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何物，何处，何时，何故——以及如何？

我们对事物的好奇，分为不同的形式，亚里士多德在人类科学诞生之初就提出了这一点。他对这些形式进行分类的首创之功，至今依然颇具意义。他分辨出四个基本问题，我们在任何事物身上，都会想得到这四个问题的答案，他把这些答案称为四种aitia。这个希腊词语确实不可译，传统上我们笨拙地将其译为四种“原因”。

（1）我们可能好奇某事物由什么构成，即它的物质或质料因。

（2）我们可能好奇那个物质所采取的形式（或结构、形状），即它的形式因。

（3）我们可能好奇它的开端，即它是如何开始的，或它的动力因。

（4）我们可能好奇它的意图（purpose）、目标（goal）或目的（end）——就像“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吗？”中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将其称为telos，它有时被笨拙地译作英语final cause（目的因）。

需要经过一番裁剪缝合的功夫，才能将这亚里士多德式的四种aitia连缀成对于这些标准英语问题“何物、何处、何时以及何故”的答案。这种对应关系时有时无，马马虎虎。然而，以“何故”开头的发问，通常是为了寻求亚里士多德的第四种“原因”，即事物的telos。这是何故？我们问道。这是为了什么？就像法国人所说的，其存在的原因（raison d’etre）是什么？几百年来，哲学家和科学家已然认为这些“为什么”的疑问很成问题，它们如此独特，以至于它们所带出的那个主题理应有自己的名字：目的论。

一个目的论的解释，就是通过援引某事物服务的目标或意图，对该事物的存在或发生所进行的解释。制造品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制造品的目标或意图，在于它按照创造者的设计所要发挥的那个功能。关于一把锤子的telos，是不存在什么争议的：钉钉子和起钉子。对于更复杂的制造品，例如便携式摄像机、拖车或CT（计算机层析成像仪）来说，其telos更是显而易见。但即使是在简单的情况下，一个难题仍在背景中隐约显现：

“你为什么在锯那块木板？”

“要做扇门。”

“做这扇门是为了什么？”

“来保护我的房子。”

“那你为什么想要一栋安全的房子？”

“那样我就可以在晚上睡个好觉。”

“那你为什么要在晚上睡觉？”

“一边儿凉快去，别再问这些傻问题了。”

这段对话揭示了目的论的麻烦之一：在何处停止追问？借助什么样的终极目的因才能给这种原因的等级制封个顶？亚里士多德有一个答案：神，第一推动者，终结一切缘由（for-which）的缘由。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所接受的观念是，我们所有的意图到头来都是神的意图。这个想法的确很自然，也很有吸引力。如果我们端详一只怀表并好奇为什么它的正面是一块毫无杂质的水晶玻璃，那么答案显然就回到了戴表者们的需求和欲望，他们想要透过透明的保护玻璃来查看表的指针，以便知晓时间，等等。假如不是因为这些同我们相关的事实（手表是为了我们而被创造出来的），就不会有关于其水晶玻璃的“为什么”的解释。如果宇宙是由神创造的，是为了神的意图创造的，那么我们在其中找到的所有意图，最终都必定起因于神的意图。可神的意图又是什么呢？这是个难解之谜。

要转移对于这个谜团的不安情绪，方法之一就是稍微转移一下话题。在回答“为什么”问题时，人们常常不用“因为”型的答案（虽然该问题要求的似乎就是这种答案），而是将“为什么”问题替换为“如何”问题，然后尝试通过讲述一个故事来回答它，故事讲的是神创造了我们以及整个宇宙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却不怎么详述神为什么会想要那样做。“如何”问题并没有在亚里士多德的清单上被单独列出，但远在亚里士多德进行他的分析工作之前，它就已经是一个很常见的问答形态了。对最大的“如何”问题的回答是宇宙生成论／天体演化学（cosmogony），即有关宇宙（cosmos）、全世界及其所有居民如何形成的故事。《创世记》本身就是一种宇宙生成论，许多其他著作也是。宇宙学家们是当今宇宙生成论的开创者，他们探索宇宙大爆炸学说，推算黑洞和超弦理论。并非所有远古的宇宙生成论都遵循“制造品的制造者”的模式。有些提到某个神话中的鸟在“宇宙深处”产下的“世界之卵”，有些提到种子的播撒与看护。面对如此令人费解的问题，人类可以取用的想象力资源寥寥无几。有一个早期的创世神话谈到有一个“自存神”，他“凭着一个想法，创造了大片的水域，并在其中沉入了一粒种子，那粒种子变成了金蛋，他自己从中诞生为梵天——宇宙万物的祖先”（Muir,1972, vol. IV, p. 26）。

所有这些产卵、播种或创建世界的行为，其要义何在？或者，就此而言，大爆炸的要义何在？今天的宇宙学家，就像他们在历史上的许多前辈一样，尽管讲述了一个迂回的故事，但还是选择规避目的论的“为什么”问题。宇宙是否出于某种理由而存在？在对宇宙的解释中，提出种种理由是否会促进我们的理解？某物存在的理由是否一定是某人的理由？还是说理由——亚里士多德的第（4）类原因——仅适合于解释人或其他理性行动者的产物和行为？如果神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理性行动者，不是一个智能的工匠，那么最大的“为什么”问题又能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如果最大的“为什么”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可言，那么任何较小的、狭义的“为什么”问题又怎么能有意义呢？

达尔文最根本的贡献之一，就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理解“为什么”问题的新方式。不管你喜欢与否，达尔文的思想都提供了一种消解这些古老谜题的方法，该方法清晰明白，有理有据，具有惊人的通用性。人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适应它，即使是它最忠心的朋友也时常会误用它。逐步揭示和厘清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本书的中心任务。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把达尔文式思维同一些过分简化且哗众取宠的冒牌货划清界限，尽管这样做会将我们带入技术性的细节，但这是值得的。其奖励是，我们头一次有了一个稳定的解释系统，它不会来回兜圈子，也不会在原地不停打转，向着一个个谜团无限倒退。显然，有些人还是更喜欢向一个个谜团无限倒退，但时至今日，这种做法的代价奇高：你必须得让自己受骗。你除了可以欺骗自己，还可以让别人来做这个苦活儿，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有理有据的办法，可以重建那道被达尔文打破的、厚实的认知屏障了。

想要透彻地理解达尔文贡献中的这个方面，第一步就是去看看被他反转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透过他的两位同胞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的眼睛，我们可以清晰地获得另一种世界观的视角，尽管这种世界观在很多方面仍然与我们同在，但达尔文已使其成了过时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