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灯效应

1944年，美国的乔治·库克导演了一部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影片里，善良、美丽的姑娘宝拉，在母亲早逝后，跟着富足的姑妈生活。然而，在宝拉年幼时，姑妈被一入室行窃的盗贼勒死，宝拉于是继承了姑妈的大笔遗产。宝拉长大后，爱上了潇洒、体贴的青年钢琴师格里高利·安东，两人很快结了婚。婚后，在丈夫的一再要求下，他们重新搬回了姑妈曾经的住所。丈夫还为家里专门雇用了两个仆人，一个是有些耳聋的老妇人，另一个是有些桀骜不驯的年轻姑娘。

在他们结婚满3个月的时候，宝拉决定带丈夫去逛逛伦敦塔。出门前，丈夫送给了宝拉一枚小巧的胸针。丈夫告诉宝拉，这是他祖母传给他母亲，他母亲传给他的，如今他把这枚胸针送给宝拉，寓意要与宝拉白头偕老。宝拉非常开心。丈夫当着宝拉的面，把胸针放进了她的手提袋中，并嘱咐宝拉不要把胸针给弄丢了。出门后，丈夫把手提袋交还给了宝拉。而事实上，此时丈夫已经把胸针从手提袋中拿走了，但宝拉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他们逛伦敦塔的过程中，宝拉无意中想起了丈夫送她的胸针，但当她的手摸向手提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善良的宝拉不想让丈夫发现她把胸针弄丢了并因此失望，所以并没有把胸针弄丢的事立即说出来。当他们逛完伦敦塔回到家后，丈夫问宝拉要胸针，说是拿去给她修理一下。在这个时候，宝拉知道瞒不过去了，才和丈夫交代了胸针已“丢失”的事实。丈夫故意表现得很生气，并借此强调说宝拉老是健忘，有健忘症。

与此同时，丈夫隔绝了宝拉的所有外部社交活动，不让外面的客人来拜访宝拉，也不让宝拉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宝拉只能成天待在家里。两个仆人中一个耳聋，一个傲慢，宝拉都不喜欢和她们说话，丈夫成了她唯一可以说话的人。

此后，丈夫又故意设计了多个场景，以“证明”宝拉确实生病了。比如，故意把房间里一幅画取走放到楼梯的转角处，然后说是宝拉取下来的，但宝拉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取下来。当宝拉走到楼梯转角处时，果然发现画摆放在了转角处，丈夫就这样借此强化了宝拉容易健忘的毛病。还有，房间里的煤气灯，每晚都会在丈夫外出之后忽明忽暗。起初宝拉还以为是仆人在调煤气，但后来两个仆人都称没有调过。

就这样，慢慢地，宝拉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如丈夫所说的那样，健忘和容易产生幻觉，她真的认为自己生病了。丈夫用这样的方式，深深地操纵着宝拉的心理世界，宝拉对自己“生病”这一事实开始深信不疑了。在见证了宝拉的多次“健忘”和“多疑”之后，两个仆人也深信宝拉是真的病了。

而丈夫真正的目的，是确认在他们所居住的房间里，是否有她姑妈遗留下的那四颗珍贵的珍珠。更为可怕的是，丈夫正是当年勒死姑妈的真凶。最后，在侦探伯林的帮助下，才揭穿了丈夫的这一嘴脸，宝拉也成功走出了丈夫的心理操控。

美国心理学家罗宾·斯特恩（Robin Stern）从这部电影得到启发，并根据其20多年临床经验，写了一本非常轰动的书，叫《煤气灯效应：如何认清并摆脱别人对你生活的隐性控制》（The Gaslight Effect：How to Spot and Survive the Hidden Manipulation Others Use to Control Your Life），在该书中，罗宾·斯特恩描述了“煤气灯”阴险的本质：“这是一种难以识别的情感虐待和操纵，甚至更难以摆脱。”此后，“煤气灯效应”被广泛用于指代心理操控。

《煤气灯下》这部电影里的丈夫格里高利·安东、妻子宝拉、年老仆人、年轻仆人4人实际上组成的不是一个家庭，而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实际领导者是丈夫格里高利，他有明确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寻找那四颗宝石。他让妻子和两个仆人都相信，宝拉真的生病发疯了。为此，他设计了诸多场景，最终让这变成了组织里的人的共同心智，也即形成了共同的组织心智，只不过这是病态的组织心智。可见，组织心智是可以被改变和受影响的，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洗脑”，它通常取决于这个组织的实际领导者。好的领导者会催生健康的组织心智，心术不正的领导者则会让组织心智被蒙蔽和歪曲。

如今，仍有不少企业家标榜自己的企业是一个大家庭，把自己比作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他们希望在这个“大家庭”里，家庭成员无条件地听命于家长的指挥，不计回报地努力拼搏。我们需要警惕这种现象。伪家长格里高利·安东组建家庭的目的是为自己谋取财富，那么，这些企业家“家长”呢？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