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灾害事件中的媒介功能:以20世纪以来日本重大地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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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缘起

灾害,是人类长期面临的一个永恒的现象。自古以来,人们都在寻找避免灾害、应对灾害的各种方式。这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可见一斑,无论是“后羿射日”,还是“大禹治水”,都讲述了人们试图找寻解决自然灾害对人类生产、生活影响的方法。虽说是神话故事,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早期的人类已经开始对灾害展开了研究,其研究的目的也不外乎减少、避免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在人类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研究的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体系化发展,更加科学的、完善的学科体系得以建立,继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对灾害的研究也是如此,我国古代的先贤们,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研究出了种种应对办法,如:为控制岷江水害,秦昭王末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于公元前256年至前251年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在抵御水利灾害、实现有效灌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东汉时期的张衡,面对东汉时期因多次发生的地震而引起的重大损失,经过多年研究,于公元132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候风地动仪,对人们能够及时知道地震发生时间、确定地震发生的大致方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早期人类对灾害的研究,往往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减少灾害对人们造成的消极影响,以确保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对灾害开展研究时间则相对较晚。直至20世纪20年代,人们才开始从社会科学的视角去关注灾害,主要关注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灾害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分支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肯定。

灾害的发生,往往伴随一定的物理性变化,使原有的社会系统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甚至遭到破坏。面对短时间内突然发生的社会系统的变化,与灾害相关的各种信息则成为人们在灾害情境下采取恰当行为的重要指南。有关灾害的信息正确、及时地传播,对于挽救灾害带来的损失、确保人员避免伤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反之,则会带来社会系统的大混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流言、谣言传播导致的恐慌等集群行为的发生。基于灾害信息传播的重要性,灾害中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这在早期的灾害社会学研究中也得以体现,即关注人们在灾害中的心理状态、灾害中的行为和活动,也是灾害社会信息理论路径的雏形。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西方灾害社会学家为代表的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灾害中的信息传播活动,关注灾害与媒介的关系,关注媒介在灾害信息中的功能和定位,进而使灾害信息理论得以充分地发展。

在东方,与我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因其地理和环境等特殊因素,是世界上公认的自然灾害大国。在长期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日本灾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均处于世界前列。就灾害社会科学研究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学习西方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日本结合本国实际,强化了灾害社会信息传播方面的研究,并将其发展成为灾害信息学的分支学科。从实践层面来看,日本的媒介在历次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中,在灾害信息传播层面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纵观日本媒介发展的进程,20世纪以来的日本灾害史与媒介发展史有着密切的关系。重大灾害事件的发生,一方面是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媒介功能的检验;另一方面通过灾害中信息传播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反过来提升媒介应对灾害事件的能力,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媒介功能。

从古至今,我国也一直未能避免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蚀。就近现代而言,唐山大地震、邢台地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而我国学界真正开始广泛关注灾害事件中媒介信息传播活动,是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以后。从灾害信息传播的实践层面来看,我国媒介尚存在一定的改善和发展的空间。

基于灾害信息传播活动在灾害事件中的重要性,以及邻国日本的媒介在灾害中的多年实践状况,本书通过考察日本灾害史上几次重大的灾害事件中媒介所发挥的功能,一方面梳理出日本作为世界上媒介较为发达的国家,其媒介在历次灾害事件中的功能发挥情况及其变迁轨迹;另一方面,在灾害事件中媒介功能发展变迁的基础上,总结出对我国灾害事件中媒介信息传播有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