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所用语言材料的说明及凡例

一、选用文献材料的种类

本书引例所取文献资料大致可分为几类：

（一）敦煌吐鲁番文书，包括变文、歌辞、愿文、社会经济文书。

变文主要取自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此书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较之此前多种变文校录，在写本原卷的校核、俗字的辨认及处理、俗语词的诠释等方面都能荟萃各家之长并迭出新见，堪称后出转精，为我们引文首选。但其中《庐山远公话》《茶酒论》等篇，原卷标明记于宋太祖开宝初年，超出本书研究范围，一般不采用，偶有引用会加以说明。此书阙如的篇目，少量酌取《敦煌变文集》及《敦煌文学作品选》《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附录）》之例。歌辞及愿文分别选用《敦煌歌辞总编》及《敦煌愿文集》。社会经济文书多转引自洪艺芳《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之量词研究》及《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之量词研究》。

（二）佛教典籍与释家语录，包括《祖堂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六祖坛经》《大唐西域记》等。

本书引用《祖堂集》取自张美兰《祖堂集校注》，该书为作者积十多年研究心得、参照多种校本整理的结晶，详审可信。29引用《神会语录》《六祖坛经》《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均采自《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大唐西域记》用例引自季羡林等著《大唐西域记校注》。

（三）唐五代诗词，选用《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全唐诗补编》《全唐五代词》《王梵志诗校辑》及《古谣谚》中相关资料。但作者时代可疑者不选，如吕岩。

（四）史书，包括：1.本期人写本期的《隋书》《旧唐书》；2.本期人写前代的《南史》《北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3.后代人写本期的《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其中以第1类为主。

（五）经典注疏，主要是唐孔颖达、贾公彦、徐彦、杨士勋等分别对《易》《诗》《书》《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左传》《公羊》《谷梁》等典籍所做注疏以及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

（六）小说、文集，其中有些原书已佚，则尽可能采用比较可靠的点校本，如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及“古体小说丛刊”等系列的校本。个别作品因搜寻不便，采用了宋人所辑《太平广记》之材料。

（七）碑帖（如法门寺出土唐塔碑铭等）及医药等方术类书籍。

二、说明

以上各类材料口语化程度不同。研究隋唐五代语言史，敦煌变文、释家语录等最接近口语的文献当然为首选材料；不过，本书以量词为考察对象，而量词的基本属性是“能够放在数词后头的黏着词”（朱德熙1982：48），在句中只出现在较为封闭的结构内，如“数量名、名数量、数量”，“指量、指数量、指数量名”或“动（宾）数量、数量动（宾）”等，这是一种短小、相对独立的结构，而量词本身跟句中其他成分在语法上没有直接的关联与呼应。因此，与近代汉语里发展较快的各种助词、语气词相比，量词的使用受整个句型变化的影响较小。甚至语体也只能影响到量词的多寡而非有无。新兴的语气词或结构助词只能出现在口语化的句型中，新兴量词受到的限制则不会这样严格。如文人小说书面语色彩很浓，其中极少会有新兴的助词、语气词，但却有本期新产生的量词，如个体量词“蒂”量瓜果花朵未见于隋唐之前，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就有多例，而且这本笔记中频频出现的量词达数十个。这说明量词使用在当时语言中已形成规范，文人写作也难以完全轻忽。所以我们也采用了笔记、小说、散文作品及史书的材料。关于如何看待史书语料，汪维辉先生在《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一书概论里指出，唐朝的史家在用语上往往“显得拘谨和求雅，所以唐修正史中，‘改俗为雅’的多，‘改雅为俗’的少”。一般地说“史书中出现的那些俗语俗词，大多是保存前代的原貌，较少出自后人的改写。我们可以拿来作为所记时代的语料使用……”。宋代史家的写作习惯我们没有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故把唐人所撰的《隋书》《旧唐书》作为本期语料，唐人所撰前代《南史》《北史》和宋人所撰《新唐书》等作为参照材料，选用相对较少。经传注疏往往包含以当时的“今语”解释古语的内容，有时，从唐人跟汉魏以降历代经师注释用语的比较中亦可显现唐代量词用法的新变化。诗歌虽受格律限制，但如前所述包含量词的各种结构都比较短小，完全可以嵌入诗句里，所以诗词，特别是白居易、王梵志、寒山等人以口语入诗的作品都是有价值的。有些材料如经济文书、法门寺唐塔出土“衣物账”之类大量使用量词，是当时实用的账单，可信度更大。医药等方术书有些特殊用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科技术语”，也包含较多量词，这些都是需注意考察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个可能容易被忽视的现象：不同类型的文献使用量词的范围有别，不同作家也有各自的习惯或偏好。如量词“件”有多种功能，总的使用度也很高，但《全唐诗》所收的48900多首作品中竟然一次都未出现。敦煌文书、《祖堂集》等口语化文献中，量词“事”称量对象都是具体事物，如衣、袈裟等；而史书、韩愈文中则多以“之”称量抽象事物。又如“头”，在口语文献中常限用于牛、驴等，与现代普通话相近；而在小说等文人作品中却可量多种动物，最突出的是《酉阳杂俎》，见前文第一节。这恐与作者个人方言或习惯有关。选用多种文献可以尽可能避免遗漏本期存在的量词，较为全面地了解其在本期的面貌及发展状态。

限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将有价值的资料尽行检阅。如一部分有价值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因不暇一一考校时代，只能放弃。又如《大藏经》外佛典，特别是盛行于唐五代，面向庶民百姓的“疑伪经”，因非直译自佛经原文，口语化程度更高，我们也没能采用，只能留下遗憾了。

三、凡例

（一）本书一般采用简体字，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标准。文献中出现的不同字体，除一般繁体字改为简体外，还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原文里的一般异体字均改为规范字，如“徧”“盃”“迴”分别写作“遍”“杯”“回”，不再注明原字。

2. 敦煌变文及文书、禅宗语录等录自手写本的文献中往往有不规范的俗字、错字，为反映俗文学语料的原貌予以保留，在标题后加括号放在其他文献中出现的规范字之后。如第二章第十九节“五、饼（併） ”，第三章第三节“二、簇（蔟、） ”，在例句中则各依原文照录。

3. 历史上音或义曾经有别，至隋唐已经混用者在分别说明源流后，标题用现代规范字，其他加括号附于其后，如第四章第二节“个（個、箇）”，例句中一律采用现代规范字“个”。

4. 有些现在仍为相互独立的同音词，但在某一义项上相同、相近或分别为本字及后起字。二者在隋唐五代如果是用法相同的量词，则在词条标题上列出较习见者，另一个加括号附于其后，例句各依原文照录。如第六章第一节“三（十七）勺（杓）”、第八章第一节“九、返（反） ”。

（二）本书常引用的文献及简称详见《引用书目及简称》，史书及个别较少引用者未列入其中，则注全称，加书名号。此外还有几点说明如下：

1. 取自《全唐诗》的诗及唐五代词在其后括号内只写作者名、逗号、页码，如：“浮世若浮云，千回故复新”（于武陵诗，6890），“几回攀折赠行人，暗伤神”（毛文锡词，10087）。取自《全唐诗外编》《全唐诗补编》者除以上几项外，分别加注“唐外”及“唐补”，如：“一片孤帆无四邻，北风吹过五湖滨”（包佶诗，唐外397），“青菰八九枝，圆荷四五叶”（钱徽诗，唐补1028）等。个别例句为便于理解内容加注了诗题，如“一架三百本，绿沉森冥冥”（皮日休《新竹》诗，7023）。

2. 选自《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中《游仙窟》《神会语录》《六祖坛经》《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各书之例分别注为游仙窟、神会、六祖、入唐”，后加逗号、“近代”二字及页码，如“其时园内，新果万株……（游仙窟，近代19）”“所畜奴婢，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二人（入唐，近代145）”等。选自《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者注书名，后加逗号、“大观”及页码，如“只如张道符、牛业、赵璘辈三数人足矣，使朕闻所未闻。（《因话录》，大观839）”。

3. 选自洪艺芳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之量词研究》及《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之量词研究》之例分别注为“敦煌文书A页码”及“敦煌文书B页码”，不加逗号，如“壹阡壹伯玖拾伍只弩箭。（敦煌文书B165）”。在这两本书中出现的吐鲁番文书另加说明为“吐鲁番文书、逗号、洪书A/B页码”，如“瘦马肉两腔……（吐鲁番文书，洪书A277）”。

4. 其他不含多种著作或多人诗文的文献，如《敦煌变文校注》《祖堂集》及笔记小说等，在引用时只注明简称及页码，中间不加逗号。如“六师自道无般比，化出两个黄头鬼。（敦校566）”“此僧合唤转，与一顿棒。（祖205）”“忽有飞虫五六枚……（酉202）”。

5. 如无特殊需要，引文排列先后顺序大致如下：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禅宗语录、其他近代口语资料、唐诗、唐五代词、史书、注疏、小说、文集。

（三）常用参考文献中，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简称“刘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简称“段注”，《十三经》中孔颖达、贾公彦为各书所做注疏分别简称“孔疏”“贾疏”。

1 吕先生是从每个单词归类的角度而言。至于个体量词是否具有名词性特征，有无“轻名词”一类，则是现代汉语量词语法特征问题，另当别论。（见董秀芳2013；安丰存、程工2011）

2 见《北京官话支那语文法》，日本大正八年（1919）出版，转引自黎锦熙、刘世儒（1978）。

3 转引自贝罗贝（1998）。

4 黎锦熙在《论现代汉语中的量词》（1978）一书的《后记》中说，刘在距当时十年前所写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里说过陪伴词作用只在陪伴名物，不核算分量等，“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的，应该加以修订”。该书系黎、刘二人合作，《后记》虽标明“黎锦熙校补后记”，但应能代表刘的观点。

5 转引自金福芬、陈国华（2002）。也有个别中国学者持相同看法，如郭绍虞 （1979）认为：“量词之起，可能由于汉语同音词太多的关系。如果用了量词，就分得清 楚了。”举的例子是“一本书”和“一棵树”，“三件事”和“三个字”，然而“书”和 “树”、“事”和“字”本不同音，此说随意性太强，实在缺少根据。

6 收入《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商务印书馆，1987年。

7 也有个别不同的声音，如1973年陈望道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力主“单位词”之称，言辞激烈，难称有理有据，另当别论。

8 见黎锦熙、刘世儒（1978：14）。

9 孔疏还指明，在《左传》中“传云以枚数阖，枚谓马挝，以马枚数门扇之板……”，就是说，在先秦时，“枚”是具体的，指用来计数的小棍棍。而到了唐代，“今人数物，犹云一枚二枚也”，则这个“枚”已成为量词了。（见《十三经注疏》1972页）

10 本书下文选自《全唐诗》的例句均直接注明页数，不再出现“全唐诗”字样。

11 在此“个”量竹，尚非通用量词；“枚”是否成为通用量词亦存疑，故均列入个体量词。

12 关于这个“度”，有不同解释。周定一等《红楼梦语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谓当写作“庹”，约合五市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红楼梦》105回注文谓“古代称黍百粒横排起来的长度为一度尺，等于清代营造尺的八寸一分”。

13 研究汉藏语的学者张军（2005）在其专文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跟我们意见完全一 致，且论述有理有据，可见从汉藏语角度看问题结论是很显然的。详见《量词与汉藏语名词的数量范畴》。

14 见《四声别义释例》，载《问学集》。

15 参见向熹（1993上）中编第二章《中古汉语词汇的发展》。

16 虽然有专著研究周代以前度量衡器具的数值，但恐非确论；有关先秦度量衡制度参见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

17 《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447页“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中，自战国始有“尺、升、斤”的确切数值。

18 王国维《说珏朋》：“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五贝一系，二系一朋。”载《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19 如游顺钊（1988）从认知角度提出使用量词乃由于语言上记忆的需要，李若晖（2000）推测是语言表达中修饰与表意要求综合作用的结果，杨建国（1993）认为可起调剂音节的作用。李先银（2009）的大致意思是连续名词（如水、食等必须用容器量词或度量词计数者）和离散名词（如人、牛、车等上古可不用量词计数者）的表量方式需要达成形式上的一致，所以类推出个体量词来。

20 他把代表不便计量之物的“酒、贝”之类称为“连续名词”，把代表便于计量之物的名词称为“离散名词”；前者的表量格式为“数词＋量词（容器量词、度量词 等）＋名词”，后者为“数词＋名词”，为了达到形式上的一致，产生出用于后一种形式的个体量词。

21 但有人认为当时的音节结构比后世复杂，如不少学者认为上古声母有复辅音（参见邵荣芬1979：24—28；何九盈1994），韵母的组成成分也比较繁复。冯胜利（2000）认为，周秦时代韵母中的韵素减少才导致双音步的出现。在此暂不讨论现仍缺少共识的上古音问题，我们设想，以一个汉字来书写的一个音节，长度总是有限的。

22 参见向熹（1993下：42—43）。

23 魏书中有一个量词（口）未给出用例数。

24 该书共收名量词598个，其中外来语、科技专用量词（包括大量双音及多音者，如英尺、吨公里）及外国货币名95个，口语化的双音词（如疙瘩、轱辘）27个，方言古语46个，准量词（如年、月、日、县）14个，它们有的跟魏晋时期没有可比性，有的方言古语非现代所通用，准量词刘书亦未做统计，这些都应除去，故实为416个。

25 再证之以唐五代文献，据吴福祥（2007：246）统计，个体量词“条”在《敦煌变文校注》与《旧唐书》中，“数量名”与“名数量”之比分别为14∶1与1∶41。

26 其中各书用例分别转引自刘书及亓文香（2005）,不再一一说明。

27 陆心源《重刻北户录叙》：“公路仕历，不见史传，《艺文志》以为文昌孙，文昌临淄人，相唐穆宗……书中称咸通辛卯年从茂名归南海……”以此推知。

28 李讷、石毓智（1998）。

29 据吴福祥、顾之川（1996：2）研究，《祖堂集》或有个别宋代材料掺入，如卷三“慧中国师”，我们的引文未取这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