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世界大学排名的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
如前文所述，四大排名在指标体系、指标权重分配、文献数据来源、声誉调查方法、涵盖学科范围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不同排名体系也各具特色，具有各自的侧重点，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从多个侧面反映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供学生、家长、学校及政府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当然，世界大学排名体系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它在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世界大学排名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世界大学排名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它在为学生提供简单直观的升学信息的同时，对政府的资源分配和高校的发展规划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为公众提供有效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学生将出国留学作为促进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此情况下，大学排名通过使用一些主观和客观指标及来自大学或者相关部门的数据，对大学的相对水平进行“质量评定”，为学生群体提供了较为全面且可比的高校信息。[27]相关数据显示，1995年全球约有135万名留学生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28]该数字在2005年增长至300万，[29]在2019年激增到530万[30]。同一时期，中国赴海外留学人数由2万增加到2015年的约12万[31]，再到2018年的66.21万[32]。而对于学生而言，相较于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选择出国留学是一种较为昂贵的教育投资，因此需要在慎重了解相关信息的情况下进行选择。世界大学排名能够使学生较为准确地了解国外大学的基本情况，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对不断扩张的国际高等教育市场起到质量保障的作用。研究表明，在中国有48.5%的学生和50.5%的家长将排名作为选择大学的重要参考依据。[33]大学排名俨然成为高等教育市场的指南，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认为，大学排名使得学生选择高校成为一种理性行为，谁会不选择（那些别人认为是）最好的学校呢？[34]THE、QS、US News和ARWU等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在指标设计和权重分配方面的不断完善，进一步满足了公众对全球范围内高校信息透明化的需求。
（二）为政府提供质量评估体系，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世界大学排名体系，政府可以清楚地了解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及其在世界高校中的相对位置，并据此制定出促进本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因此，世界大学排名能够服务于国家高等教育评估和发展体系建设，引导政府资源投入方向。俄罗斯、日本、中国、德国、韩国和法国等国家均推出一系列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卓越工程，通过建设一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来提高国家竞争力。政府将大学排名作为评价高校办学质量的工具，并试图以此进一步推动高校良性竞争机制。与诸多此类国家导向的一流大学建设相关的是有针对性的巨大教育经费投入。这些项目的实施很多都是以世界大学排名为重要参考依据的，并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员和设备，在促进本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推动了全球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大学排名在国际教育合作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印度2012年开展的与世界一流高校双边合作计划对合作高校的认定标准，以及俄罗斯对中国高校毕业生学历资格自动认可的标准都是依据世界大学排名来制定的，前者要求为THE或ARWU排名前500名的大学，后者要求在ARWU、QS、THE排名中位列前300名。[35]
（三）为高校提供发展参考系，推动高校间良性竞争
随着大学排名影响力的日益提高，高校将其视为提升办学质量、加强学校建设的参照系，世界大学排名对高校行为和战略规划的塑造与引导作用愈发直接而有效。有了排名系统，并且采用了详细合理的指标，就可以培养高校的竞争意识了。[36]许多高校在大学排名这一“指挥棒”的导引下，竭力以提升排名作为发展的直接目标，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策略。有调查结果表明，58%的大学校长和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校的排名不满，有93%和82%的调查者希望提升本校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排名。[37]在中国这种情况也普遍存在，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在内的中国高水平大学在各自的“十三五规划”中都明确指出了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提升自身教学科研质量。其中，浙江大学明确提出“至少在两个以上权威世界大学排行榜中进入前100”，[38]上海交通大学也明确要求“到建校150周年时，绝大多数学科进入世界百强，主干学科均位列世界30强，若干优势学科或方向跻身世界前5”。[39]英国的华威大学、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国外高校也都提出了提升世界排名的学校发展目标。除此之外，大学排名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能够具体地反映出高校的不足与优势，有利于高校制定有针对性的提升措施。目前世界上有58%的高校已经建立了各类大学排名的监控机制，[40]以排名为起点对自身发展进行分析，以期提升办学质量。
二、世界大学排名的负面影响
世界大学排名的广泛运用，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可能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也可能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高等教育的规模导向
通过对比THE、QS、US News和ARWU这四个世界大学综合排名指标体系的平均类和总量类文献指标，可以发现THE、US News和ARWU在大量使用总量类文献指标，且该指标在ARWU中占据了40%的权重，远高于相应的平均类文献指标（4%），这使得总体规模越大的学校，在大学排名中的位置就越容易靠前。高校为了提高自己在大学排行榜中的名次，就需要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文献产出总量，尽可能地增加自己在总量类文献类指标的得分。然而过多地追求增加总量类文献指标得分，可能导致高校为了追求如文章发表、论文引用、教师人数等方面的短期数量增加而急功近利，盲目地扩大学校规模，强迫教师增加学术产出。科研学术有其本身的规律，事实上，越处于行业前沿的研究，往往越是需要学校长期支持，它们在短期内很难有产出，或产出相对较少。从这个角度来说，过于追求现在的大学排名，可能使得各大学都开始偏向追求大学的大而全，而这种规模导向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是对大学使命的曲解。相关研究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结论，哈兹库恩曾对639所大学进问卷调查，在202所大学的回复中，有52.63%和36.84%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排名会导致高校过多地关注规模扩张，崇尚论文数量。[41]
受世界大学排名的影响，高等教育规模导向的表现之一是特殊学科学院的建立。金子元久教授指出大学排名普遍关注论文发表数量，但是并没有考虑大学的组织形态，有医学部和协作医院的高校的论文数量往往普遍较高。[42]因此，21世纪初以来，我国高校普遍追求通过合并或设立等方式建设医学类院系并与医院建立协作关系。与此类似的是农学院在我国的“复兴”，2018年包括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郑州大学在内的近十所“双一流”高校纷纷成立农学院，可能折射出论文高产出学科组织规模的扩张趋势。受大学排名的影响，高等教育追求规模的另一表现是高校的合并潮流。例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第九大学等高校在2010年联合组成巴黎文理研究大学，旨在提高法国高校在国际排名中的位置[43]；2014年成立的巴黎萨克雷大学合并了2所大学、10所大学校与7个研究所，校园面积达5.46平方千米，有约60000名学生与10500名科研人员[44]。
（二）高等教育的趋同化发展
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世界大学排名则把多样化的大学系统简单线性化了[45]。它们普遍强调一种只具有世界标准的模式，即大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46]具体来说，为了能够利用统计学方法对大学的办学情况进行排名和直观展现，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的基本内容必须是可量化的，这使得世界大学综合排名指标体系相对单一。这种单一性一方面体现在指标数量上，如QS和ARWU排名只设置了6个具体指标；另一方面，这种单一性表现为指标权重设计中科研类指标比重过大，如US New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的文献类指标占比就高达65%。全球各高校为了迅速提高其大学排名，就必须迎合世界大学排名指标设计的要求，将学校发展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文献类科研指标、学术声誉和国际交流指标等方面，而不再关注大学的办学特色。长此以往，全球高校就会呈现千篇一律的趋同化趋势。此外，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声誉调查要求受访者基于自身所在地区或国家选出他们心中的世界顶尖大学，而这些受访者中来自欧美地区的比重较高，这种地域上的偏向会导致本来就处于优势地位的欧美高校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得到更多青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欧美大学，尤其是大型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世界排名较高。而当这些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中拥有了极强的话语权时，它们的发展模式也越来越多地被排名靠后的大学模仿。在此情况下，全球各地大学的多样性就会减弱，同质性就会增强，全球高校发展方向和模式就会越来越相似，世界高等教育的趋同化趋势就会进一步加强。
（三）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
在世界大学排名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呈现重科研轻教学、重理工轻人文社科的态势。世界大学排名普遍倾向于考察高校的科研成果，对教学工作重视程度相对较低。THE、QS、US News和ARWU世界大学综合排名指标体系中，涉及科研的文献类指标分别有14个，而涉及教学类的指标则只有6个，均存在非常强的科研导向。根据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设计方式，当一所大学希望提升自身的排名时，大学领导者只需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努力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事实上，科研仅是大学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THE、QS、US News和ARWU大学排名的文献数据来源中，理工医科等学科门类占绝大多数，而人文社科类数量相对较少。与理工医科相比，人文社科存在浓厚的本土化性质，很难在世界范围内达成普遍共识，国际上有公认影响力的人文社科类文献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在语言上更偏向英语文献。在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指标体系中，甚至没有设置有利于人文社科的文献来源类指标，如书籍章节、会议纪要等。非英语国家即使有高水平的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也很难全面地提升大学在客观文献类指标上的得分。因此，为了追求大学排名的提高，大学领导者更可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理工科领域。
（四）个别高校报送的数据弄虚作假
四大排名所用的数据来源种类存在一定的差异，ARWU仅使用文献数据，US News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声誉调查数据，THE和QS除了使用上述两种数据，还收集并使用高校报送的数据。每年2月到4月，全球高校需要向THE和QS报送包括学生数量、教师数量、机构收入等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占THE和QS两大排名各自比重的37%和50%。
THE排名每年公开的数据中，只公布一级指标的得分，不公布二级指标得分及各高校报送的原始数据；QS排名每年公开的数据也没有各高校报送的原始数据。由于信息不够透明，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这可能导致有些高校为了提高自己的排名，在报送数据时弄虚作假。虽然排名机构已经有意识地设计了一些指标进行内部平衡，如QS排名的师生比、国际教师比例和师均论文引用率，如果某高校为了在师生比和国际教师比例这两个指标上获得较高的分数，可能会多报教师数量，尤其是国际教师的数量，这会增加该校这两项指标的得分；但因该校教师数量的增多，其师均论文引用率得分就会减少。即便如此，有些高校还是会铤而走险，虚报数据。曾经就出现过某高校在THE和QS排名中国际学生比例、国际教师比例的得分在其所在国家所有高校中的排名，与该国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相关数据的全国排序有所出入的情况。这就引发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谁来核实全球高校报送的数据？谁来验证这些数据的真伪？谁来判断有些虚假数据是高校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对此，排名机构给出的解释是它们很难全部核实，每年只能进行抽查，一旦发现数据弄虚作假，来年就不再对该大学进行排名。但这种抽查比例毕竟非常低，对某些高校弄虚作假行为的监督和惩罚力度还远远不够，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高校在报送数据时弄虚作假的行为。
（五）忽略高等院校的历史贡献
柏林原则强调，“排名应该考虑到被排名院校所处教育体系的语言的、文化的、经济的及历史的背景”。也就是说，各个世界大学排名系统如果要为高等教育的长远和健康发展负责，那么其在关注大学的教学科研质量的同时，也应该重点考虑大学发展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对所处国家和社会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而这些历史贡献往往是无法量化的。排名意味着排序，排序意味着比较，比较意味着量化，量化则意味着设计各种量化指标。而大学中教学科研水平，尤其是科研水平是比较容易量化的，因此，当前的世界大学排名主要通过设计可以量化且可以国际比较的教学科研指标来对全球大学进行排序。事实上，一所大学对社会的贡献，远不止那些可以用于国际比较的论文数量和论文引用率等，大学对一个国家的更大贡献在于它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比如北京大学，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国家和民族危难时刻，传播先进思想，救亡图存，在中国历史上所做出的贡献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是无法用任何可以量化的指标来计算和衡量的。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像北京大学一样，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结合得如此紧密”。在世界范围内对国家和社会做出突出历史贡献的高校还有很多，但这些无法量化的贡献在现行的大学排名体系中无法得以有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