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四年过去了。

新安桥依然每天将古朴小巧的身姿投放在五彩云霞的天幕之中，清澈见底的河水静静流淌，不时荡过一两只尖尖的船儿。船上的人舞蹈一般摇着黑色的桨橹，唱着咿咿呀呀听不清词文的歌谣。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歌词，只是一种抒情的音律。新安河村这块桃花源般的土地，悠悠然如一幅灵秀的画轴，随着东方曙光的出现徐徐展开，显露出各色人等和色彩，直至暮色四合。即便在烟雨迷蒙的梅雨季节里，也自是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而这时的中国，以迅猛不可阻挡之势，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高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史称“文化大革命”。可在新安河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既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更没有资本家和反动学术权威。解放前是个纯粹的佃户村，连自己的田地都没有一亩。解放后也没有出过大人物，除了会计和端木槿，再没识字会打算盘的人。支书季洪兴算不得走资派，虽然解放前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但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甚至钞票都没有挣得几张，回到新安河的时候依然穷光蛋一个，充其量属于贩夫走卒。这些年他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有求必应，干群关系相当不错，没有任何人想抓他去游街戴高帽子。所以当革命的惊涛骇浪拍打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冲击力。连有阵子的“剪辫子运动”——所有女孩都剪掉了长发变成两把小刷子——，新安河姑娘们的头发安然无恙。那阵风波过后，姑娘们甩着大辫子走在横塘街上成了一大美景。

新安河人没有太多的想法也就没有太多的动力，年轻人除了戴个红袖箍，举着小旗子参加了几次镇上的游行之外，基本上还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和平日子。不是他们不革命，而是找不着革命的靶子，总不能把新安桥也当作“四旧”拆除了吧？除了这座不知道什么年代修建的老穹桥，新安河再也没有可以称得起“四旧”的东西了。

新安河真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摇着橹唱着歌，自给自足，往来耕作。

这天临近正午，支书季洪兴兴冲冲地朝着余家走来。季洪兴戴着一块有茶杯口那么大的毛主席胸章，沉甸甸的几乎要把他的衣服坠出一个洞来——费了天大的劲儿才从上级领导那儿得来的。他是共产党员，无论新安河有没有封资修，思想上都必须积极运动。他手里握着小红书，大步走着，迈进了余家的门槛。

“木槿，木槿！”

余家阿妈从灶房里跑出去，这个家无论叫谁首先跑出来的总是她。余家阿妈两手湿答答地滴着水，正在淘米。

“木槿搂络麻叶去了，支书，你坐。”

余家阿妈给坐下来的支书倒茶，季洪兴竖起两根指头伴着细细的水流笃笃有声地在桌面上敲击几下，他的确是个平易近人很有亲和力的村支书。

“找木槿什么事？”

余家阿妈放下茶壶。正值络麻落叶的季节，遍地都是金黄的阔大叶片，搂回来可作冬季最好的羊饲料。余家养着五只羊两头猪，个个膘肥肉壮。

“余家阿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村支书跑得口渴，放下小红书，端起茶杯一饮而尽，又赶紧抓起书两手工整地握住。

“木槿要到镇上宣传队里去了。”

“什么？”

正在续茶的余家阿妈半道上停止了动作，季洪兴望着她懵懂的脸得意地笑了。

“横塘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村终于也有一个能到上头参加运动的人了。”

“让她到哪里去？要离开新安河吗？”

余家阿妈却一脸惶恐，第二杯水倒得溢了出来。

“你呀，真是个落后分子，什么都不懂，我讲给你听。”

季洪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纸上有半页黑色的字，下面还有一个鲜红的圆形印章。他本想展开来让余家阿妈亲自看，却想起她不识字。自己也不识字，没办法读给她听，只好任纸摊在桌上，清一清嗓子，口头传达刚才通讯员所说的事情。

“横塘区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各个公社挑选优秀的文艺人才。咱们公社选中了木槿，所以木槿要代表全公社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

支书说完，兴奋地又端起杯茶，抬头一饮而尽。

余家阿妈却一点儿也不兴奋，她没有参加大革命的热情，更不愿让木槿离开新安河。

“支书，你忘了，木槿明年要满十八岁了。”

“十八岁怎么了？十八岁就不能革命了？‘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全国人民都在热火朝天地搞运动，外地的老头儿老太婆都在跳忠字舞，只有咱们这里落后。”

“快十八岁了再让她出去，万一……”

“万一什么？你想得太多了，哪有那么多万一。木槿来了四年，一直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早已经是我们新安河的人，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她哪里想过要走？再说户口在这里，想走也走不脱啊。”

“那也不能让她出新安河村，出新安河村我不放心。再说，我们家有这么多的猪和羊，她走了谁去割草？”

季洪兴听完这句话，一张本来乐呵呵的面孔板了起来。这位村支书是轻易不板脸的，一旦板脸便相当难看。

“你这是什么思想？真该进行批斗！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斗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闪念不知道吗？她不光是你余家的人，她还是新安河村的红卫兵。新安河村归公社管，公社归区里管，区里点名要她，谁敢反对？反对区委会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想被拉出去游街吗？”

关键时刻村支书不得不上纲上线了，而游街挨斗是所有人惧怕的事情。

“人家倒灶！我们吃自家的饭做自家的事，碍了别人啥个事情？为啥要斗我啊？”

余家阿妈叫了起来，她不是胆小的女人，她们家也不是地主富农，谁也不能打倒贫下中农。当然，她也知道公社和区里掌管着新安河的生杀大权，可是木槿是余家的人，余家对她也有权力啊，不相信不去那个什么宣传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可是季洪兴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动心了。

“木槿去宣传队以后，实行同工同酬，按男劳力计算，每天可以拿到十个工分。”

木槿自户口落在新安河就跟着妇女们下田做生活了，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是妇女劳力中的半劳力。一年以后长到四分，大半劳力，去年才拿到妇女劳力的最高五分，这是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就有的约定俗成。无论她多么地会写字多么地会算账也轮不到她当会计，她当了会计会计去干什么？只能临时帮忙，挣几个加班工分。而余家的男劳动力，两个儿子虽然都领到了最高十分，老头子却从十分跌到了七分。农田里的生活太重了，特别“三夏三秋三抢”的时候，特高强度的劳动和特高温度的天气，常有人被放到门板上直接送到镇上抢救。但凡儿子领到了十分的老子们，便可以享受黎明时分去横塘镇捧着宜兴小茶壶喝茶的待遇，不再做重体力劳动。工分是社员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谁家都想拥有得更多，精于掌家过日子的余家阿妈更是如此。

“真的能拿到十个工分吗？”

“肯定真的，我专门问了通讯员，他说通知上写着呢。”

说到这儿，两人又一齐去看桌上的通知书。看了半天，季洪兴终于用指头点住了一处地方。

“这里这里，这两个字就是‘十分’，区里果然专门给规定好了。”

他的确认识那两个字，因为他不是脱产干部，只要不去上级开会，每天也要换上破衣扛着铁耙和社员们一起下田做生活，然后晚上拿着本本去记工员那儿记工分。

“那好吧，等家里人回来，我们商量一下。”

余家阿妈口气松动了，支书却不满地瞥了她一眼。

“有什么商量的，天大的好事。再说这是区委会的通知，是革命的需要，是命令，不是来和你们商量的。”

“你们不会改变上级的政策吧？”

余家阿妈还是有些不放心，担心那个“十分”能不能真正兑现。

“放心吧，我做事没有差错的。”

支书的确是个做事十分牢靠的人，这点新安河人从不怀疑。季洪兴喝完最后一杯茶倒背着手走了，每当圆满完成一件上级交给的任务时，都会有这种志满意得的感觉。

那张有着大红印章的通知书端端正正地留在了余家的桌子上，余家阿妈久久地望着它，不知是喜还是忧。

第二天下午，新安河余家的姑娘端木槿背着行囊走进了横塘镇。

年轻的姑娘脚步轻盈地踏在石板路上，长辫子一甩一甩甩出了最美年华的风韵。四年了，除了新安河村和横塘镇上的这条街道，她没有去过任何别的地方，连抬头就能望见的孤山都没有登过，只听说上面的梅花开得海洋一般灿烂。从天亮到半夜，一年四季都在忙。但对横塘镇上的这条商业街却十分熟悉，家里需要什么零散东西基本上都是她去买来，因为她跑得快。街中间的石板路永远水湿淋淋，踏上去空咚空咚地响，好像步步踩着鼓点。走过茶馆、肉铺、干果店、酱菜园，门口竖着一块大牌子的是回生棉花店。所谓回生棉花，就是把大工厂里的棉布边角料重新弹轧成松软的棉花，让当地农妇加工成粗织棉布，用作某些产品的里子。横塘镇周边的妇女每年不知要从这里背走多少棉花，日日夜夜地织啊纺啊，纺得人拉着棉线打瞌睡。然后将一匹匹色彩绚烂的粗布，换成家中的零用钱。

人是群居动物喜欢扎堆，年轻的姑娘更是如此。新安河村的姑娘们一般都集中在农花家，农花家有着全村最大的客厅，两壁厢排开十余部纺车，一齐转动的时候，简直是座棉纱加工厂。最中间的位置谁也不争不抢，那是木槿的专席。为的是让她能够为大家在深夜昏昏欲睡时讲故事提精神，或情绪高涨时带领着引吭高歌。四年来端木槿不知道给新安河的少男少女们讲了多少故事，所有能记得的小人书都讲遍了，连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都讲了出来。也不知教他们唱了多少歌，小学一年级时候史老师唱的“大公鸡，喔喔喔”也都教了出来。歌声磁石一样把新安河连同周边村庄的小伙子都尽数给吸引过来。按照当地风俗，小伙子们无须掩饰自己的所爱，想尽一切办法与纺纱女们挑逗打闹，把农花家搞得鸡飞狗跳。所有的凳子都是坏的，一只四条腿的都没有，门槛上挤满了人。农花的爸妈不但不着恼，反而乐在其中。这是无上的光荣啊，说明他们家的姑娘最好。农花阿妈每天晚上都要想着法儿给大家做点心，不是炒蚕豆就是炒年糕，蚕豆年糕都没有了的时候就刨甘蔗煮芋头。农花、香仙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名花有主，只待够了年龄举办喜事。连小两岁的文妹也被人追成一窝蜂，唯独没有人瞄向端木槿。虽然也和她打闹取笑，但绝没有那层意思。对于这点，端木槿相当有自知之明，虽然她也早就归类了新安河姑娘，但农花她们是土生土长货真价实的新安河人，而她是半道上杀出来的程咬金，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就像她算盘打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会计。小伙子们喜欢的是本地姑娘，她只是她们的陪衬，论到真事上自有分晓。而且，在她从小跑江湖的人眼中，男女没有什么不同，只要相处得来。就像小时候与人打架，或者少先队集合开会，纯属纪律和性情，不讲是男是女。更何况，上海比她大八岁的二姐还没有谈婚论嫁，她小得连想都不会去想那个问题。端木家的女孩一概智商高情商低，属于天生不肯开瓣的花。所以，她能系紧了腰带和新安河的半大男孩们摔跤撂跟头，撂得一圈人齐声喝彩，却不会产生丝毫别样情愫。

此时，背着行囊走进横塘镇的端木槿正路过回生棉花店，习惯性地扭头看了看里面。几个女人正在柜台上换棉，今天卖的是紫罗兰色的棉花，织成布一定非常好看。纺纱织布常常累得两耳轰鸣胳膊如断下来的一般，但还是很高兴。因为这是仅凭个人能力就可以挣得到钞票的活计，极有成就感。兄弟姐妹几个都大了，费用也越来越大，她应该努力帮助家中增加收入。

前面是布店和绸缎庄，每次路经这里，都会想起第一次拥有的那么多美丽衣服。被人疼爱的感觉是幸福的，穿上新衣的感觉是兴奋的。现在身上的这条裤子，还是那次买的凡尔丁呢。裁做的时候就考虑到人会长高，做得长大了些，去年把裤边放开来，穿的时候再把腰带稍微往下松一点儿，就看不出毛病了。如果说那时候还在为是童工还是女儿的事情纠结，现在这个问题早已不存在了。四年的光阴把她完全融入了这个温暖和谐的家庭，她就是洪仙的阿姊余家的女儿，同所有兄弟姐妹一起，相亲相爱共享着生活的快乐，也竭尽全力分担着家庭的重荷。

农家自有农家乐，像村前万年不变的河水，自自然然，顺理成章。

宣传队地址注明越剧团排练厅，横塘原来有个不错的越剧团，能够演出《碧玉簪》《红楼梦》等许多剧目。所以农花她们别的艺术不懂，独独知道“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文革”不久剧团就解散了，听说有些人还被关了起来，可惜端木槿没有捞到看一回。也不知道排练厅在哪个方位。问了一下路径，人家告诉她沿着小河往上走，越过一座桥，再穿过一条巷就到了。于是她沿河而上，走着走着便看到了桥，不是一座而是两座，精巧玲珑，并排而立，一边上一边下，如同上下道。这座桥上的人可以和另一座桥上的人搭话，然后摆摆手各自走掉。她笑了，真有趣，以前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好地方呢？

下了桥东张西望，果然有条小巷。小巷弯弯的很是深邃，大概七八分钟才穿了过去。过了深巷依然不知道排练厅在哪儿，正想再打听一下，却忽然听到一缕游丝般的乐声。她神情一振，像听到了金钟玉磬，倏然四顾。乐声若有若无断断续续，但她还是准确地捕捉到了旋律。小提琴，不错，是小提琴！凤鸣中学，国旗国歌少先队，班主任刘老师，这些久违了的字眼一下子蹦了出来。霎时忘记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了，只顾循声寻去。琴声越来越近，是座高大的花栅栏门，门没有关，院里空寂无人。隔门望去，里面有座很大的建筑，矗立在三层青石台阶之上，两扇巨大的木门紧闭。走得越近听得越清晰，琴声正是从门缝里透泄出来的。那是一支刘老师常拉的曲子，委婉而缠绵。尘封了多年的校园情怀一下子被这熟悉而久违的旋律撞开，汹涌澎湃地涌来，泪都快下来了。她不顾一切地伸手推门，竟无声地推开了一道缝。从缝中悄悄挤进去，站在那里就此不动了。

里面是个十分阔大的空间，有个人正站在中央空地上独自拉琴。侧面望去，人很年轻，挺拔的身材，优美的站姿，双目微微下垂，神情专注而沉静。琴弓在琴弦上舞蹈般滑动，流泻出一串串细腻而动听的旋律。端木槿静静地听着，明朗的高音响起，她似乎看到了风和日丽的草桥亭畔，看到了十八里相送的依依惜别。继而一连串碎奏断奏，是激扬卓烈的抗争和悲诉，迸出银瓶乍裂般的凄厉哭声。而后，在舒缓而华丽的尾乐中，一切复归安祥平静。有对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升华到了奇妙的神话世界。刘老师对同学们讲过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那时年龄太小，只知道好听，远不解个中滋味。此时的端木槿已长成三春婀娜的杨柳，每根发丝都飞扬着青春的萌动。她的心与琴声一同经历着欢快与深情、哀怨与悲怆，眼中蒙着泪雾，不由得随之伴唱起来：

彩虹万里百花开

花间彩蝶成双对

千年万代分不开

梁山伯与祝英台

一曲尽了，她依然呆立在那里，口中喃喃：

“梁……祝。”

青年也伫立在那里，口中喃喃：“梁……祝。”

都还在曲中沉迷徘徊。

一秒，两秒，或者是五秒，两人对视了。

端木槿一下清醒过来，想起自己擅闯了人家的领地。

“对不起，我走错地方了。”

她满脸通红，转身就走，像个被人发现了的小偷。慌忙中肩上的包裹被门别了一下，但还是迅速闪了出去。并以惯有的速度跳下三级台阶，像只林间的松鼠。

“你是来宣传队报到的吗？”

后面传来一声非常好听又非常温和的男中音。

她一下站住了。

青年已经追出了门口，站在上面微笑着望她。

“这里就是宣传队。”

她倏然转体，果然看到门旁立着一块“横塘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牌子。该死，刚才怎么没看见呢？她慌乱地点头，“唔唔”两声算作应答，甚是尴尬。

“你是端木槿吗？”

“你认识我？”

端木槿惊讶得眼珠都要掉下来了。

“咱们见过面，四年前在新安河上，你唱着《我的祖国》。”

端木槿想起来了，那次洗衣唱歌的时候，对岸堤坝上有个人在鼓掌喊好。当时隔着一条河，看不清眉眼，只记得是个年轻人，高瘦的个子，一只脚点地一只脚踏在蹬上，原来是他！现在只隔着上下三步台阶，几乎脸对着脸，看得太清楚了。不过二十多岁的样子，骨骼清奇，面容俊朗。雪白的衬衫潇洒地扎在藏青色的裤子里，更显得玉树临风儒雅端方。端木槿心中不由得暗暗赞叹：好个钟灵毓秀的人物！怪不得躲在里面拉《梁祝》，就是个现代版的梁山伯嘛。

端木槿笑了，本就不是腼腆人，此时更像遇到了故友。

“是你呀，你怎么在这里？”

那人也笑了，从上面跨了下来。

“我叫吴奎。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现在毕业了，被派到这儿负责宣传队。”

端木槿立刻明白她能来到这里的原因了，仅凭几年前一句简单的问答便记住不忘，可真是个细致的人。端木槿不禁感动起来，想到人家是领导，应该有一声尊称。可是这方面的知识实在有限，不知该叫队长呢主任呢还是书记，更或者是老师，支吾了一阵什么也没叫出来。

“咱们进去吧，把行李给我。”

吴奎接走了她肩上的东西，接的时候把她的一根大辫子从包袱套里轻轻掏出来，又轻轻摆放到身后。虽然仅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却让端木槿心头一阵温热，应该叫他大哥，这是个和气得像邻居阿哥一样的人。

两人开始往里走，排练厅真的很大，有农花家客厅的五倍，莫说摆纺车，排兵布阵都绰绰有余。四周靠边的地方有着许多小门，大概原来是演员们的宿舍。有个地方还岔开去一条短道，通向最里面的餐厅。工作、休息、用餐为一体，非常方便。再抬头看，房顶上分布着七八对双节日光灯，如果全部打开肯定赛过太阳。太好了，夜间织布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她已经完全习惯于用新安河的标准去衡量一切。

吴奎把她带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充满文艺气息，堆放着许多彩绸彩花丝弦锣鼓还有服装。一杆卷起的红旗竖在墙角，不用说那是队旗。端木槿顿时童心大发，伸着手一路抚摸过去，摸了彩绸摸纸花，拿起一顶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就往头上戴。真好啊，恍然回到了凤鸣中学，她是学校文艺演出队的骨干，每次晚会都会粉墨登场，还与刘老师一起演唱过《北风吹》。放下帽子转到锣鼓家什那儿，十分手贱地拿起小锤就敲，顿时“当当”两声大响，吓得她赶紧把铜锣贴在肚子上捂住了。

嗨，多动症又犯了。

吴奎正在为她倒水，听到锣声回头看她，她正往外吐着舌头一脸怪相。吴奎笑了，是个顽皮的丫头呢。

“休息一下吧，喝点水。”

吴奎把搪瓷茶缸放在桌上，顺手拉过来两把椅子。茶缸上有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现在但凡能印上字的物品都有这种字样，比如胸章和肩上的背包。端木槿终于老实下来，像当地人一样竖起指头轻轻敲击桌面，同时注意到了吴奎的手。好奇心又大起：世界上还有这样精致的手？十根指头柔润细长，羊脂玉雕出来的一般。这样的手只能看不能用，碰一下都怕要碰坏了。刘老师的手指也柔软细长，但干巴巴的没有这般滋润。

“端木槿同志，你是第一个来报到的人，欢迎你。”

吴奎坐到她的对面，算是正式接待。他说的是普通话——南方人说普通话比较困难，总改不掉舌尖音，他却说得十分标准。加之性情温和，简直好听极了。他的笑容也很独特，朴实无华却有极强的感染力，让人的心一下子平安宁静起来，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一起微笑。端木槿相信，这么个性情柔和的人，即便从他手里抢东西，也不会与人发生争执打架。

唉，怎么又会想到争执打架呢？都是小时候打架打惯了。

“你怎么认得出是我呢？”

端木槿捧着茶缸，好奇地问。

“你的嗓音呀，你的嗓音与众不同，高亢明亮，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你把《我的祖国》唱得那么热烈深情，如果配上伴奏，效果会更好。刚才的《化蝶》就唱得很好。”

吴奎望着她轻缓地回答。此时的吴奎也在心中暗暗赞叹，赞叹面前的这双眼睛。无论她的穿着多么像村姑，她肩头的行李多么老土，她的两只手多么粗糙，都难以掩饰她眼中闪烁的光辉。这双眼睛里太有内容了，聪颖灵透，热情奔放，还有点儿小小的狡黠，这是个非常具有个性的女孩。

端木槿听到夸她的嗓音，极为兴奋。她的嗓子真的受过训练，她是刘老师的亲授弟子，刘老师科班出身，声乐器乐皆出类拔萃。不过《化蝶》属爱情歌曲，不是她应该唱的，却不知怎的就从心底流唱出来了。十七岁的端木槿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跨进了青春门槛，不再是中学生而是青年人了。

吴奎打开花名册，拧下笔帽在“端木槿”的名字那儿打上一个对号，横塘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将有三十四名正式队员。

坐在那儿，端木槿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

“我来的时候，我姆妈问有没有节假日，是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回家？”

但凡姆妈交代的，都必须认真对待，她是忠诚于余家的孝顺女儿。

“你姆妈？”

吴奎很深刻地向她看了一眼，钢笔在玉雕般的指间不动了。

“你是本地人吗？”

“是啊。”

端木槿毫不犹豫地回答。从十三到十七，在可塑性最强的四年中，她早已彻头彻尾新安河化。比如看到明亮的日光灯就想到纺纱织布，比如竖起指尖轻击桌面以示谢意，都不是北方学生的意识行为，而她早已习以为常。

吴奎不置可否，只以他特有的温和方式又笑了一下，合起本子转移了话题。

“你怎么知道《梁祝》？你也会乐器？”

这句话让端木槿忆起久已忘却的凤鸣中学。

“我的班主任毕业于艺术学院，会拉小提琴。我呢只会听，不会拉。我要跟他学，他说我还有其他功课，长大一点儿的时候再教我。哎，吴奎同志，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本地人？”

端木槿潜意识中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她的底细，但面对这样一位彬彬有礼的诚实人，不可撒谎耍花招，想撒谎也撒不过去了。

吴奎笑了，出乎意外地伸出手来，拿指头轻弹了一下她的额头。

“四年前我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你那声‘我叫端木槿’，就暴露了你是北方小丫头。”

端木槿呆了一呆，刚到新安河的时候，她的确还是个小丫头，也不会说当地话。原来四年前吴奎就知道她了，他们不是一见如故，而是一听如故。天下竟有这般奇妙的事情，不禁高兴地拍着巴掌大笑起来。

“你还记得呀？我那时候的样子是不是很像傻瓜？”

她想起了自己穿着姆妈肥大衣裤的可笑模样。

“一点不傻。”

吴奎笑笑，不知道为什么又盯了她几眼，似有话说，盯得她有些发毛。

“怎么了？又有哪儿不对头吗？”

她瞧瞧自己又瞧瞧吴奎，好像担心又要被人说膏药味儿。

“是有点不太对头。”

吴奎不笑了。

“哪儿不对头，告诉我呀。”

“你的辫子。”

“辫子怎么了？”

“辫子太长了……”

她摸过来自己的辫子。从小学就开始留辫子，十年了，长及过腰，好看着呢，心爱着呢。姆妈经常帮她梳头，娘儿两个都非常享受。但是，她明白吴奎没有说出来的下半句：上台演出不方便。的确演出不方便，现在舞台上都是两把小刷子，这么长的辫子大大地不协调。

她撅起了嘴，手里攥着辫梢不再理睬吴奎，吴奎也不再说辫子的事。坐了片刻，吴奎又拿起她面前的茶缸再去倒水，背着行李走了那么远的路，肯定很口渴。吴奎倒水的时候是背对着端木槿的，耳朵里似乎听到了点儿响声，但没有在意。人家是姑娘，哪能时刻盯着呢。谁知倒完水转回身来，却惊得一声大叫：

“你想干什么？”

端木槿直直地站立着，手中举起了一把雪亮的剪刀，裁纸花用的新剪刀。

“剪辫子！”

“别……”

茶缸里的水泼了出来，烫着了吴奎的手。吴奎来不及管手直冲过去抢救辫子。已经晚了，齐刷刷断下来的一根长辫握在了端木槿手中。

“不可以的，太可惜了！”

吴奎失声连叫，既吃惊又惋惜。再看端木槿，少了一根辫子的模样像战场上被砍断了一条胳膊的伤兵，很是有些惨状。

“可惜什么，剪掉还会再长，不就是头发嘛。剩下这根是你帮我剪还是我自己剪？”

端木槿看向吴奎。吴奎迟疑了一下，接过剪刀，先打开她的发辫，又找了把梳子，轻声埋怨着。

“要剪也得梳齐了再剪呀，狼牙犬错的，性子太急呢。”

端木槿在咔嚓咔嚓的剪刀声中笑了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天黄昏，横塘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全部到位，外加两位炊事员。大部分是镇上的待业青年，只有六位像端木槿这样的彻底农民。大家集合在排练厅里开始分工，有器乐有声乐有舞蹈，当然不会分得太清，歌舞混在一起，乐队也是美工，必要的时候队长吴奎也会充当群众。不过，多数人没有基本功，连挺胸收腹抬下巴的站姿都需要从头学起。

散会的时候，吴奎小声对端木槿说了一句话：

“不要告诉别人《梁祝》。”

那口气，好像他们已经是高山流水。

端木槿笑着点点头，明白。《梁祝》是头号资产阶级大毒草，广播里讲过的。她喜欢做点小小的违规违纪的事儿，这个看上去循规蹈矩的队长吴奎也会办点儿偷事。

她蹦跳着进了自己的宿舍，进门便做了个漂亮的云手。同屋的女伴惊讶地望着她：“原来你会表演呀，快教教我。”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生事物，雨后春笋般产生，从公社到县城甚至某些小小的单位都可以成立。有的十几人，有的五六人，打一面绣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旗，往有人的地方一插，唱几首歌，做几个“巴扎咳”动作就行了。但那些只能算小股游击队，像横塘区这样近四十人的队伍才算得正规军。队长吴奎十分专业又十分敬业，带着队伍边排练边演出，还去别处观摩，以求达到更高水平。空闲的时候就练琴，只是不再拉《梁祝》。但不管拉什么，队员们都爱听。特别是端木槿，只要听到琴声响起便会立刻安静下来，痴痴地听着，似换了个魂儿，悠悠然被带进一个美妙的世界里去了。

端木槿自然而然地成为台柱，她音色明亮，多高的调门都能上得去。在扩音器远没有普及的年代，她富有穿透力的嗓音足以灌满全场。她还能舞，从小练的就是手眼身法步。虽然只有幼时的几年功夫，但毕竟是扎实的童子功，某些动作还是可以做到的，比如下腰，比如劈叉。车轮翻练了几天也能够翻得又圆又快直如车轮翻滚了。这些花拳绣腿打架不会管用，用于舞蹈却效果非凡。横塘民间几乎没有武术，看到翻车轮就激动，特别是女子翻腾。端木槿往往在最后时刻跃上队友们的肩头，一起完成群雕般的集体造型，然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闭幕。还有一件让她非常高兴的事情：队员们在吴奎的要求下必须全部说普通话，使得这支队伍显得非常有修养非常有素质，充满了浓浓的文化气息。没有人叫她木槿，只叫端木。她觉得似乎拥有了两条生命，一条是新安河余家的女儿木槿，一条是凤鸣中学臂佩三道杠的端木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