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八百里行军

从西安到延安，徒步行军800华里，是我们未进抗大先上的第一课。

编队那天上午，八路军办事处发给每人一套灰色的棉军装，一顶带护耳的棉帽，一个八路军学兵队的符号，一个青天白日帽徽，听说这些都是国民政府发下的。阳历10月初旬，天气还很热，我们几个华侨青年，生来未穿过棉袄，着上棉衣棉裤，顿时汗水淋漓，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脱下长袖衬衫，留着背心裤衩，套上空心棉衣，仍止不住冒汗。我把不急用的东西、衣服、西药、几本厚书，都“轻装”了，干脆连两件长袖衬衫，也塞进小藤箱里，一股脑送给办事处。

我们这队学兵30多人，都是20多岁的青年。一个东北军的军官年纪最大，也不过30岁。临时指定的队长，身材魁伟，相貌堂堂，是个东北流亡学生，满口关东腔，喊起口令很在行。队里几个女兵，有四川人、广东人，也有娇滴滴的上海姑娘。大家来自祖国各地，说着不同口音，但是心情一样：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准备和日寇血战到底！

编队、换衣服、轻装、买上路用的物品，搞了一个上午。下午出发，大家穿着新军装，头一天当上八路军，成为革命战士，心里都格外高兴。队伍向城外开拔，踏着整齐的步伐，唱着救亡歌曲，一个个劲头十足。只是谁也不会打背包，手里提包袱，有点不大相称。

西北是大陆性气候，早晚凉爽，午后燥热。出了西安古城，人人汗流浃背，个个喘着粗气。队伍开始乱了套，有的掉队拉距离，有的敞开上衣，有的摘掉军帽，有的脱下棉裤，穿着杂色的长裤……我的身上像开了河，汗水从额头流到脚上，棉衣裤的里子全湿了，贴在身上，又厚又沉，像戴着枷锁，恨不得扒掉棉军装，穿着背心裤衩走路，又怕不雅观。后来看到有的女同学，把棉裤搭在肩膀上，只穿条红裤衩，也就走到路旁，脱下棉裤，穿上一条打球穿的红条条的灯笼裤。不由庆幸这条长裤没有“轻装”掉，暗暗懊悔送掉了长袖衬衫，责怪自己是个傻瓜蛋！

看着这群吊儿郎当、稀稀拉拉、像打了败仗的队伍，队长急得喊来喊去，谁也不听他嚷嚷。开始他还憋着一身汗，连风纪扣也不解开，慢慢地也脱下棉帽，敞开衣襟，棉裤始终穿着，看来他比大家有锻炼。

大约走了30里，天已黄昏，前面是草滩镇，去延安的第一站。队长宣布休息，要求大家整好军容。我们列队进入街市，费了很大工夫，找了旅店，包饭住宿。

第二天清晨，刚集合队伍，突然来了十几个国民党兵，为首的军官宣布要检查。队长不同意，说都是抗日军，现在国共合作，应该团结抗战。那军官坚持要检查，说是上面的命令。我们都很气愤，认为中央军有意刁难，制造摩擦。可是人家有枪，只好忍气吞声。一个士兵拿走我的南洋护照，交给那军官，那军官看到护照上的外文姓名与胸前八路军学兵符号上的不一致，便大做文章，要将我扣留。我再三解释，许多华侨都有两个名字，又对他讲了团结抗战的道理，说我们千里迢迢回到祖国，为着打日本鬼子，应该得到同情帮助才对。那军官似乎有所感动，还给我护照。

以后几天都很顺利，到了耀县又遇到麻烦。那天轮到我打前站，我挑着行李来到耀县南门，两个哨兵检查行李，翻出一本红皮书《在西班牙》，问我是什么书？我说是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书。两个不识字的大兵，哪知道地球上有个西班牙？只认为红皮书一定是宣传赤化的危险书，把我带到县政府，交给一个什么科长。那科长衣冠楚楚，翻了翻《在西班牙》，客气地请我坐下，盘问完我的来历，说道：

“你是华侨学生，打起仗来为什么不回南洋？”

我说：“自从‘九一八’日本强盗占领东三省，外国人瞧不起中国，华侨在海外很受气。有血性的中国人，谁愿意当亡国奴？我回祖国就是为了打日本，现在全面抗战了，怎能跑回去当逃兵？”

他问：“想打日本，到处都有军队，为什么不参加中央军？”

我说：“八路军打鬼子打得漂亮，平型关一仗歼灭鬼子一个旅团，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我要当八路军。”

他不高兴地反问：“中央军保卫大上海，徐州会战，不也打得很漂亮吗？八路军打胜仗是他们宣传的，其实是游而不击。”

我反驳说：“平型关打胜仗，阳明堡烧日本飞机，都登在政府的报纸上了，怎能说游而不击？”

他语塞了，强词夺理地问：“你是共产党吧？”

我说：“我是个爱祖国的华侨青年。”

他问：“你不是共产党，为什么非到延安去？”

我道：“蒋委员长说过，抗战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现在是国共合作，我愿意去延安，你们不应阻拦！”

他说：“不是阻拦，是忠告！延安很苦，连小米饭都吃不饱，你们华侨吃不了那样的苦。”

我说：“我回国抗战，决心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苦呢？”

他装出一副笑脸说：“钦佩，钦佩！精神可嘉！不过我还是劝你到中央军好，像你这样有志的青年，到中央军，一定大有作为。附近就有中央军，你愿意去，我可以推荐。”

我也客气地说：“谢谢！我已经当了八路军的学兵，不能半路开小差。”

当时国共摩擦刚开始，国民党还不敢那样放肆。那科长看到我铁了心去延安，只好作罢。后来听说，许多去延安的革命青年，半路被国民党军队扣留，送到集中营受反共训练。我算幸运，没有落入他们的魔掌。

从耀县北行，经铜川、过宜君、到黄陵，站在传说中的黄帝陵墓前面，我不由想到：四万万黄帝子孙，正为捍卫祖先开拓的土地，赶走日本侵略者而战斗！假如黄帝有灵，应在九泉含笑。

行军到洛川，进入陕甘宁边区。城里住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住着国民党的专员公署。想起钟国权的嘱托，我拿着她的家书，走到专员公署。站岗的国民党兵不让我进衙门，我对哨兵说，我是给钟专员捎家书来的。哨兵不敢怠慢，立刻领我到传达室。传达室的老头看了信皮，满脸笑容，请我坐下，连忙到里面通报，不一会儿出来说：“专员有请！”我随他穿过大堂，进入后院。只见一个50多岁的胖子，穿着咖啡色哔叽的中山装，微笑着从里屋走出来，老头说他就是钟专员。

钟相毓抬起右手说了声“请”，把我让进客厅坐下，亲自倒上一杯茶，又递过来一支烟。

“谢谢，”我说，“不会抽烟。”

“请喝茶。”他说着，自己点上香烟。

我端起茶杯啜了一口，显得很拘束。钟相毓客气地说道：

“小女们一路多蒙照顾，实在感激。”接着咬文嚼字地问：“府上哪里？”“令尊令堂健康否？”“贵庚几何？”……我一一回答过。他又问：“不知老弟到延安后作何打算？”

我说：“到抗大求学，毕业后上前方打鬼子。”

“难得，难得！”他恭维过，脸上笑容消失了。沉默片刻才开口：“到延安看看也好，他们宣传得厉害。”停了一下又说：“老弟人才出众，前途不可限量，日后当能鹏程万里，奋翼高飞。老弟到延安后如不合尊意，欢迎到敝处来。小女信里说，你对她很好呢！”

听了后面一句，我的脸有点发烧。由于一向讨厌国民党官员，尽管他是钟国权的父亲，对我客客气气，给我戴了高帽子，好像在为我的前途着想，也排除不了我的戒备心。从他的恭维话里，我听出了弦外之音，觉得气味不对，寒暄几句，起身告辞。

他挽留我说：“天快黑了，请用点便饭再走吧。”

我推托说：“队里有纪律，不好随便在外面就餐，谢谢了。”

钟相毓送我到衙门口，那个哨兵有点惊奇，慌忙举起右手放在步枪筒上，向我行一个军礼。

到延安以后，我曾给钟国权写信，希望她能来陕北求学。由于我们很快转到陇东，未能收到回音。1940年，我在山东敌后编报，收到一则新华社的电讯说，洛川人民将顽固专员钟相毓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