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党纪处分条例》的历史发展

一、1997年版《党纪处分条例》

199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共三编十三章一百七十二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对党内各种违纪行为及其处分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要求全党自发布之日起贯彻执行。它将违纪分为七大类：一是政治类错误；二是组织、人事类错误；三是经济类错误；四是失职类错误；五是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类错误；六是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类错误；七是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类错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是关于党的纪律最具体、最系统、最完整的条规，是党内处理违纪案件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它的发布是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使党的纪律建设逐步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举措。

二、2003年版《党纪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存在一些需要与时俱进的地方。经过修改完善，2003年，党中央正式发布施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3年版《党纪处分条例》共一百七十八条，将违纪分为九大类：一是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二是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三是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四是贪污贿赂行为；五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六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七是失职、渎职行为；八是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为；九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版《党纪处分条例》的特点是里面用了很多法律条文，如贪污贿赂行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等。2003年版《党纪处分条例》适用时间较长，从2003年到2015年的十几年间，该版《党纪处分条例》未作修订。

三、2015年版《党纪处分条例》

党的十八大后，随着从严治党工作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推进，2003年版《党纪处分条例》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是，党内规则与国家法律之间的界限不明，党规党纪采用过多的法律规定。换言之，2003年版《党纪处分条例》中的许多规定与法律条文之间相互重复，党纪处分的性质无法得到彰显。

2015年10月，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即2015年版《党纪处分条例》。这部《党纪处分条例》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从原来的三编十五章一百七十八条缩减为三编十一章一百三十三条。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般而言，规定的完善往往意味着内容的增加，内容增加表现为体系的扩充和条文数量的增加。为什么2015年版《党纪处分条例》会大幅度缩减内容呢？原因有三：其一，2015年版《党纪处分条例》将2003年版中与法律相重复的条文删掉了；其二，2015年版《党纪处分条例》中将原来的九大纪律整合为六大纪律，即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其三，2015年版《党纪处分条例》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理念，为此不仅要去除与国家法律重复的内容，实现纪法分开，而且要把政治纪律细化、具体化，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要求转化为纪律规范，体现作风建设最新成果，使党的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和全体党员的行为底线。

2015年版《党纪处分条例》的主要变化在于：第一，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成果制度化，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第二，把党章、党中央的纪律要求，以及其他党内法规的纪律规定，整合为六项纪律，由此划分出《党纪处分条例》分则规制的六大类不同性质的行为；第三，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调政治纪律在六项纪律中的基础性、首要性地位。第四，在内容上落实了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体现了党纪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以及全体党员的行为底线意义。

四、2018年版《党纪处分条例》

时隔不到三年的时间，2018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其原因在于，党的十九大后，我们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过去，我们讲到党的建设主要是五大建设，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了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的问题，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纪律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继2015年修订《党纪处分条例》后，我们党对纪律建设的认识和成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以说，2018年新修订的《党纪处分条例》，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适应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全面从严治党，加强纪律建设的再部署、再动员。与2015年版《党纪处分条例》相比，2018年版新增十一条，修改六十五条，整合了两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