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纪念常书鸿先生

樊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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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数十年来，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们扎根敦煌，在荒无人迹的沙漠中开辟出一片天地，为保护和弘扬祖国的瑰宝、人类的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

常书鸿先生于1927年到法国留学，经过刻苦钻研，在油画艺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多次在法国里昂和巴黎的沙龙展中获奖，作品被法国一些美术机构和个人收藏。1936年，先生在巴黎看到了《敦煌石窟图录》，看到了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绘画作品，这些绘画品正是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这些优秀的祖国传统艺术使他感到十分震惊，他感到有责任回到祖国研究、继承和发扬这些伟大的艺术，凭着一种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毅然回到了多灾多难的祖国。

1936年，常书鸿先生回国后，任北平艺专教授。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大举侵略中国。常书鸿也随学校南迁，辗转于杭州、昆明、重庆。1942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常书鸿先生积极参与筹备活动。经过常书鸿等专家学者们实地调查和积极倡导，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受到了政府的重视。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隶属于教育部，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当时常书鸿先生举家迁居敦煌，并从重庆招聘了一批画家和学者，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常书鸿先生率领全所职工在敦煌莫高窟展开了一系列石窟保护、壁画临摹及研究工作，结束了敦煌石窟长期以来无人管理的状态，使石窟不再受到人为的破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于是敦煌的学者们纷纷回到内地。常书鸿先生眼看着刚刚起步的敦煌事业就要停止，心急如焚。他回到四川，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恢复而奔走呼吁。在常书鸿、傅斯年、向达等学者的呼吁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6年得以恢复重组，改隶中央研究院，常书鸿再次被任命为所长。他又从重庆等地招聘了一批美术工作者，使刚刚开创不久的敦煌保护、研究事业得以继续下去。这一阶段，常书鸿先生率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开始了有计划的敦煌壁画临摹。1948年，他在南京举办了规模较大的敦煌艺术展览，展示了敦煌的工作人员辛勤临摹的壁画精品。

敦煌石窟的保护向来就是研究所的首要工作。当时的莫高窟下层洞窟大多被积沙所掩埋，上层洞窟大多无法登临，危崖处处。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常书鸿先生率全所职工清除了下层洞窟的积沙；拆除了沙俄白匪在石窟中滥建的锅台和火炕；修建了部分连通洞窟的台阶；并用两年多时间，建起了一道800 多米长的围墙，有效地防止了对石窟的人为破坏。同时，在敦煌壁画临摹工作中，常先生坚决制止了过去那种把纸张钉在墙壁上起稿而破坏壁画的做法，使壁画避免了在工作中不应有的损害。

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建立之初，常书鸿先生就十分重视研究工作。当时所里的向达、苏莹辉、李浴、史岩等分别从考古学和美术史的角度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调查研究，由于1945年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这些工作没能继续下去。但史岩完成的《敦煌石窟画像题识》（1947年出版），李浴完成的《敦煌千佛洞石窟内容》（未公开出版，但内容都被记在各个洞窟的说明牌上），成为敦煌石窟调查的最初成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事业以及后来敦煌研究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担任所长。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20世纪40至60年代，鉴于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常书鸿先生认为若有更多的人了解、理解敦煌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就能更好地展开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常先生率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花了比过去更大的精力，有计划地进行壁画和彩塑的临摹，并不断地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使远在西北的敦煌石窟逐渐为世人所知，敦煌艺术的珍贵价值和历史地位开始被人们理解。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美术著作几乎没有提到过敦煌艺术；而50年代以后，凡研究中国传统美术者，几乎都充分肯定了敦煌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这一重大转变，与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敦煌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因此，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敦煌文物研究所颁奖，充分肯定了以常先生为首的全所工作者临摹敦煌壁画的巨大贡献。奖状中写道：“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保护并摹绘了一千五百多年来前代劳动人民辉煌的艺术伟制，使广大人民得到欣赏研究的机会。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特颁奖状，以资鼓励。”

敦煌壁画数量巨大，内容丰富。以前美术工作者都是按自己的喜好自由地进行临摹，常书鸿先生认为既要通过有限的临摹品反映敦煌艺术的精华，同时还要给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这样就必须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研究性的临摹。20世纪50年代开始，常先生组织全所人员开始按专题临摹，分为飞天、动物、山水、服饰、人物、图案、舟车（交通运输）等专题。1952年开始对235窟进行整窟原状原大临摹。这些临摹品在后来的历次展览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同时，通过专题临摹，又促使部分美术工作者对一些艺术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如段文杰对服饰的研究，史苇湘对敦煌美学的研究，关友惠对图案的研究等，而最终使他们成为敦煌艺术研究一方面的专家。

经历了1000多年风风雨雨的敦煌莫高窟，不断经受着地震和崖体结构不稳定引起的坍塌、强烈风沙的磨蚀、水的渗入等自然因素的破坏，造成了石窟崖体和壁画的多种病害。常先生为此忧心忡忡，积极向上级反映情况，希望莫高窟的危崖和病害壁画能得到抢救和修复。常先生的要求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几次从北京派来了专家，到敦煌石窟实地考察，提出保护措施，修复了行将坍塌的五座宋代木构窟檐，抢修了病害壁画。特别是1962年，在当时中国经济十分困难之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拨出巨款，实施了1962年至1966年大规模的莫高窟危崖抢救加固工程。国家采取的各种积极保护措施，使敦煌莫高窟的文物得到了及时抢救和修复。加固后的莫高窟，不仅570多米长的危崖和350多个洞窟得到了有效保护，同时解决了洞窟间的交通连接问题，外观朴素无华。

常书鸿先生以他的艰苦创业精神感召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使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如随常先生到敦煌的董希文、潘絜兹、李浴、段文杰、史苇湘等成了著名的画家和学者，成为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中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先生一直重视招纳研究人才，开拓石窟研究工作的道路。60年代初，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内设立了研究部，下设考古组和美术组；还从兰州大学调来了一批青年教师，从北京大学招来了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开始敦煌石窟历史和考古的研究；并着手计划大型系列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的编撰工作。常书鸿先生在全所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会，有力地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发展。然而，正当各方面研究工作逐步展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研究工作陷入了停顿状态。尽管如此，常书鸿先生所做的努力，还是为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各项工作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80年代初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短时期内发表了一批极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就是早在60年代已开始了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后，常书鸿先生移居北京。虽然年事已高，他依然关注着敦煌，关心着敦煌事业的发展。先生先后荣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二、常书鸿先生的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

早在1927年，常书鸿先生就留学法国，学习油画。1932年他从法国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不断参加里昂和巴黎的沙龙，并连年荣获各种荣誉奖项。先生以他对西方绘画的独特领悟，在油画创作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如《怀乡曲》《G夫人像》等作品，在当时就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怀乡曲》《画家家庭》等作品中还体现出常书鸿艺术中特有的一种中国情调。

20世纪30年代的常书鸿先生和很多在国外留学的画家一样，怀抱着振兴中国艺术的大志，努力探索革新中国传统艺术的道路。常先生在1933年至1935年间和几位艺术家共同发起了“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常常在一起探讨中国美术发展的前途问题，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及当时的画坛进行了坦率的评论，同时对当时法国、苏联的绘画状况也有所介绍。他通过留学欧洲的艺术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当时中国传统艺术的弊端，认为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的追求，脱离了现实社会的艺术是没有出路的。这些看法至今仍然令人深思。

学习敦煌艺术，继承祖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创造新的时代艺术，可以说是常书鸿最初投身敦煌艺术事业的初衷。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和文物研究所的长期艰苦工作中，常书鸿坚持研究临摹敦煌壁画，他临绘了不少高质量的壁画摹本，如北魏第257窟《九色鹿本生》、第217窟《化城喻品》等临摹品，体现了常书鸿先生对敦煌壁画色彩表现的深刻认识，以及对装饰造型的把握，代表了敦煌研究院早期临摹工作的成就。

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常书鸿领导着全所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因而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临摹和艺术创作。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丢下画笔，总在工作之余孜孜不倦地进行着艺术创作活动，画了很多敦煌及西北地区的风景和人物写生，如20世纪40年代画的《敦煌农民》、50年代画的《在蒙古包里》《莫高窟四月初八庙会》等作品，表现了画家丰富的生活情趣、对敦煌和西北地区的深厚感情，及其极高的艺术造诣。直到晚年，他移居北京，仍然创作不息，并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一些大型绘画作品，有的还被国外机构或人士收藏，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敦煌艺术的探索和研究始终贯穿在常书鸿先生的敦煌工作之中。他以一个艺术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敦煌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认为明清以来文人画家们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山水花鸟小品，虽然能表现出画家的某种情趣或造型的才气，但不能反映历史时代精神，不能反映社会现实，不能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精神，而敦煌壁画以其内容的无限丰富性、强烈的时代性以及广泛的人民性，代表着中国古代艺术的精髓。但这样一种伟大的艺术却由于出自无名画工之手，而得不到文人画家的重视，为此，常书鸿先生发表了很多文章，介绍敦煌艺术的风格和特点，强调它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他在1948年发表的《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强调了敦煌艺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意义，还大声呼吁社会各界来保护敦煌石窟。5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敦煌艺术的特点》、《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礼失而求诸野》（见正文297页 ）、《敦煌艺术》等论文，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敦煌艺术的风格特点以及发展脉络。40至60年代，在国内对敦煌艺术的研究还非常不足，参考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常先生以他丰富的学识和艺术洞察力，对敦煌艺术进行了总结和概述，这在当时具有开创意义，为后来的敦煌美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一些观点和看法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性。

常书鸿先生的理论修养是多方面的，他长期受到西方艺术的熏陶，对中国传统艺术也有着独特、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对敦煌艺术的研究体现着角度多、视野广的特点，能够从世界艺术的互动与发展中，看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他不仅是敦煌艺术的专家，还是我国较早对新疆地区石窟和甘肃的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进行考察的专家之一。他对新疆石窟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新疆石窟艺术》遗稿，今天仍富有参考价值。

先生还在工作之余写下许多动人的散文与小品，如《喜鹊的故事》《敦煌抒感》（分别见正文254页、257页）等，反映出他对敦煌的无限热爱，表现了一个艺术家丰富的生活情趣。他晚年著自传《愿为敦煌燃此生》，全面地回顾了他的人生历程，更表现出他对敦煌的无限眷恋之情。

常书鸿先生的一生，反映了一位爱国画家对中国新艺术的探索之路：先是留学西方，学习油画，继而重新认识和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开创新的艺术之路，后来将自己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事业，为敦煌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一生热爱艺术、热爱敦煌、热爱祖国。在世界性的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缅怀常书鸿先生，要以常书鸿先生为榜样，更要努力把常书鸿先生开创的敦煌石窟研究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