒以及山神爷都因为天降福应而得了封赏。此诗的用意便是取其天意赐福,但不是指皇帝的作为,而是指小乌鸦中的一只,承天运命,当了皇帝,所以拥立的臣子理当受封,而封官“执金吾”,也是汉武帝故事。汉武帝爱好私自出宫游玩,改称近卫为“羽林”,把京城巡防军宫中尉改称“执金吾”。“金吾”原是一种鸟类,据说能辟除不祥。这就是说,臣子因为护卫小乌鸦游戏有功而升了执金吾。由此可见,吴均此诗是用《城上乌童谣》旧题而作的咏史诗,恰可作旧题本辞的注脚,认为它是讽咏蠡吾侯刘志进京即位为皇帝之事。

朱超的《城上乌》也可参考。其诗曰:

朝飞集帝城,犹带夜啼声。近日毛虽暖,闻弦心尚惊。

《乐府诗集》也列之于《乌生》之类。实际上它明显是写栖集帝城的乌鸦的声气与心态,与《乌生》不类,而与《城上乌童谣》同题。上二句的寓意是说贱类未脱野气,下二句是喻尊贵犹觉恐惧,这是像刘志这样出身皇室小侯而骤然高居帝尊的人物的精神特点,不无嘲弄意味。可见朱超对《城上乌》旧题的理解与吴均实同,不过讽咏的侧面有所不同。

吴均、朱超与刘昭都是南朝梁代的著名作者。吴均与刘昭都入《梁书·文学传》 。据载,刘昭出身门阀士族,“善属文” ,“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 ,“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 ;而吴均“家世寒贱” ,“文体清拔有古气” ,“谓为‘吴均体’” ,亦通史学,“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等,今存诗歌一百三十余首。可见他们两人都熟悉东汉历史,各有研究。对《城上乌童谣》的见解有相近之处,即认为主要针对桓帝;但也有不同。刘昭是对旧说提出异议,因此未免受旧说拘束,而吴均则是借题咏史,发挥己见,不拘旧说。也许由于他出身寒贱,对刘志仅凭皇室门第而即位为帝,更为敏感而反感,因而讽刺锐利,一针见血,揭露刘志门第虽高,素质却低,而且年幼无知,道破《童谣》的本意,嘲弄东汉后期这场立嗣的闹剧和丑剧。而王先谦以博洽的学识,同样敏锐觉察到《童谣》实际针对顺帝死后的围绕立嗣继统的重大政治斗争,特为点出李固推荐的清河王刘蒜不获继统的史实。但他与刘昭一样未免旧说的束缚,不能摆脱说谶的影响。总之,他们或者认识到,或者觉察到《童谣》真实是桓帝即位之初,京城反对拥立桓帝的人士制造的一种舆论,正像《五行志》所载顺帝末京都人士反对梁冀杀害李固的童谣“直如弦”一样,这是当时官僚士大夫集团在皇权控制上与外戚、宦官集团展开的尖锐激烈斗争的一个侧面,一种反映。由于它是童谣,以民意人心的代言姿态出现,因此十分质直,近乎咒骂。

汉顺帝死,外戚梁冀集团勾结宦官曹腾集团,在立帝继统即控制皇权的根本利害上,与大官僚集团李固等展开生死搏斗,极其残酷。两岁的冲帝即位五个月便夭折,清河王刘蒜被征进京,受到李固等拥护,但遭梁冀、曹腾等排斥,后者立即把渤海王刘鸿的八岁儿子刘缵接来即位为质帝,遣返刘蒜。一年后,梁冀毒杀质帝,李固等又建议刘蒜嗣立。于是梁冀等接来河间王的孙子蠡吾侯刘志即位为桓帝,同时幽禁杀害李固,引起天下公愤,京城出现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桓帝即位时十五岁,受制于梁太后、梁冀等外戚集团。梁太后诏令追尊桓帝父亲为孝崇皇帝,桓帝生母匽明为博陵贵人。两年后,梁太后死,桓帝追尊生母为孝崇皇后,居永乐宫,仿西汉长乐宫故事。所以桓帝生母在世时亦当有“永乐太后”之称。这便是桓帝登基前后的情形,“桓帝之初”的背景。从这一背景来理解“京都童谣” ,似乎较为容易可通。

据逯钦立校补,开头为三句,是比兴。城头的乌鸦高高在上,尾巴都秃了,勤于繁殖,一年生一窝小乌鸦。寓意是说,高贵的皇室子女其实很多,也很杂乱。接着是讥笑他们素质才能与他们高贵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父辈算是可以充当下吏,听喝照办,而儿子们只能充徒卒,当差遣,一代不如一代,全然不是君临天下的器材。这显然指刘家皇室贵胄无一成器,以致大权旁落,听任权臣指使,形同吏卒。因此,死了一个儿皇帝,不过再到皇室诸侯中找个傀儡,所谓“百乘车”,当如王先谦所说“诸小侯不过百乘”,专门物色“疏远”的小侯。顺帝死后不到两年时间,接连死了两位皇帝,找第三个,这回找到了河间,所以说“车班班,入河间”,迎接皇帝的车驾不断滚动,来到了河间。河间王的孙子蠡吾侯刘志除了是疏远的皇室贵胄外,人品才器如何呢? 看看养育他的生母就可以了解。

旧说“河间姹女”指汉灵帝母亲董氏,显然是受说谶的束缚而作的先验臆解。桓帝在位十三年,灵帝即位时十二岁。当桓帝之初,董氏可能刚刚嫁到解犊亭侯刘苌家,大概还来不及贪敛到“以钱为室金为堂”的程度。 《后汉书·皇后纪下》载,董氏在窦太后去世之后,“始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旧说正是用此事来证明童谣的灵验,可见荒谬。其实,“姹女”是漂亮少女的意思。桓帝生母匽明是其父刘翼的媵妾,想必是位美丽女子,但出身低微,而且贪婪,并且吝啬。此外可以指出,在河间王刘开的儿子们中,刘翼是长子,却没有继承王位,因为在汉安帝永宁元年,他被邓太后指定过继给汉和帝的儿子刘胜,封为平原王。一年后,邓太后死,他被安帝的奶妈告发图谋不轨,贬为都乡侯,遣返河间。后来,他父亲请求顺帝允许分出食邑蠡吾县给他,改封蠡吾侯。因此在刘开十五个儿子中,除继承王位的刘惠外,其余十三个都只封亭侯,食邑很小,只有刘翼独享一县,较有可能搜刮聚敛大量钱财。然而一个县的地盘也有限,所以匽明贪心不足,还要装穷吃黄米饭。这是“河间姹女”的实际所指,其寓意显然在借生母不德来披露桓帝无教,因此“忠笃之士”要击鼓告发,然而桓帝已稳坐帝位,“曲如钩,反封侯” ,无处可告,便诉之民谣。

这首童谣的大意如上。其实它并不深奥,反而有点粗野,仿佛悄悄议论皇帝隐私,东拉西扯地揭老底,满腹不平地发牢骚,讽刺挖苦,近乎咒骂。但它不是灵异的咒语,预兆的谶言,而是真实的揭露,尖锐的抨击,直指祸根,显示危害。因此在历史的进程中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仿佛后来东汉皇室的丑闻恶行全被预言到了。这是民谣的特点和价值,但不能与推背图混同。

( 《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七辑〉,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