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内研究

2.2.1　水产方面的研究

（1）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

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繁发生，严重阻碍其发展，因而更多的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陈洪大（2004）[46]在研究挪威渔业的发展概况中指出，挪威政府及渔业相关部门对水产品的质量安全高度重视，在这方面的管理已具备较完善的系统，我国政府也已经注意到水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正逐渐增加资金投入，制定法律法规，加大对水产品质量的检测检验。范小建（2006）[47]提出，应注重全面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并将此作为中国新时代渔业增长模式转变的重点工作，文中总结了“十五”期间我国渔业发展的特征、经验和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渔业行政管理者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孙建富等（2008）[5]运用比较分析、抽样调查和实地考察的方法，从政策因素、水产养殖生产方式、投入品标准化安全监督等方面对中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渔业政策调整、改变生产方式、严格控制加工生产过程、明确各部门职能、完善监管体系、实行水产养殖行业规范等建议，以保障中国水产品的质量安全。

（2）产业发展方面

产业化发展应成为长久之计，学者们就水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陈宗尧（2004）[48]在对美国渔业管理研究中指出，为保护渔业资源、环境和人们的健康等，美国联邦和各州都制定各种与渔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复印成手册分发给人们，广泛宣传以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从而有利于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效率，有效发挥其约束作用，保护水产养殖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陈康（2006）[49]在研究广西沿海水产业发展时提出，要扶持产业领头人，强调科技与宣传的重要性，加强产业协作，拉动整个产业的协调发展。沈建等（2008）[50]指出，生产与消费一个是首端一个是末端，贝类的加工与流通处于两者的居中环节，因此，对于整个产业链而言，贝类产品加工的水平与流通现状毋庸置疑就是大力提高牡蛎这一链条的重要方面。王靖陶（2010）[51]在对比研究中日贝类养殖产业发展中，发现中日行业协会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的角色和地位的差异性。中国的贝类行业协会被视为民间组织，与法律和行政管理有所区别；在日本，行业协会被称为渔业协同组织，属于经济合作组织；中日渔业产业协会的共同点是都扮演着政府部门与养殖者、企业之间的中介角色，同时负责一些渔业管理开展日常工作；日本协同组织与中国行业协会的不同点在于，日本渔业协同组织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她认为，中国对渔业的研究还停留在管理措施上，而在国外，特别是一些渔业发达国家，将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注重管理措施的效力，又重视管理过程的合理性。纪玉俊（2011）[52]认为，海洋水产养殖产业化发展是促进渔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渔业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制度创新。刘文超等（2011）[53]认为，河北秦皇岛市的贝类产业的发展在规模、营销方式、产业集聚以及国家政策法规上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存在监管不力、高端人员缺乏、产品低端锁定以及整个产业链条不甚协调等问题，需要加强海域资源监管，加强对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与利用，在发展壮大贝类企业的同时延长其产品的产业链，在发展的基础上成立关于贝类生产净化的交易场所，水产品质量安全的保证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系统工程。刘媛等（2013）[54]对我国海洋贝类资源自身的特点和现有的开发与利用的状况进行梳理和总结，针对养殖和管理、食品加工上存在的问题，认为要加强海洋贝类养殖区域规划，实现海洋贝类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加大对贝类加工技术设备的研发，促进我国海洋贝类资源的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深入研究和应用海洋贝类的功能成分，实现我国海洋贝类资源的高值化发展；建立贝类安全管理体系和卫生控制标准化体系，突破欧美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建议。周昌仕（2013）[55]在分析海洋产业资金支持实践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渠道融通资金以促进其海洋产业发展的参考性建议。另外，刘俊荣等（2010）[56]在借鉴欧盟食品管理体系的基础上，王萌（2011）[57]比较研究中韩贝类产业的发展与管理后，分别提出中国贝类产业健康发展建议。刑克智等（2013）[58]分析天津市贝类产业现状及发展展望，覃照素（2003）[59]分析广西海洋生物资源优势，周莹（2012）[60]分析现代海洋渔业的发展情况，并分别因地制宜提出参考性建议。可见，关于水产业发展方面的文献，主要是借鉴其他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建议，以及具体分析某一区域或某一种产业的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