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医生是做什么的？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这再简单不过了：我帮助人们摆脱病痛、恢复健康，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照料患者并治愈他们。以简洁性和逻辑性来评价，这倒是个绝妙的想法。我们要么生病，要么健康。倘使我们安然无恙，自然就不需要医生了。如果我们病了，就得向医生寻求帮助，好回归健康状态。
像这样的工作我的确可以设法搞定，但那只是极少数情况。早在1994年，当我带着一长串被教导绝不可忘记的知识——诸如库欣综合征、骨肉瘤或是过敏性肺泡炎——走出校门时，我就足以胜任这些工作了。教导我的有业内专家，也有热心人士，他们每个人都心急如焚，希望我意识到他们专业——其实是他们自己关注的疾病——的重要性（这是所有专科医生的通病，尽管他们不大愿意承认）。全科医生见到这些罕见病的机会不多，但我还是热切期望诊断出患者的问题，因为诊断和随之而来的治疗能切实改善患者的境遇，这就是我的快乐之源。以甲状腺机能减退症为例，该病的典型症状 [1]是体重增加、情绪低落、皮肤干燥和脱发：只要你足够敏锐地为患者做检查，就能凭借一两次血液测试和几片廉价的甲状腺素解决问题。类似案例还有抑郁症，它堪称医生最乐于处置的疾病之一。当最初那个坐在我身边痛苦不堪的人如今重新振作，变得乐观、幸福，我能从中获得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问题是我并不会经常遇到库欣综合征、骨肉瘤、过敏性肺泡炎病例或疑似病例。医学院教科书上记载的病例清晰明白，可它们几乎不会在现实中出现。相反，我所见到的是经历过可怕的丧亲之痛、生活无着的人，背负债务、彻夜难眠的人，还有在焦虑与恐惧中度日的人。教科书可能会提示我考虑抑郁症的可能性，可即使是书上强烈推荐的新式诊断量表，也无法解释患者为什么如此恐惧。还有些时候，患者诉称自己的腿在走路时总有若隐若现的疼痛感，有时候在膝盖以下，有时候又在膝盖以上——反正没有一种跟教科书里那些能够轻而易举地确诊或治愈的症状相符。
所以，医生到底是做什么的？有的医生认为自己身负神圣天职，理当花费毕生时间努力救死扶伤。可真相却难以启齿。因为高高在上的医学已经无孔不入，医生伤到患者的概率几乎和帮到患者的一样大，甚至更大。
怎么会这样？是因为强效药物的副作用？误诊？错误操作？抑或截肢截错了腿？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但在我看来，它们都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一切药物都有副作用，用药必须在副作用与药效之间作权衡。我相信医生评判药性的本领正不断精进，显然也会格外谨慎地开出处方。误诊呢？诊断本就是科学性与艺术性并存的工作，总会带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错误操作？人为错误率可以降至最低，但绝对不可避免。
上面这些都至关重要。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医学发生的最大改变在于，医护人员看起来铁了心要把健康人群拉进病房和手术室，把他们制造成患者。我们的目标不再是让患者好转，而是找到健康人群身上现有或潜在的疾病风险，即使他们身体状况良好、一点儿都不觉得难受。不是只有遭遇现实的身体或精神病痛，比如发现身上长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肿块或需要调整糖尿病用药时，人们才需要请全科医生的吗？
显然不是了。现在，医生的工作是做宫颈涂片[2]、抑郁症筛查，找出肾病或肠癌 [3]的早期征兆，推荐女性做乳腺X光检查，还有把人们推上体重秤。低风险人群做了数百万次的胆固醇 [4]、血压和血糖测试。专门医治“健康人”的诊所已经开张，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医生甚至把他们的生意拿到酒吧或足球场去宣传，好把触角伸向压根不觉得自己需要看病的人。这些人正是医学拓殖出的新疆域。
可这又有何不妥呢？医生想方设法预防疾病，患者把钱花在预防而非治疗上，这难道不好吗？那句中国古谚是怎么说的来着？良医治未病！
可惜我实在不能苟同。作为一名乐天派，如果我能从帮助健康人群谋划避免意外死亡的过程中得到愉悦，那简直是耻辱。我深感自己有责任帮助社会底层人士减轻卫生保健负担，倘若社会正义和医疗减负这两者我们都能做好，那我也许会欣然花费宝贵时间把街上的人们拉来，给他们戴上血压计的袖带。
然而，隐藏在预防背后的事实，却是医学肮脏的小秘密之一。例如，宫颈筛查项目制造出一大批“临界”或“异常”的涂片，导致女性不得不忧心忡忡地接受更多检查——事实上，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将自行恢复正常。我们为降低乳腺癌发病率想尽了办法，却没注意到最大的问题是乳腺X光检查带来的过度诊断——它已成为无形的“癌症”。我们把人们一次次拖进诊室，监测他们的体重、胆固醇或血压，却没注意到健康的最大影响因素不是医疗，而是经济条件、膳食水平、生活压力和工作环境。医疗才是焦虑情绪、无用诊断和让患者像没头苍蝇般在诊所乱撞的罪魁祸首。健康的人正成为患者，并将为此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那些真正深陷抑郁痛苦、发现身上有肿块或不巧罹患库欣综合征的人怎么样了？
可算讲到问题的关键了，这就是当下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5] （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本末倒置。在你身强力壮的时候，你将收到私人订制的信函、花哨的传单，并能享受专线咨询电话，然后得到亲切的建议，按照NHS的意愿去做一些筛查试验。
可你要是真的病了，情况就完全不同。对于紧张焦虑的人们来说，所谓的谈话疗法或许有用。但联系NHS通常是场噩梦：你也许得拨打数次电话之后，才有人回电为你安排评估会面。在评估会面中，你恐怕还得重新预约下次会面，还有可能被扔进等候名单。上了等候名单还没完，你得定期打电话过去，告诉对方你愿意继续等待。当你的名字终于到了名单第一行，你就又得反复拨打预约电话了，否则前功尽弃。
正常人要完成这一切已经颇具挑战性了，更何况是病痛缠身、情绪低落的患者呢，那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恐怕只有病得最轻的人才能获得些许帮助。
这就是NHS屡见不鲜的悖论：如果你病了，你得坚持不懈、一往无前才能得到帮助，全科医生想要顺利接诊也得如此。可如果你身体健康，你就面临着被各路检查和筛查宣告患病的危险，进而开始预防性用药或治疗，哪怕那些病你这辈子都不会得。
在本书中，我将尝试向以上风险中的人们阐明这一悖论的内容和机制。本书也是对选民、当局和政客发出的呼吁，恳请大家三思：我们到底为了什么、为了谁。
我真正想做的，正是我的孩子们所说的。也即作为一名医生，我至少应为治愈患者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1]症状，即显著异常或明显有问题的征兆，例如咳嗽、皮疹、头痛或乳房肿块。筛查试验不应面向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
[2]在宫颈涂片检查中，医生将利用取样刷从宫颈部位提取细胞（“涂片”），接下来进行显微镜观察。有的细胞变化可能发展成宫颈癌，不过大部分都将恢复正常。
[3]正常的体细胞按照一定规律新生和死亡，当细胞在失控状态下分裂和生长，就会导致癌症。有些癌症相当危险，可能转移甚至致命。其他的则生长缓慢，能够完全切除，也可能仅造成轻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