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再生产与经济周期研究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一直是国内外研究重点领域，因为它不仅包括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条件（即经济周期理论），而且还包括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即经济增长理论）。近年来，不仅对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周期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而且对《资本论》中忽视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 社会再生产研究

熟悉经济增长理论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对社会再生产研究时，第一次将静态分析动态化、短期分析长期化，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12]，哈罗德和多马也正是在阅读《资本论》之后才建立了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不过是两大部类产品的名称替换而已。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不仅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可以找到经济增长背后经济周期的根源。

2019年，李帮喜等通过将马克思经典的两部类再生产图式拓展为包括固定资本、一般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三部类再生产模型，提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量化宏观模型，为系统研究宏观结构调整与效率变动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利用转化后的1987～2015年的投入产出表，李帮喜等实证研究了中国生产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测算出中国经济的工资-利润曲线，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宏观效率的变动情况。结果显示，中国宏观效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在传统增长方式下，改善宏观效率的空间已经极为有限。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适用于对宏观经济运行景气的检测和长期结构变动的研究，这可能是今后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向之一。[13]

与李帮喜等的研究不同，乔晓楠等试图将封闭经济拓展为开放经济，构建一个世界再生产体系。他们通过引入国际贸易，分别从国家和世界两个维度对世界再生产体系进行了考察。在国家维度上，国际贸易的存在将显著改变一国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世界维度上，各国在世界两大部类生产中所扮演的国际分工角色将决定其国际贸易特征。该文还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世界再生产体系进行测度，并且以2000年和2009年为例考察了世界再生产体系的演进。[14]

二 劳动力再生产研究

马克思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需要，在《资本论》中构建了完整的“资本循环”体系，对资本再生产进行了系统研究，但是对“劳动循环”亦即劳动力再生产这一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几乎没有涉猎，既没有对复杂劳动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探讨，也没有对分配中“劳动力商品价格”以外的内容进行分析，更没有对“创新劳动”这一复合劳动是否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等问题给出清晰的指导，因为这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来说根本不需要。当今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等大量知识活动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开始参与价值分配，甚至出现了“劳动雇用资本”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从“资本循环”研究转向“劳动循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循环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2016年，张平和郭冠清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及劳动价值创造与分享——理论、证据与政策》一文，试图填补这样的空白。2017～2018年，虽然也有几篇以劳动力再生产为题的研究，但是至少在本文作者看来，没有较大的进展。

2019年，劳动力再生产问题再度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刘凤义和刘子嘉从集体消费方式入手，对国内外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和水平进行了比较，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福利国家制度中出现的集体消费现象背后，实质上是有利于资本的再分配方式，劳动力再生产质量和水平并没有提高，而我国的集体消费方式实质上是有利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分配方式，是朝着劳动者共享剩余劳动成果的方向迈进，体现了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共享发展理念。[15]

马慎萧从金融化的角度对劳动力再生产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资本主义金融化转型过程中，金融资本不仅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而且对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进行了有效控制。马慎萧指出，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一方面缓解了工人工资不足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持续加深工人家庭的被剥削程度。该文讨论了金融信用系统的扩张对资本限度的超越、对劳动力再生产矛盾的暂时延缓，在此基础上说明劳动力再生产金融化的逻辑与形式，并通过分析美国工人家庭的现实来描述金融化条件下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控制，以及劳动力再生产金融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16]景维民和裴伟东从共享角度对劳动力再生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价值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进而决定了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向必要劳动的转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享，而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不存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分化，所有的社会劳动都是必要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共享就是促进国家掌握的一部分必要生活资料在全国范围内的平衡分配。根据他们的研究，在既存在公有制经济又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贯彻共享理念，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二是大力提高我国落后地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17]

三 经济周期研究

虽然资本积累与投资波动常常被看作经济波动的引擎，但经济波动一定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更适合经济周期的分析。

在众多经济周期研究文献中[18]，胡乐明的《科学理解和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堪称经典。他以精练的语言、翔实的材料、清晰的逻辑为我们展现了从马克思前的商业资本主义到马克思后的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递嬗，不仅在时间跨度上“超越马克思”，而且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类型界定及其相互关系、危机发生的机制及其作用影响的解释上也试图“超越马克思”。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如何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之上的“中间环节”分析，科学阐释资本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及其演变如何导致资本积累矛盾的深化从而引发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危机，合理解释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各类危机而不断发展前行同时也逐步走向“崩溃”。[19]2019年，胡乐明等在《经济长波的历史界分与解析框架：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新拓展》中，在解释经济长波时，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缺少兼容中间层次分析和技术革命重要性的系统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长波理论也未能确立一个准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全面的方法论基础。他们以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作为解析经济长波的中间层次概念，构建了一个长波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20]

近年来对于“消费不足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1]方敏等找到了“消费不足论”代表人物斯威齐（Sweezy）论证的缺陷，并通过在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中引入资本在部类间的流动和投资（信贷），对斯威齐的模型进行了扩展分析。2019年，冯金华和孟捷对与“消费不足论”相对立的以杜岗-巴拉诺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的研究进行了分析。他们利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在一个模型中对投资品部类自主积累和增长的边界条件做了进一步考察，发现确实存在投资品部类单独积累和增长的可能性，进而指出，流行政策话语将扩大内需单纯归结为提高消费需求，是片面的和具有误导性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