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独有的网络文学

郑熙青

中国网络文学至今在世界上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而且不断地进入海外读者视野，受到来自全世界读者的欢迎，成为独属于中国网络的一个奇特的文化景观，也是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最成功的范例之一。笔者要强调的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有其特殊历史和文化背景，在外国和外语中极难找到有效的对应。研究者需要透过这种范畴对应和视角的偏差，辨认出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以期更好地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借鉴。

早在二○○○年以前，中国学术界就已经提出“网络文学”这一名称。但是，因为网络文学的爆发性增长状态，所以早期学者为“网络文学”概括的特点，有不少在后来就被自动推翻了。例如，欧阳友权二○○八年对“网络文学”的概括中，曾提出“游戏性”“片段性”等特征[5]，而这样的写作虽然如今仍然存在，但已经不再是主流。这些定义和特征概括的迅速过时，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中国网民人数的急速增加，从二○○○年十二月的2250万人到二○二○年十二月的9.89亿人，这也就自然增加了网络文学的读者和作者人数。同时，因为文字占的字节数小，在网速并不快的互联网早期，文学写作比绘画、音乐和视频来说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社群和平台方面，都发展得更快更早一些。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壮大，很多网络文学作品就此成为新型的跨媒体平台叙事的生长核，构成如今互联网经济系统中所谓“IP经济”文本网络中重要的节点。

自从中国网络文学进入主流视野，便有很多普通民众和研究者对外国的网络文学表示好奇。然而，中国网络文学实际上很难在其他文化中找到合适对应范畴或现象。

自从互联网进入大众领域之后，西方就有专门利用互联网“超链接”这一特性创作艺术作品的艺术家，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探索新媒介的可能性。在中国，这样的实验性作品却远没有声势浩大的网络类型文学写作引人注目。中文语境中“网络文学”这个范畴几乎从来不指这些实验性的艺术作品。相反，中国的网络文学很少有意识地开掘网络新媒体所开启的新型表现和叙述方式。从外观特征上说，中国网络文学的“网络性”更多体现在即时性和互动性。即时性表现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迅捷的阅读和评论上，而对于中国的网络文学来说，“互动性”和新媒体相关，尤其是电子游戏相关的讨论中所说的“互动性”并不是同一种意义，也就是说，这种互动性通常并不牵涉用户与系统之间的互动，以及选项和超文本链接，强调的仍然是作者和读者通过网络的阅读、评论、回复、打赏等进行直接反馈。换句话说，中国网络文学的“网络性”相对更体现在网络环境中压缩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在此基础上传统读者和作者有了更及时并可见的互相影响和促进。当然，网络体验也促生了一些新的写作内容和类型，但新媒体技术本身并没有强烈地影响中国网络文学的外观。

其实，若非要对接，只能说，中国现有的、相当一部分网络文学样式在如今的英语国家中，主要仍会以平装类型小说的纸质商业出版为主要创作、发表、流通渠道。邵燕君指出，“中国畅销书机制和动漫产业远不如欧美日韩成熟发达，使得大众文化消费者一股脑地涌向网络文学，而文化政策管理的相对宽松，也使得各种 ‘出位’的内容可以在这里存身。……另一方面，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曾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以独特方式成功运转、在八十年代焕发巨大升级的主流文学生产机制，进入到新世纪以后，逐渐暴露出严重危机。”[6]换句话说，中国网络文学是在流行市场畅销书机制薄弱，而传统所谓“纯文学”又出现结构性危急之时作为某种代偿性机制异军突起的。这种情况和中国的文化市场特点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大陆的通俗类型小说及其市场在八九十年代非常不发达，只有大量港台作者的作品，例如琼瑶、亦舒等言情作者，也有金庸、古龙等武侠小说作者。在此基础上，网络小说却另辟蹊径，一方面模仿和致敬，另一方面却从各种其他资源中获益，发挥想象力，创造出了规模庞大的多种多样的写作。很有趣的是，在网络时代之前，线下期刊和图书市场中发展较好、规模较大的文类，例如武侠、科幻等，在网络文学中的发展都不算突出，这也证明了网络文学确实是传统文学发展不足之处的突破口。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中文学术界对“网络文学”的定位也并不清晰，从而造成了网络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对不匹配。因为较早的几个网络文学网站的精英主义定位（例如，中国最早的文学网站“榕树下”采用的是投稿制度），所以学者对网络文学也没有形成较固定的认知，同时，至今大量网络文学相关研究的方法论仍然更加靠近当代期刊文学的研究方式，更注重特定作家和作品的特征和细读。然而，因为网络文学的多变性和极大的体量，使得传统文学的研究方式在很多层面上都失效了。在如今的网络文化状况下，每个人进入网络文学的场域，所见所感很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种信息大规模扩散的环境中，更呈现出一种趣缘社群化、网络文学场域细分为无数小的支流社群的倾向。在这样的现状中，要求所有参与者拥有共识，并为网络文学梳理出一个中心化的线索会显得格外不现实。

当下中国在学术界对“网络文学”一词的基本定义，是在网络上原创、流通、消费的文学作品。这个定义概括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国网络文学基本不会引发争议。然而，“中国网络文学”这个范畴在二○一○年以后，意义又开始不稳定起来，这和起点、晋江等内容付费的网络文学网站的逐渐壮大和扩大商业化有直接的关系。阅读内容按照字数收费的VIP 制度于二〇〇三年首创于起点中文网，晋江的付费制度则推行于二〇〇七年。在VIP制度稳定之后，商业文学网站上作者每天都要更新一定字数的惯例开始形成，原先篇幅相对短小的网络小说作品也被动辄上千章的长篇取代。也因为这种付费制度，中国的网络作者可以靠在网络上写作来赚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网络作者中开始出现名利双收的高收入作者，并依靠电视剧电影改编等形式渐渐走下网络。进而，也有包括网站运营者在内的人试图用这种模式来概括和定义网络文学概念。订阅制度是中国原创的网络文学生产和消费制度，而且这种制度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在中国网络文学市场上占据主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怎样的网络文学作品可以被学界、被媒体、被大众看到。然而，中国的网络文学在一开始就来自纯然的文学创作欲望和表达欲望，在付费的VIP订阅制度之前，已经有极为成熟的作者、类型和良性互动的作者读者社群，而且，在商业化的文学网站之外，中文的互联网上仍然存在大量的文学写作。所以，将订阅制度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定义主体必然是具有遮蔽性的。

在“网络文学”话题上，中文和英文的大众语境和学术语境对话的双重错位，其实更从深层反应了阅读市场、文学理念和出版现状的区别。从总体来说，英文的网络写作在数量和规模上都不及中文。在线出版规模（如亚马逊自出版等平台）都不甚大，本身发展较为有限，因此，国外的网络民间写作中，至今最受学界关注的是非营利的同人写作。以通常定义而言，同人写作是建立在其他作者写作的作品基础上，借用已有的故事背景、人物和情节结构写作的新故事。为规避侵权嫌疑，在当下国际版权制度中这种写作通常不能营利。然而，因为是一种社群性质的写作，所以同人写作在无法实现的经济利益之外还有着其他作用，很多粉丝文化的研究者都会将同人社群视作互联网时代身处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逻辑之外，社群式“礼品经济”的代表。这样的社群性写作在中国网络文学中同样存在，中国和西方的网络写作在这个层面上不仅存在对话可能，而且早就有实在的互动历史。

我们讨论中国网络文学的独特性，研究它独特的历史，也就是观看非专业的文学写作在其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如何利用新的网络环境突破和生长，如何满足当下社会中读者的阅读欲望和兴趣，并进而突破文化的界限，成为世界罕见的文化现象的。在这种意义上，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探讨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文化课题。

（郑熙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