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公司的新发现

罗纳-普朗克公司对于拉博利使用他们研发的异丙嗪有所耳闻，拉博利也知道罗纳-普朗克公司一直致力于研发能够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全新抗组胺药。罗纳-普朗克公司对拉博利的研究很感兴趣，因为拉博利发现，无论是否对患者使用低温冷却技术，异丙嗪似乎都能使患者感受不到疼痛。掌握了这些信息后，罗纳-普朗克公司开始着手研制一种基于异丙嗪，但比异丙嗪更强的抗组胺药。这种抗组胺药能够稳定患者的身体状况，限制手术导致的应激反应，让外科休克永远成为过去。

因此，1950年，化学家保罗·沙尔庞捷（Paul Charpentier）开始进一步研究异丙嗪及其吩噻嗪核。罗纳-普朗克公司的目标是研发出一种能增强其他麻醉剂效力的药物。他们无意研制精神药物，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精神药物在市场上无利可图，而是如我们前文所述，他们认为研发对付“疯魔”的药物，充其量只是边缘领域的课题。罗纳-普朗克公司和拉博利想要的是比异丙嗪更强的药物，它不仅能让大脑无法感知疼痛，还能让患者保持一定的意识，帮助外科医生避免使用吗啡和巴比妥类药物所带来的风险。

1950年的秋冬，沙尔庞捷和他的同事西蒙娜·库瓦西耶（Simone Courvoisier）开始对亚甲蓝的吩噻嗪核展开试验。这两位化学家将丙嗪氯化（丙嗪是一种和异丙嗪相关的抗组胺药），结果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子”，由此另一种更强效的药物——氯丙嗪诞生了。这种药物在美国被命名为冬眠灵（Thorazine）。

沙尔庞捷和库瓦西耶熟知巴甫洛夫在狗身上做的实验。巴甫洛夫的狗通过训练意识到，在铃声响起后，它们就能得到食物；一段时间之后，它们哪怕听到轻轻的拍手声，都会流下口水。巴甫洛夫的实验证明，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可以通过训练形成强大的联想力，而在很多情况下，联想是学习和记忆的基石。考虑到这一点，库瓦西耶开始在大鼠身上展开氯丙嗪试验。这些大鼠之前受过训练，能够在蜂鸣器发出警报时为了避开接踵而来的电击而爬上绳索。训练方式是，给大鼠笼子的底部通电，然后自笼顶垂下一根绳索，中途经过一个不导电的平台，供大鼠安全停留。借此，库瓦西耶开始训练大鼠爬上绳索以避开电击。大鼠们很快就掌握了这项技能：只要蜂鸣器一响，它们脚底板还未感受到电击，就已飞速爬上绳索。

这些作为受试对象的大鼠一学会这项本领，库瓦西耶就给它们服用了新研制的氯丙嗪。这个新药在当时的代号是RP-4560，其中RP指代罗纳-普朗克。当蜂鸣器响起时，怪事发生了。在RP-4560的影响下，大鼠没有为了避开电击而爬上绳索，相反，它们只是蹲在笼子里，嗞嗞作响的电流从它们脚下流过。它们眼睛瞪得圆圆的，目光警觉，但奇怪的是，它们对电流完全无动于衷。这种新的合成药与之前的抗组胺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撤销联想学习的作用，而联想学习是经典条件反射的基石。这种机制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消失了。如果这种合成药只是让大鼠陷入昏睡，那么大鼠的这种反应也许更合理，因为给动物注射大量镇静剂后，它们就无法感知电流从体内流过。但事实并非如此，每只大鼠都是清醒警觉的，只是对电击无动于衷，对作为逃生手段的绳索也是如此。化学家们由此得出了结论：由亚甲蓝演变而来的RP-4560比异丙嗪更强效，足以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反应和反射。

1950年的整个冬天，库瓦西耶和沙尔庞捷在大鼠、兔子和狗身上测试了氯丙嗪。他们发现，这种新药在许多方面的表现优于异丙嗪。它有很强的镇吐效果，能够根除因长期用药而导致的恶心呕吐；它还具有抗胆碱性能，能够抑制肌肉痉挛；而这种药中明显的催眠和镇静作用要比异丙嗪更好，能使患者在用药后更加冷静。

在这两位化学家对氯丙嗪的所有研究中，罗纳-普朗克公司最感兴趣的部分是该药物消除条件反射的能力。试验中大鼠的肌肉力量和灵活性显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但在氯丙嗪的作用下，它们还是对爬上绳索、避开电击失去了兴趣。对制药公司来说，这种新药不仅是简单的镇静剂，还对中枢神经系统有着深层的作用。

于是，1951年春天，罗纳-普朗克公司分发了18安瓿的新合成药用于临床试验，这在当时是意义非凡的。那时医生“试验”新药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在自己身上，然后将自己的反应记录在笔记本上；另一种是用在少数患者身上，然后观察药效。直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开始进行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这已经成为当今药物检测的黄金准则。（双盲试验是指患者和研究人员都不知道谁在服用真正的药物，谁在服用安慰剂，这一安排旨在避免双方可能产生的偏见。）来自罗纳-普朗克公司的皮埃尔·科切特（Pierre Koetschet）承认：“我们不清楚氯丙嗪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只是强烈地感觉，这种有趣的药无毒，而且日后能够派上大用场。”罗纳-普朗克公司发行这种药物是将它作为麻醉增强剂，而不是精神药物。戴维·希利说：“在当时，抗精神病药物从概念上讲就是不可想象的。”

出于对异丙嗪的热忱，拉博利与罗纳-普朗克公司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拉博利成为最早收到氯丙嗪的医生之一。他得到了5份样本后，将其用在了患者身上，作为他所谓的“冬眠合剂”的一部分。这种冬眠合剂是由3种不同药物混合而成的麻醉剂，其中抗组胺药充当增强剂。拿到氯丙嗪样本后，拉博用这5份样本取代了异丙嗪。后来，他甚至建议战士在战场装备包里配备氯丙嗪，作为受伤时自行使用的急救药物，以缓解应激反应、抑制组胺涌入体内。美国军方采纳了这一建议，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士兵的医疗包中都加入了氯丙嗪。服用了氯丙嗪的士兵变得异常冷漠。他们无精打采地躺在战场上，对自己的伤势漠不关心，也毫不担心自己的处境，甚至有时会主动放弃救援机会，有些人最终因此而死。氯丙嗪作为战场上的常备药很快就被停用了。

很明显，这种新药改变了患者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拉博利的临床记录显示，他很早就意识到氯丙嗪可能与精神病学存在联系。他相信：“这种药有可能在精神病学领域中使用，其增强剂作用除普遍的用法以外，还能在使用巴比妥类药物进行睡眠疗法时，大大提高安全性。”

拉博利不仅在论文中建议，在精神病学领域使用氯丙嗪，还在非正式场合对该建议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比如他在圣宠谷军事医院餐厅里吃午餐时，曾敦促他的精神科同事尝试这种新的合成药，并说这样他们可能就不再需要约束衣、冰锥或是将患者隔离了。但是这些已经熟练运用催眠药和巴比妥类药物的医生，并无意在自己的患者身上做试验。同事的冷淡并没有让拉博利灰心。虽然并没有史料证明他曾在自己身上试验过氯丙嗪，但他的下一个受试对象不再是患者，而是他的一位精神科医生朋友、28岁的科妮莉亚·夸尔蒂（Cornelia Quarti）。1951年11月9日上午11点，在犹太城精神病院（Villejuif Psychiatric Hospital），在拉博利和夸尔蒂本人的3个助手的监控下，夸尔蒂自愿地接受了氯丙嗪注射，之后她踉踉跄跄地去了卫生间，回来时几乎昏厥。

拉博利和同事莱昂·切尔托克（Léon Chertok）让作为受试者的夸尔蒂躺在床上，用枕头支起她的身体，密切观察着。夸尔蒂虽然状态不佳，但仍然将自己在氯丙嗪影响下所经历的主观感觉都告诉了拉博利。约一周后，夸尔蒂根据拉博利的录音资料，写出了这种药对她的影响：

刚开始没有感觉，直到12点我才有了一些主观感觉的变化。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虚弱，快要死了。我感觉疼痛难忍……

13点，强烈的情感变化出现了……濒死的痛苦感消失了，逐渐变为欣然的放松感。我仍然感觉自己快要死了，但这种新的状态让我对此无动于衷。我开始喋喋不休地讲话，尽管声音虚弱无力。我试着讲笑话；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生气；这种乐观的情绪是不可抗拒的，我感觉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爱。尽管我和周围环境仍有密切的联系，但我越来越被一种与自身和他人都抽离开来的极端感觉所征服。我的感知力是正常的，但身边人说话的音调变了，所有事物都像是被过滤了、静音了……

虚弱和失语的感觉持续了数日才逐渐消失，情感上的变化则持续了约一周，但这种感觉比试验期间和试验刚刚结束时简单的功能紊乱更复杂。我感到快活，会讲俏皮话，这与平时的我完全不同……我感到超脱、漠然，自控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我的心情一直是欢愉的，完全不受日常生活中的小创伤影响。

此时的拉博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这种新药与精神病学具有相关性，他依旧在医院食堂里陈述自己的观点，直到1952年1月19日，医院里一个名叫雅克·Lh.（Jacques Lh.）的24岁重度躁狂症患者使用了氯丙嗪。雅克是那种有频繁入院、出院经历的患者，之前曾多次被送进圣宠谷军事医院。1949年9月9日至10月10日间，他总计接受过15次电休克疗法、4次镇静剂硫喷妥纳以治疗躁狂症；之后，在1951年2月6日至4月6日间，接受过9次电休克疗法和15次胰岛素休克疗法。医院的神经精神病学主任约瑟夫·哈蒙（Joseph Hamon）上校及其两位同事考虑到雅克恐怕已经恢复无望了，觉得给他试试那种神秘的合成药也无伤大雅。于是，雅克俯卧在枕头上，由医生为他肌肉注射了氯丙嗪和大剂量的镇静剂哌替啶。针扎进他的皮肤时，他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医生们好奇地看着他，跟他讲话。他对答如常，然后伸了伸舌头，直挺挺地睡着了。

在接下来的12天里，雅克每天都在睡前接受相同的混合药物，即氯丙嗪和哌替啶注射。几小时后，镇静作用消失，他会从睡梦中醒来，下床走走。他会变得异常平静，起初平静期不超过几分钟，紧接着他的精神症状再次出现，但随着用药时日增加，他神志正常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他不再会撕破床单、烧掉被子，或是把花盆戴在头上了；他不想再发表那些关于“冥王星上没有自由”的混乱激情演说了；他的暴力倾向也不再出现了。20天后，这个本应毫无希望的病例在接受了855毫克的氯丙嗪治疗后，被圣宠谷军事医院的医护人员判定为“可以正常生活”。他出院了，自此再没有音信。没有人知道雅克后来的命运，不知道他是不是回家了，连他是否有家可回也是个谜。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梦魇是否还在，但在终止用药后，病情似乎不太可能不再复发。我们能确定的是，他再也没在圣宠谷军事医院出现过。

20世纪50年代初，氯丙嗪刚刚开始使用时，相关的医生、科学家、精神病学家或研究人员都不了解精神药理学。事实上，普通的词典里也没有收录这个词。雅克的医生看到他身上的病状消失了，自然认为这种药医好了他。就像青霉素治愈了链球菌感染者一样，一旦治愈了，患者就可以停止用药。雅克可能会觉得自己痊愈了，虽然他用药后的反应并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我们也能想象出，他肯定体会到了真正的解脱。因为精神错乱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患者会饱受幻觉折磨，脑中满是尖叫和哀鸣，身体则被白日梦所折磨，梦中陡峭的阶梯、燃烧的火堆、无情的鬼怪不停地索取着奇异的供奉，但这一切，别人都无法看到。雅克步履艰难地走向外面的世界，脑中精神病带来的嘈杂终于幸运地消失了。他有幸在短暂的时光里感受到“正常”的平静状态，而当他的病无可避免地复发时，症状一定会更加剧烈、尖锐、炙热、艰难，他乐观的自我意识也会逐步沦为模糊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