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夏商周文明与西方奴隶制文明的差异

亚细亚土地所有制虽然已进入阶级社会，有了氏族贵族的集中政权，即马克思所说的，“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有）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者唯一所有者”（第473页），但它同时又保留了许多原始部落共同体的特征。如，土地仍为公共所有，具体表现为氏族贵族占有土地；而在西方古代的奴隶制文明社会里，原有的共同土地已被破坏，变成了小块土地的私人独占制度。又如，在亚细亚奴隶制文明社会里，其社会组织仍以原始部落共同体的血亲宗族为其基础；在西方古典古代的奴隶制文明里，社会组织不再以血亲宗族为标准，而以地域区分为标志。

总之，亚细亚所有制与古典古代的所有制是有明显区别的，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同时出现的两种不同路径的奴隶制社会。对此，侯外庐先生有过十分精彩的概括。他说，古代社会这两种不同的路径，“我们用‘家族、私产、国家’三项来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35

有关殷代和西周的奴隶社会性质，以往学者如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李亚农等先生已有了很好的讨论，此不赘述。在这里，我们想特别提出的是，有关夏商周亚细亚奴隶社会的讨论，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特征的更进一步把握理解。由于夏商周三族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其社会形态表现为氏族贵族为中心的土地共有制形式，在这共有制内部，以血亲宗族为维系社会各层次的纽带。这样就出现了夏商周文明与西方文明许多不同的特点。现试以青铜器、宗教礼仪、文字、城市诸文明要素为例而略做说明。

1.青铜器

在西方，青铜的出现主要是用于制造生产工具，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西方社会进入青铜时代时，“其铜制物当先为工具，然后及于日常用品，最后才及于礼乐器之类。在北欧瑞典的青铜器时代的第三期，青铜容器才替代了木器系统”。36但中国夏商周三代却不是这样，其青铜器的制造主要体现在礼器和兵器方面，青铜生产工具却很少。如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属于夏代纪年内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而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最多的是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如鼎、觚、爵等，和用于军事的青铜兵器，如戈、戚、箭镞等。这种现象延续到商周时代而愈益突出。

众所周知，西方学者是根据人类所使用的生产工具而划分社会进化阶段的。自1816年丹麦考古学家G. J. 汤姆森首次提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之后，这一前后衔接的三个时代的划分学说因进一步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而沿用至今。37但是，若用此理论模式来观照中国的夏商周青铜时代，便容易产生一些疑惑。如在安阳殷墟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而用于劳动的生产工具却是石斧、石刀、石锹、石犁等大量石器。“耕具既是一种劳动手段，当时的农具并不是用青铜制造的，为什么又可算是青铜时代？”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学术界曾有“殷代还是金石并用时代”的误解。38

现在，如果我们用马克思的东西方奴隶制文明理论为指导，以上歧义便可解释。原来夏商周亚细亚奴隶制文明，以血亲宗族为纽带的氏族贵族集中制为其特征。从原始氏族社会延伸下来的血亲宗族需要敬神祭祖，这种宗教观念到了亚细亚奴隶制时代，便与国家政权相结合，而为贵族阶层所掌握。于是珍贵的青铜便被制造成用于祭祀并象征政权的礼器，而青铜兵器的制造则是为了保障祭祀和政权。《左传》成公十三年说：“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礼器正是用于“养神”之“祀”，而青铜兵器则用于“守业”之“戎”，而俱为“国之大事”。

青铜礼器在器铭中常自称为“彝”。《说文解字》：“彝，宗庙常器也。”容庚先生也曾指出：“在青铜艺术领域内就以彝器最为发达。在冶炼、熔铸、造型、装饰各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成就。到了周代更发展了殷代的宗教观念，制定了祭天和祭祖的制度，于是产生了所谓‘礼治’，青铜礼器除供祭祀之用外，还作为一种礼治的象征，作为古代贵族政治的藏礼工具。于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有‘藏礼’之说。”39青铜礼器中以鼎最为重要。青铜鼎是神权、政权的集中体现，因此，当一个统治者推翻另一政权时便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夏商周三代正有迁鼎之说。《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曰：鼎成三足而方。……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上述讨论表明，夏商周三代无疑是青铜时代，其青铜之所以不用于制造生产工具，而以制造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为特征，正是由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决定的。这一点正好与以制造青铜生产工具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奴隶制青铜文明相区别。

2.宗教礼仪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从夏代开始，青铜器上即铸有许多动物纹样：“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张光直先生曾指出，这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巫术观念里用以通天的媒介。40

我们知道，巫术观念产生于原始氏族部落时代。原始初民，崇拜天神，以为万物有灵，同时又与动植物有密切联系，因而，产生了借助动物（如龙、凤）和植物（如扶桑、若木）之类以沟通天地的巫术观念。到了夏商周奴隶制文明时代，这些原始巫术观念虽然被延续下来，但由于阶级的分化，这些通天的巫术权力便由原来氏族部落全体成员的共同享有而变成了氏族贵族统治阶层的独占，而原始巫术则发展成了原始宗教。这一点正与前述青铜礼器为统治阶层所掌握相一致。关于这一演变过程，《国语·周语》有明确记载：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天地通。

说在少昊的时候，九黎乱德，民神混杂，人人都可以通神。到了颛顼时，就命重与黎把民与神分开了。关于重和黎断绝天地相通这一传说的本质，杨向奎先生做过分析：“使重管神的事，黎管民的事。那就是说，人向天有什么请求向黎去说，黎再通过重向天请求。这样便使巫的职责专业化，此后平民再不能直接和上帝交通。国王们断绝了天人的交通，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大权。”41原始时代的原始巫术是人人可以通神，而进入文明时代后，巫术通神的权力被统治阶层垄断了，于是出现了原始宗教。也就是说，原始社会的原始巫术是人人通神，文明社会的原始宗教是统治阶层通神。

这种原始宗教到了夏商周亚细亚奴隶制文明时代变为统治者独占的现象，还可以从宗教礼仪性建筑中得到说明。在辽宁牛河梁发现的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浙江余杭反山发现的良渚文化“祭坛”，甘肃永靖大河庄、秦魏家发现的6处“石圆圈”祭坛，都是独立的“以祭天礼地为主要用途的祭坛”（《文物》1998年第1期），这说明当时的宗教祭仪仍是氏族成员的共同行为。但到了夏商周时代，君主的宫殿与宗庙却建在了一起，宗庙已不再独立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宗教已被君主统治者们所独占。

3.文字

在西方文明社会里，文字的产生是为生产技术和商业贸易服务的。“这是因为技术和商业的发展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化，也就产生了记录这些关系的需要。”42例如，在西亚早期的苏美尔文化中，由于神庙拥有牛羊群和土地等财产，为了管理好这些财富，祭司们便创造了一种象形文字来记录各种财产及其来往账目。埃及古文字的产生过程亦复如此。据英国学者柴尔德介绍：“苏美尔庙宇和埃及法老的庞大税收的管理是由祭司们或官员们长期合作进行的；他们促使他们的成员发明简便的记录方法，这种方法对他们所有的同行及继承人都将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他们要发明文字制度和记数制度。”43“苏美尔的文字，显然是由某一种祭司人物所发明的，而且首先还仅是由这种祭司人物所使用的。但苏美尔祭司之发明文字，并非由于他们那迷信执子的资格，而是由于他们那世俗财产管理人的资格。他们和埃及与米诺亚的书记一样，最初使用这一发明，其目的并不是为的魔术与祈祷，而是为的实际事务与管理。”“遗存至今的最古的埃及文献，都是些印章和瓶子上的名字与称号、账单或物单说明，和亚单陀斯第一、二两朝那些墓中所发现的木片上的简短事录。”44

与此相反，我国夏商周奴隶制文明时代的文字则首先是为政治宗教服务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的内容大多是有关统治者的问神占卜之事，所谓“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筮龟，不易之道也”（《史记·龟策列传》）。根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可知，甲骨文里占卜祭祀的对象分为三类：天神、地示、人鬼。殷人通过对这三类神灵的卜祀而祈祷农业生产、战争外交、生育健康等内容。由此可见，“占卜本身乃是一种巫术，藉兽胛骨和龟甲为媒介（引者按：这牛骨和龟甲正是巫术观念里用以通神的动物伙伴之精灵），以求获得‘神明’对于人们所询问的问题的回答。这种巫术的存在，表明当时的人相信有特殊的‘神明’的能力之存在，足以影响人们的生活，决定人们行止的吉凶”。45

这种文字与宗教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属于原始氏族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如1959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大汶口陶尊上，有日、月、山图形组成的陶文，学者们认为这是早期文字。邵望平先生认为这刻有文字的陶尊是专供祭祀用的礼器。46我们再联系同时出土的另一陶尊上的与农事有关的斧、锄和禾，便可明白，这陶尊上的文字正与祭祀日月天体之神以祈祷农业丰收的宗教活动有关。47

又如，1992年在山东邹平丁公村中出土的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丁公陶文，据冯时先生考释，当读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其内容是以鸡骨占卜，招祖驱邪，显然属于祖先崇拜的宗教活动。48又如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山西陶寺遗址晚期居址中的一件陶扁壶上，有一毛笔朱书字，从字形结构看，与甲骨文已十分相像。49有学者根据这书有朱书字符的陶扁壶出于大墓之中，是一种用于祭祀的礼器，从而认为，“书于此上的字可能与某些宗教祭祀活动有关”，并进而指出：“从陶寺、丁公二处龙山时代的文字符号已显示出中国文字的产生与宗教活动的特殊关系，而非与经济活动和贸易需求有关。”50

与青铜器、宗教礼仪的发展轨迹一样，汉字的发明既然与祭祀通神有关，而到了夏商周奴隶社会之后，祭祀通神的特权已被统治阶层所掌握，因此，文字也被统治者所垄断。《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书”是文字的六种构造方法，而成为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六艺”之一，可见统治者对文字的重视。当时的奴隶阶层是与文字无缘的。这些现象的产生，正是由亚细亚奴隶社会的性质决定的。

4.城市

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的又一标志。但是亚细亚奴隶制文明的城市是与乡村的统一，而古典古代的奴隶制文明的城市则是与乡村对立的。马克思指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第480页）在西方文明出现时，城市成了贸易交换和手工业作坊的中心，因而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即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所指出：“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项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

而殷周奴隶制文明的城市，由于其原始氏族制度中血亲宗族和土地共有等因素的延续保存，使得其与乡村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正如侯外庐先生所分析：“周代的城市和乡村，是在封疆之内的叫做‘国’，在封疆之外的部分叫做‘野’，国又叫做都，野的范围便叫做‘四鄙’。这正是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和农村的划分。古代社会的这种都鄙之别，并不只在于君子住在国里，庶民住在田野的简单分居，而是在于城市握有对农村的支配关系。之所以形成城市和农村的这种特殊关系，我以为正是古代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和氏族奴隶的集团劳动者二者结合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由于土地的国有形态和生产者也是国有形态（贵族宗子所有），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了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这就使两种氏族纽带所结成的密切关系，却不容易联结在土地上面，像古典国家那样向第二阶段（显族阶段）发展，而是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特殊的统一和古代氏族贵族的专政。这种城市和农村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历史’。我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国家’所具有的这种亚细亚特性，是最值得学者注意的。”51

总之，中国夏商周文明的特性，如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理论来指导，便可对其内涵有较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