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几年前在读山室信一教授的大著《近代亚洲的思想史脉》时，读到了这样几句话：“一般而言，日本人写的自传，都会有修饰自己、美化自己的倾向，比较特殊的有两本。一本是大杉荣的《自叙》，另一本就是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了。这两本书都非常诚实地叙写了自己与多名女性交往、到处随意借钱的事。主张自由恋爱的大杉荣在《自叙》里毫无掩饰地叙述了自己与神近市子、伊藤野枝等多名女性的恋爱事件等，从一种率直的告白文学的角度来看，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也是一部特异的作品。”（原著第63页，京都人文书院2017年）在稍后的部分，他又写道：“如果要我举出日本近代三本最佳‘自传’的话，我会举出福泽谕吉的《福翁自传》、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还有我在开始的部分稍稍提及的大杉荣的《自叙》。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在这些自传中，在写出自己人生的同时，还鲜活地写出了那一个时代。大杉荣的《自叙》认为美和真‘只存在于乱调之中’，看重自学的自由精神，这一点上与滔天有相通之处。但是，大杉荣的人品，正如世人评说的那样，‘刚愎’，‘任性’，‘傲岸’，‘不逊’，他是个从不会后悔和忏悔的人，因而也就有一种不屈不挠的豪爽气。”（同上，第110—111页）山室信一教授与我有二十多年的友情，曾担任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并获得了国家的“紫绶褒章”，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学人。《福翁自传》和《三十三年之梦》，早已有中译本，而大杉荣（1885—1923）的《自叙》，还很少为中国读者所知晓，这是我翻译这本《自叙》，或者是把它列入“近代日本名人自传丛书”的最初动机，我喜欢真实的文字。

当然，把大杉荣的《自叙》译介过来，写得真实不是唯一的理由，还因为大杉荣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位极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日本早期的劳工运动、左翼思想的传播等方面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在论述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近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大杉荣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日文维基百科上对他的定位是：思想家、作家、媒体人、社会运动家。1923年9月他惨遭日本宪兵的杀害，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他一直是一个被当局贬抑的对象。但事实上人们完全没有忘却他，1963—1965年间，现代思潮社出版了14卷本的《大杉荣全集》（包含译著），1986—1989年间，黑色战线社出版了14卷本的《大杉荣·伊藤野枝选集》，他的一些著作，诸如《大杉荣评论集》《狱中记》等，今天也一再被刊印，至于《自叙》，更是成了近代日本的一部名著，一版再版。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早期差不多是一对孪生胎，在很多场合，两者有很大的相通性。无政府主义是anarchism一词的翻译，中国早期也曾译作安那琪主义，它的本意是否定一切权威，尤其是国家的权威，重视个人的自由，力图建立一个以自由的个人的合意为基础的社会。据说在古希腊时期就已萌芽，真正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登场，是在18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的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在1793年所著的《政治正义论》中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内涵。19世纪中期以后，无政府主义又分成各种潮流：有的主张个人至上，要废弃压抑自我的宗教和道德乃至国家，受工联主义的影响，倡导建立一个由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互相合作的社会，不要政府，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有的思潮虽然也承认一定程度的私有制，但主张有管理能力的劳动者对土地、资本实行集体性的制度并加以运营，其代表人物是俄国的巴枯宁（Mikhail Bakunin，1814—1876）；有的则批判私人所有制，主张以农村共同体为基础，建立以个人自愿和相互扶助为前提的社会共同体，这已接近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代表人物是俄国的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大杉荣就曾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和其代表作《互助论》。当然，这一思想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它的核心内容又往往与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相连接。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很多是无政府主义出身，大杉荣就是其中之一。大杉荣的思想，早期主要受最早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日文并在自己主办的《平民新闻》上发表的幸德秋水（1871—1911）的影响，幸德秋水在“大逆事件”中被当局处死之后，年轻的大杉荣就与堺利彦一起，渐渐成了日本左翼运动的一面旗帜。

说起来，大杉荣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有相当的关系。1920年10月，大杉荣偷偷逃离日本，到上海参加远东社会主义者大会，在此期间曾与陈独秀等见面（据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文版，第137页，岩波书店2001年）。12月，大杉荣与堺利彦在东京一起创建“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时候，李大钊也加入了这一同盟（同上，第41页）。

说起大杉荣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机缘，也真是有些传奇色彩。就其早年的经历而言，他与左翼思想和运动几乎毫无因缘。他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曾被派遣到中国，参加过甲午战争中攻占威海卫的战役，后来晋升为近卫军的一名中级军官，家族中也有叔伯辈担任高级将领。作为长子，父亲一直要培养大杉荣成为一名军人，他的童年是在颇为荒僻的靠日本海的新潟县新发田度过的（《自叙》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述）。经过两次考试后，终于进入了名古屋的陆军幼年学校，接受比较严厉的训练，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闭塞的环境中，与外界接触较少。后来因为屡次违反校规而被勒令退学。经与父母谈判之后，索性就来到了东京闯荡人生。1902年插班考入了顺天中学（我在阅读《宋教仁日记》时，发现宋教仁1905年也曾进入顺天中学留学），完成了完整的中学教育，然后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今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法文科学习，此前他在陆军幼年学校时学习的第一外国语也是法文，有人认为，这也是他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的原因之一。也是在东京期间，他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阅读了各种书籍和报刊，听到了劳苦大众的呻吟和呐喊，由此知晓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平民社活动。受他们的感召，他渐渐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撰写鼓吹社会主义文字的同时，还勇敢地投身于反抗当局的活动和劳工运动，因此屡屡被投入监狱。对于他的监狱生活，《自叙》中有非常翔实的记述，这也是其中比较好看的一部分。我觉得有点惊讶，在大杉荣短短38年的生涯中，后来出版的他的《全集》竟然有14卷之多，他毕竟主要是一个革命家，而不是一个著作家，由此也足见他的勤奋与才华。

然而作为一个人的大杉荣，远不是一般革命家传记中所描绘的那般高大上。或者是悲天悯人，或者是勇敢刚烈，或者是英勇无私，或者是睿智聪慧、目光远大，这些在大杉荣身上或许多少都有一些。他的《自叙》之所以好看，就在于他把自己的人生，几乎不加掩饰（或许也有所掩饰）地、鲜活地、生动地展示了出来。在《自叙》中，我们看到的大杉荣，是一个活泼泼的人，这或许也是山室信一教授对这部自传激赏的主要原因。

《自叙》中写到了大杉荣从小患口吃，这几乎让他痛苦一辈子，也造成了他精神上的内向和偏激。他几乎自幼就不畏惧强者，遭人群殴也往往不肯服软，这也使得他自幼生性有点残忍，他还是一个少年时，就曾虐杀过一只无辜的流浪猫，以至于在心里留下了惊恐和恍惚。同样还是在少年时代，他曾与陆军幼年学校的一名男生发生同性恋行为，之后屡屡卷入斗殴之中，结果遭人重创，被勒令离开了学校。大概到了东京之后，他才摆脱了不良少年的阴影，发奋学习，并逐渐站到了社会正义的一面。

然而大杉荣的私生活，也似乎浪漫得近于荒唐。他先是跟一个比他年长好几岁的女子同居，后来看上了比他年长两岁的堀保子（1883—1924），保子是堺利彦去世的夫人的妹妹，也是一位参加左翼运动的社会活动家。据说大杉荣向她示爱的方式也是有些强悍甚至是霸道，他点燃了自己的浴衣，保子若不答应接受他的爱，他就焚火自杀。可此时大杉荣与另一位年长的女子还没有正式分手，保子不得不出面去摆平了这件事。后来大杉荣被捕入狱后，保子对他也是不离不弃，将各种食物和书籍甚至是从国外购得的外文书籍定期送进监狱。可是不久，大杉荣又跟另一位比他小三岁的神近市子（1888—1981）好上了。神近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是一位优秀的女性，从女子英学塾（今津田塾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女子高中的教师，后进入《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当记者，在思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参加了大杉荣创办的“法兰西文学研究会”，发表小说和评论。在交往中，两人坠入爱河，发生了性关系，神近一直在经济上接济和帮助大杉荣。不久，大杉荣又认识了另一位非常聪慧的女子伊藤野枝，比他小十岁。看她的照片，与留日时期的秋瑾非常相似，长得灵秀而英气。野枝那时已从家乡福冈逃婚出来，与自己正在就读的长野高等女学校的英文老师结了婚。由于政治理念相近，野枝与大杉荣开始互相倾慕，几个月后终于坠入爱河，住在了一起。大杉荣的多角恋爱，让神近非常恼火，希望大杉荣切断与野枝的关系，然而此时大杉荣的心思，已完全沉浸在野枝身上，对神近表现出了冷淡甚至厌恶。1916年11月，神近在神奈川县东南部叶山的一家名为日荫茶屋的旅馆内，用短刃刺杀大杉荣，致其喉部重伤，流血不止。大杉荣因救治及时而九死一生（此即所谓“日荫茶屋事件”，在《自叙》中有十分生动的描述），神近因杀人未遂罪被判入狱两年。此事轰动了当时的日本，舆论倒是大都站在神近的一边，指责大杉荣忘恩负义。在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堀保子与大杉荣正式离婚，1924年因肾病去世。神近则在出狱后继续参加各种活动，结婚后又离婚。战后参加日本社会党，并被选为众议院议员，连任13年，成了小有名气的政治家，一直活到93岁。

之后，大杉荣便与伊藤野枝生活在一起，生育了多名子女，并一起创办《文明批评》《劳动运动》等杂志，一起撰写《克鲁泡特金研究》等著作。此外，大杉荣依然投身于革命运动，因而被当局视为眼中钉。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发生后，16日这一天，担任东京麹町宪兵分队长的甘粕正彦（1891—1945）大尉，（后来揭露是奉上司的指令）将大杉荣、伊藤野枝以及6岁的外甥强行带走，经过严刑拷打后将三人秘密绞杀，投入古井中。这是当时日本当局对于社会主义活动家残酷镇压的一个极端例证。甘粕因此事被判刑十年，但三年后即被释放，不久被派往中国，参与策划伪满洲国的所谓“建设”，并担任“满洲映画协会”理事长，日本战败之后的8月20日用手枪自杀，也是罪有应得。

大杉荣的《自叙》，从出生写到1916年的日荫茶屋事件，最初的付梓，是1919年在杂志《新小说》上连载发表的《前科者的前科故事　狱中记》，即现在《自叙》的狱中生活部分，其他内容于1921—1923年间断断续续在《改造》杂志上连载。大杉荣去世后，作为遗著，改造社出版了《自叙》的单行本，实际上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后又被收录在他的《全集》和《选集》中，并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自叙》的单行本。大杉荣不仅是一位革命家，也工于文章，他的自传，不是呆板的回忆录，用的是纪实体的文学笔法，插入了大量的对话和心理描写，读来十分鲜活生动，译本恐怕未必能传递出原著鲜灵的文字。

本译本根据平凡社1981年出版的《日本人的自传》第八卷译出。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译者对书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事件和地名，一一加以简要的注释。有任何舛误，应由译者负责。

徐静波

2022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