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际效用论

在现代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理论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以主观效用价值为出发点，根据边际分析方法构建而成。

主观效用价值思想的萌芽产生得非常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7]，只是发展到了边际效用论的时期，才逐渐具有了现代微观经济学消费者理论的雏形。

在古典经济学时代，斯密与边沁两位经济学巨匠的研究是主观效用理论发展的大背景。[8]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含义，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表示所用之物购买其他物品的购买力。斯密将前一种价值定义为“使用价值”，后一种定义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按照斯密的说法就是效用。斯密甚至引用了著名的“水与钻石”的悖论形象地阐述两种价值概念的差异。边沁是公认的现代效用价值论的鼻祖，他把效用定义为一种人们持有的“趋利避害”的主观感受。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定义，效用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一种特性，它倾向于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相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9]

古典经济学时代，两个重要的学者朱尔·杜普伊（Jules Dupuit）和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对效用论的奠基功不可没。[10]杜普伊是一名工程师，在研究实际问题时发展了效用论中最重要的几个概念，他明确区分了总效用与边际效用的不同，同时还发现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戈森是一位非常自负的学者，他曾认为自己的著作《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可为人们实现自己的目的指明道路。[11]戈森对于效用论有两大贡献。其一，明确提到了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在表示劳动边际负效用的曲线中包含了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其二，发现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结论——等边际法则。戈森认为，一个人效用最大化就是把可得的金钱分配到各种商品，直到花费在每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块钱获得相同的满足。

经过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发展，边际效用理论最终由以下三位学者分别独立提出。

（1）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杰文斯主要的贡献是在效用论基础上构建了消费者行为。[12]他主张用科学的手段研究经济学，广泛采用数学、图形等手段阐述效用理论，这些数理方法在当时的研究中还是不多见的。

尽管经济学思想史上认为杜普伊是最早的效用论创立者，但是杰文斯独立发现效用论还是为他赢得了边际效用论创建者的荣誉。杰文斯在其著作《政治经济理论》中明确区分了总效用与边际效用，以函数关系表达总效用，认为总效用是由消费者消费的商品数量决定。《政治经济理论》并未使用“边际效用”这个现代术语，而是采用自创的名词“效用程度”（degree of utility）。杰文斯用微积分符号精确定义了效用程度，它是效用微分与商品数量微分之商。杰文斯还假设了边际效用递减，认为效用程度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减少。

杰文斯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清晰地表达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一定是“等边际效用”。杰文斯认为，当某种商品数量固定时，消费者可以在各种不同用途中进行分配，直到任何用途增加额外一单位商品带来的效用增量相等，这样消费者的效用实现最大化。尽管杰文斯并没有采用现代流行的边际效用符号，但是“等边际效用”这个普遍法则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晰。

（2）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

门格尔是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边际效用论”三杰之一。门格尔是典型的主观效用价值论学者。[13]他的商品四要素定义清晰体现了主观需求是其理论核心：第一，物品必须能满足人们的主观需求；第二，物品必须具备满足人们需求的特性；第三，人们可以意识到该物品能满足自身需求；第四，人们可以支配这种物品。

以商品提供的主观价值为基础，门格尔用举例的方式描绘了一张由十种商品组成、每种商品都给出了不同数量的边际效用值的表格，并根据表格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中最重要的法则之一——等边际原理。表格现称为“门格尔边际效用递减表”。[14]门格尔认为人们将自己有限的资源用于商品消费，使得自身效用最大化。门格尔先把商品按重要程度（满足主观需求）分类，然后假设每个类别的消费具备满足程度递减性质，消费者最大化满足状态是在边际上，每个类别提供相同的效用。

（3）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

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的瓦尔拉斯是洛桑学派的创建者，他因为对一般均衡的研究被人们熟知。瓦尔拉斯在经济学研究方面非常重视数学工具的使用，他对边际效用理论的贡献之一是首次将等边际原理形式化。

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瓦尔拉斯构建了现在仍然沿用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f（x1）+g（x2）+h（x3）+……，预算约束线是∑pix=∑pix0i，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就是所有产品在最后一单位花费中得到相同的边际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