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第一次间接体验主编一部剑桥史的种种艰难和喜悦，是我观察我的非凡的导师J.P.库珀（Cooper）的工作时得到的。他在十多年间努力奋斗，完成了《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的《西班牙的衰落和三十年战争（1609—1648/1659）》那一卷。或许我那时就应该懂得合作编写一部著作需要比通常有更多的编辑技巧和耐心。尤其是，如果该项目要保持在合理的字数界限内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而主编仍然想与写出各自章节初稿的撰稿人保持平等的话，那么在劝诱那些与作出最后努力仍有某种距离的作者时，需要不断地挥舞铁拳，但要外柔内刚，以便完成预定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同本套书其他卷的情况一样，原先建议的时间表已经延误了。对这种规模的著作来说，从构思到出生正好近似于大象从怀孕到分娩的时间。所以，正是怀着这样巨大的喜悦（还有一种强烈的解脱感），我现在可以说我是多么感谢所有为此书撰稿的人。我特别感谢那些接替其他人为本卷撰稿的人，因为有些原先选定的人未能撰写分给他们的章节。在这些人中我们会难过地注意到两个优秀的美国学者，大卫·赫利希（David Herlihy）和约翰·博斯韦尔（John Boswell），他们都曾接受本书的撰稿工作，但都未能写下任何东西就去世了。克里斯蒂亚娜·克拉皮斯-聚贝（Christiane Klapisch-Zuber）是前者理想的代替人选，因为她曾与赫利希合作写下开拓性的著作《托斯卡纳人与他们的家庭》（Les Toscans et leurs familles，1978），这次欣然同意接手他未能完成的工作；而阿朗·福雷（Alan Forey）则在更晚得多的时期友好地提供帮助，写了关于阿拉贡的一章，这是博斯韦尔原先答应过的工作。另一个后来的替换者是使我深感受惠的斯蒂芬·罗韦尔（Stephen Rowell），他不仅就波罗的海的历史作了内容广泛的概述，而且还就涉及斯拉夫人世界的其他章节提出有益的建议。很重要的还要说一下，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是在更晚得多的时候才招募来的新成员。因为在最后一刻的时钟已经敲响的时候，他宽宏大量地同意撰写关于乡村社会的一节（居伊·布瓦[Guy Bois]原先曾约定承担撰写这一部分）。没有这一节，关于经济的部分就会不充分、令人遗憾。这里我必须向上述同事们道歉的是，以下过错肯定与他们无关：在本卷工作启动后，他们在简短的时间内如此迅速、有效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但却耽搁好几年才看到他们撰写的章节得到出版；虽然曾给他们某种机会修改各自写出来的文本，但如果要求他们按照在各自领域里获取的更成熟的经验和不断赢得的进展再加以修改的话，一些人现在自然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自己承担的章节。曾作过某种努力，注意在几年前编辑的参考文献中加上重要的内容，虽然最好似乎是让它们着重体现本书各个章节写作时所依据的著作。
作为一个大型的国际团队的主编，我曾在本卷写作过程中受到极大的鼓励，既有来自许多国家的繁忙的学者向我表示的友谊，又有当我为确定本书最终文本而进行编辑时学者们的慷慨合作。当本书的编撰工作开始时，许多人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现在我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很高兴地感谢他们对我的恩惠。我想，这样讲也是公平的：对许多人来说，即使不是所有的撰稿人，在大多数领域里他们各自的主题都存在庞大的现代文献，压缩这些文献的内容是一项挑战，常常显示出比他们开始时所想象的更加费力。下面，几乎没有哪一章的作者声称自己所写的内容是无所不包的，所有的撰写人都必须作出会招致不满的决定，即决定写什么或不写什么（其中有些问题在下面的《导言》中要加以解释）；所有作者都以极大的耐心接受了主编的指导，甚至当他们可能被误导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些人曾决定相当广泛地为他们承担的章节加上注释，其他的人则简单地提供一个参考书目，这些书目反映了他们自己阅读过的材料，指明他们研究领域的某些最有用的文献。这方面未能做到标准化，我希望这将被接受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妥协，因为我渴望不要把所有的撰稿人都塞入一个强求一致的、同样的模子里。
还有一些人，如果没有他们，本卷的面貌可能会显得很不相同。在这些人中，必须特别提一下朱丽叶·韦尔（Juliet Vale），她负责把一些章节从法文译成英文（第二、四、六、七章、第十四章第二节、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五章），从德文译成英文（第十六章第一节），而葆拉·肯尼迪（Paula Kennedy）则负责把捷克语译成英语（第十六章第二节）。两个人都一丝不苟地努力传达原文的意思，保证恰当地使用各种惯例，用另一个字母体系拼出人物、地点和官职的名称，使说英语的读者能够阅读这些章节。确实，她们所做的有许多是一个总主编的工作，对此我非常感激。在处理参考文献方面，同样我得到克莱尔·泰勒（Claire Taylor）非常宝贵的帮助。本卷的技术编辑琳达·兰德尔（Linda Randall）以及索引编者大卫·阿特金斯（David Atkins）的帮助，在改进文本的前后一致性和准确性上也是极为宝贵的。我还必须感谢编辑这本书的同事们，特别是罗莎蒙德·麦基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克里斯托弗·奥尔曼德（Christopher Allmand）和编委会的其他成员，谢谢他们在过去十多年来的帮助和鼓励。还必须特别提一下出版社的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谢谢在那些好日子和坏日子中他的宽容和可靠的、支持性的建议和帮助，我希望我们恰好共同避免了他所说的“最糟糕的状况”。
迈克尔·琼斯（Michael Jones）
王加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