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美国殡葬业长久以来的批评者）通常在此应该说的是：“我当然无意提及遵守道义的绝大多数殡葬业者。”但遵守道义的绝大多数殡葬业者确实就是本书的描述对象。所谓遵守“道义”，仅指坚守各种现行的道德准则，就此处而言，它们均由殡葬业者出于自身目的，形成于若干年内。在我看来，与声誉不佳的同行（他们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丑人物，可见诸任何行业）相比，真正遵从使命准则的殡葬业者所持有的观点显得更加重要。尽管不时地大量出现（如殡葬业者滥用验尸官办公室的名义招揽生意，医院员工私收贿赂而“引导”事件走向，非法重复使用棺材，在福利事件中采用欺诈性重复收费等），但丑闻并不是这个行业的普遍现象，因此也就不是本书的主要话题。

美国现代殡葬业的批评者通常持有的另一个观点是，如果说殡葬事务中存在过度现象，公众本身往往难辞其咎。基于现有证据，我并未发现公众存在任何过错。及至最近，受到责怪的他们才把自己的遭遇摆上了桌面。

我并未涵盖各种非典型葬礼：　如某些印第安部落至今仍在实行的怪异死亡习俗，赋予吉卜赛国王和王后的某些礼仪，流行于新奥尔良市的爵士乐葬礼，以及盛行于1930年代且现在仍不时出现的大排场电影葬礼和黑帮葬礼。尽管它们同样令人好奇，但我不无遗憾地略去了上述旁支，为的是照顾中间主干，也就是“普通”而“常见”的美国式葬礼习俗，而确定无疑的是，其神秘性绝不亚于源自古代民俗或现代变体的任何一种习俗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