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直击

·　积累知识和经验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智商。

·　基因决定了约30%的共情能力。

·　经常不得不“做坏事”的人的共情能力会降低。

·　承受过巨大痛苦的人共情能力往往更强，且更愿意帮助他人。

·　认为共情能力是可塑的人更容易提高共情能力，认为共情能力是固定的人则不然。

一个世纪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脚下的大地是静止不动的。人们还认为，澳大利亚一直都是一座岛屿，巴西和塞内加尔则一直都位于大西洋的两端。在当时，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后来，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改变了这些观念¹。魏格纳既是一位冒险家，又是一位气象学家，这种身份组合并不常见。他曾经在欧洲乘坐气象追踪热气球参加空中耐久比赛，并以超过两天的时间打破当时的世界纪录。他还曾徒步穿越格陵兰岛，在苔原上引爆炸弹，以测量冰盖的厚度。魏格纳死于一次探险，时年50岁。

在研究海底地图时，魏格纳注意到几块大陆可以互相补充，就像拼图一样。在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他写道：“你不觉得南美洲的东海岸和非洲的西海岸非常契合，就像曾连接在一起一样？我想要探究这个想法。”²魏格纳还发现了其他谜团：非洲的平原上布满了古代冰川移动所留下的痕迹，可如果平原一直在赤道附近，怎么会留下这些痕迹？相同种类的蕨类植物和蜥蜴遍布智利、印度甚至南极洲，它们怎么可能被带到这么远的地方？

当时的地质学家认为，曾经存在横跨海洋的古老大陆桥，所以不同大陆的生物得以交错共生。魏格纳对这一理论并不满意。在1915年出版的《海陆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一书中，魏格纳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地球上的陆地曾经作为唯一的一块大陆连接在一起，即“泛大陆”（Pangea）。亿万年来，这块大陆逐渐分崩离析，最终成为人们熟知的六块大陆。大西洋比人们认为的还要年轻，并且面积还在不断扩大。过去曾比邻而居且共同进化的动物，漂流到了地球的不同角落。地球上的陆地在不知不觉中持续地移动着。

魏格纳的想法没有被轻易地接纳。当时的地质学家无情地嘲笑了他所提出的大陆漂移学说。魏格纳原本不是地质学领域中的一员，他们作为内行对魏格纳“厚颜无耻”地挑战其已建立的观念感到难以置信，并认为魏格纳的想法非常奇怪。魏格纳饱受嘲讽，有人甚至将大陆漂移学说描述为“患有移动地壳疾病和游荡的北极鼠疫的患者的胡言乱语”。也有人站在了魏格纳这边，形成了一个地质学“活动论”小阵营，但传统的“固定论”阵营成功地捍卫了大陆桥固定学说。正如《地质学刊》（Journal of Geology）的编辑罗林·钱伯林（Rollin Chamberlin）所说：“如果要相信魏格纳的假说，那么我们必须忘记过去70年来所学到的一切并重新开始。”到魏格纳去世时，他的理论已然被扔进科学史的垃圾箱中。

几十年后，科学家发现了大陆构造板块，这些板块比熔岩流塑造的大陆还要大。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彼此远离的速度大约与人的指甲生长的速度一样。魏格纳，这位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的“科学局外人”，最终被证明是对的。地质学得以重写，地质学家们则承认，即使貌似静止的事物也能移动。

大脑会随经验、选择和习惯变化

如今，人们承认地球和天空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这一事实，但对自身的认知却十分僵化。即使人们变老了，骨头僵硬了，头发变白了，本质终究保持不变。不过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种本质的认识已发生了变化。过去，神学家认为它存在于永恒的人类灵魂之中，世俗哲学家则认为它是人天生的品格和美德。到了现代，人类的本质已经变得彻底生物化，人们认为它根植于基因，并被编码进身体之中。

无论人性存在于何处，人们通常都认为它是恒常的、无法改变的。我将这种信念称为“心理固定论”，它是以地质学家曾经看待地球大陆的方式来看待人类的。心理固定论能令人感到舒适，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了解他人，也可以了解自己。但它同时也存在局限，就像认为欺骗者总在欺骗他人，说谎者总在撒谎一样。

19世纪曾出现过一门“科学”，即颅相学，它认为，每一种心理机能都能找到对应的神经区域。颅相学家用卡尺测量人颅骨上的隆起和凹陷，以此确定人的仁慈程度或责任心。这种故步自封的态度对维护当时盛行的社会等级制度很有用³。例如，颅相学家查尔斯·考德威尔（Charles Caldwell）在走访了美国南部后认为，非裔美国人的大脑决定了他们天生要被征服。还有些专家则利用所谓的“生物学真理”来论证女性不值得接受教育，穷人一贫如洗有充分的理由，罪犯则永远不可能改过自新。目前，颅相学作为一门“科学”虽然已经破败，但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到了20世纪初，神经科学虽然已经超越了颅相学，但其中仍存在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即认为人的机体作用方式是固定不变的。研究人员都知道，人脑在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进行跨越式发展：不仅仅是在成长，同时也在重塑成为一个令人惊叹且错综复杂的结构。之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发展似乎停滞了。神经科学家利用现有的种种工具都无法发现人成年后大脑的任何变化。这一发现与流行的人性观相吻合，并成了教条。科学家相信伤口会愈合，但由脑震荡、衰老等造成的神经元损伤永远不能修复。

现代神经科学之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如此描述道：“在成人的大脑中枢中，神经通路是固定的、停滞的、不可改变的。一切都可能凋零，没有什么可以再生。如果有可能的话，未来的科学应该改变这一严酷的法则。”⁴

其实，科学不需要改变这一法则，只需要意识到它是错误的即可。大约在30年前，科学家通过对鸣禽进行研究，首次发现了表明该法则错误的现象：每年春天，雄性雀类都会学习新曲调来吸引潜在的伴侣。科学家还发现，这些鸟在积累自己“保留剧目”的同时，每天还会产生数千个新的脑细胞⁵。多年来，研究人员在成年大鼠、鼩鼱和猴子身上都发现了新的神经元。

然而，怀疑论者仍然怀疑成年人能否长出“新大脑”。后来，美苏“冷战”出人意料地成了研究的突破点。在美苏冷战早期，各国都会定期进行核武器试验。而在1963年签署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后，核试验停止了。因此，由核爆炸产生的碳的放射性同位素碳-14，其含量先是飙升，而后迅速下降。碳-14会被动植物吸收，由此进入食物链，出现在人们新产生的细胞中。柯丝蒂·斯波尔丁（Kirsty Spalding）等神经科学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借鉴考古学家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方法，斯波尔丁对神经元的碳-14水平进行了测定，以明确它们产生的时间。令她感到惊讶的是，她发现，人在一生中都会产生新的神经元⁶。

换句话说，大脑根本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发生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并不是随机的。研究人员利用磁共振成像经过反复验证，最终得出结论：人们的经验、选择和习惯共同塑造了大脑⁷。例如，当人们学会演奏弦乐器或变戏法时，大脑中与控制双手相关的区域会扩大。而当人们长期感到有压力或患有抑郁症时，大脑中与记忆和情绪相关的区域会萎缩。

这些年来，心理固定论还出现了其他漏洞。科学家越寻求固定不变的人性，他们能得到的支持性证据就越少。以智力为例，高尔顿曾声称，智力是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变。但在1987年，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趋势：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人的智商分数飙升了14分⁸。在此后的几年里，其他研究人员在世界各地也发现了类似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同一家族的几代人，智力水平也会发生变化。这种转变肯定不是源于基因，而是反映了新的选择和习惯，如营养或教育等变化⁹。与此相一致的是，较富裕家庭收养的贫困儿童的智商分数提高了10分以上。而在对60多万人进行的一项分析中，心理学家发现，每完成一年的学校教育，人的智商分数会提高大约1分，而且这种影响会持续终身。

此外，人格变化也比人们意识到的要显著¹⁰。离家后，成年人会变得更加神经质；结婚后，他们会变得更加内向；开始第一份工作后，他们会变得更加尽职尽责。此外，人们也可以有意识改变自己的人格。通过心理治疗，人们会变得不那么神经质，也更外向、更认真；治疗结束后，这些变化至少会维持一年。人格并没有将人们“锁定”在特定的人生道路上，它也反映了人们做出的选择。

共情约30%由基因决定

如今，人性科学可以借鉴地质学，坚定地拒绝心理固定论。人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僵固的，人的大脑和思想会随生活而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很缓慢且难以察觉，但人们仍在前进。

为了向魏格纳致敬，我将这一信念称为“心理可变论”。不过，“可变”并不意味着人们能成为任何人。比如，即便我竭尽所能，也永远无法用思想来移动物体，或者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基因肯定会在聪明与否、神经质与否以及善良程度等方面发挥作用，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出生时已被确定。人性部分源自遗传，部分源自经验，每一部分都很重要。

以智力为例，基因可能会使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或高或低，可将其称为“基准点”。每个人同时也有一个发展空间，实际的智力水平是更高还是更低，取决于人们如何培养自身的智力，接受教育的年限，甚至出生的年代，这些都会产生影响。心理固定论者通常只专注于一个人的基准点，以此来了解这个人究竟有多聪明。而心理可变论者则专注于一个人的发展空间，来探讨这个人可能会有多聪明。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但目前关于人性的讨论，心理固定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在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方面，人们往往低估了自己具有的力量。

根据罗登贝瑞假说，共情是一种特质，已被锁定，不受人们自身努力的影响。这一想法与常识相吻合。当然，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关心他人，这就是为什么既存在圣人又存在精神变态者。但这些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不妨想象一下这样两个人：索尔和保罗。索尔共情能力很强，保罗则不太容易与人共情，更自私一些。心理固定论者认为事实将永远如此，因为人们很少偏离自己的基准点。这一想法产生的前提是两人都具有相对狭窄的发展空间。因此，即使保罗共情状态极佳，他也无法与处于最糟共情状态的索尔相媲美（见图1-1）。

保罗不太容易与人共情，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正如双生子研究所证明的那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共情具有遗传性。在一些研究中，双胞胎根据人们眼睛的图片来解读其情绪；而在另一些研究中，双胞胎的父母会报告他们与其他孩子分享玩具的情况。在一项特别有创意的实验中，研究人员拜访了两三岁双胞胎的家庭。一位科学家假装自己的手不小心被公文包夹了一下，随后另一位科学家悄悄地测量了孩子们的担忧程度以及他们试图帮助“受伤”的科学家的意愿。

结果显示，无论采取何种测量方法，同卵双胞胎都比异卵双胞胎更为相似。两类双胞胎虽然都来自同一家庭，但同卵双胞胎的基因都一样，异卵双胞胎则只有一半的基因一样。同卵双胞胎在人格、智力等方面“看起来”比异卵双胞胎更为相似，科学家将这种相似归因于遗传。这类分析表明，共情大约有30%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慷慨则有接近60%^11，12。这种影响巨大且稳定，要知道，智力大约60%也是由基因决定的。在某项研究中，被试在12年中多次参与共情测试。结果表明，如果知道了某人25岁时的得分，那么也能很好地预测他在35岁时的表现。¹³

在承认基准点的重要性的同时，心理可变论者会认为，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有意义的方式进行改变。再回到刚刚讨论的双生子研究。的确，共情和善良部分是由遗传决定的，但经验、环境和习惯等非遗传因素仍然有发挥关键作用的空间。这种弹性源自可能的共情范围的扩大。拿刚提到的索尔和保罗来说，根据经验和选择，两人都可以在自身范围内出现较大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保罗的共情基准点低于索尔，他在最具共情时的共情能力也会超过索尔最少共情时的共情能力，如图1-2所示。

现有的数十年的研究证据表明，共情是由经验塑造的¹⁴。如果一个1岁孩子的父母高度共情，那么这个孩子在2岁时会对陌生人表现出更多的关怀，在4岁时更容易融入他人的情绪，在6岁时比其他同龄的孩子表现得更慷慨。

而对面临重大风险的孩子来说，教养对共情的影响更为重要。以受过虐待的收容孤儿为例，心理学家在对这些孩子进行调查后发现，很多孩子长大后从未学会关心他人，他们甚至表现出与精神病患者类似的共情缺陷。原因在于这些孩子从未得到过良好的照料，经常吃不饱，且总是被忽视。不过，其中有些孩子很幸运，他们在2岁左右被收养，避免了许多同伴出现的问题¹⁵，发展出了正常的共情能力，尤其是那些得到了养父母温暖友爱的抚育的孩子。原本残酷的环境让这些孩子偏离了正常的共情发展范围，而更友善的成长环境又帮他们回到了正常水平。

环境会影响人的共情能力

从幼年到成年，环境会对共情能力产生持续的影响。例如，得了抑郁症¹⁶预示着一个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变得难以与他人共情；剧痛会以令人惊讶的多种方式改变人们对他人的共情。当人们制造痛苦时，共情会减少；当人们忍受痛苦时，共情会增加。

通常，人们免不了会给他人带来痛苦。例如，肿瘤科医生常常传达坏消息：患者的癌症恶化了；治疗失败了；恶性疾病将夺去患者的生命。2017年，在美国，经营者每月会解雇约3.4万名员工。¹⁷心理学家乔舒亚·马戈利斯（Joshua Margolis）和安德鲁·莫林斯基（Andrew Molinsky）称其为“必要恶行”（necessary evils）¹⁸。人们很容易同情癌症患者和新近失业的人，但那些实施必要恶行的人其实同样值得同情。例如，约50%的肿瘤科医生表示，每当他们宣布坏消息时，都会感到强烈的悲伤和压力¹⁹。在实验中，即使假装这样做，医学生的心率也会升高。

当人们伤害他人时，更有可能鄙视自己，而不是关心他人。由此产生的内疚感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在大规模裁员期间，解雇他人的经营者会出现睡眠问题和健康问题。²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平复情绪来进行自我保护。马戈利斯和莫林斯基发现，大约有50%实施必要恶行的人会远离他们伤害的人。²¹在裁员期间，经营者努力迫使自己不去考虑员工的家庭状况，避免更多的对话，而尽量言简意赅；不得不传达坏消息的肿瘤科医生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治疗技术方面，试图忽略患者的痛苦。

为了自如地生活，伤害者常常会责备受害者或者使受害者去人性化，这一过程被称为“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²²。20世纪6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曾要求被试反复电击另一个人²³。被试的反应是否认电击会造成伤害，甚至认为受害者并不讨人喜欢。

道德脱离会导致情绪“老茧”产生。几十年来，心理学家欧文·斯托布（Ervin Staub）一直在研究战争或种族灭绝中的杀人者。他发现，这些人关闭了自己的“共情之门”²⁴，因此“减少了对那些被其伤害或因其遭受痛苦之人的福祉的关怀”。2005年，研究人员采访了美国南部监狱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²⁵。与斯托布的观点一致，这些工作人员会声称，死刑犯“完全被剥夺了人所拥有的权利”。执行死刑最多的工作人员，最难将犯人视为人。执行死刑的人离犯人越近，就越不会认为犯人是人。

造成痛苦的人的共情范围会缩小，即会让互相关心变得更加困难，而承受巨大痛苦的人往往会因此变得更容易与他人共情。袭击、疾病、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创伤是动摇人们生活基础的心理地震。幸存者认为，与遭遇创伤前相比，遭遇创伤后的世界更危险、更残酷，也更难预测。他们中的一些人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会被自己遭遇的最糟糕时刻的闪回压倒，他们需要艰难地重新开始生活。但大多数经受创伤的人并没有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例如，在遭受性侵6个月后²⁶，不到50%的受害者会出现相应症状；而在退伍军人中，这一比例约为13%。

另外，如果创伤幸存者受到他人的支持，他们通常更容易恢复。²⁷之后，他们转而容易成为他人的支持者。当年，“哈维”飓风袭击休斯敦后，一群卡特里娜飓风的幸存者将数十艘船拉到得克萨斯州，以帮助其他受害者。成千上万的创伤幸存者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成为“同辈辅导者”，帮助他人从遭受过的创伤之中恢复过来。退伍军人在无望时会互相倾诉，以度过艰难时刻。戒毒10年的成功者则帮助其他戒毒人员度过戒毒的最初10天。

心理学家将这种善良称为“生于苦难的利他主义”，它无处不在。²⁸有研究人员对4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饱受战争蹂躏的居民进行了研究²⁹。这里的人们经历了令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因此，如果他们退出公共生活，完全可以理解。但事实相反，他们更加积极地致力于社会运动和公民参与。当研究人员赠予他们钱财时，他们更有可能与未受战争影响的城镇居民分享。同样，在遭受政治暴力和自然灾害的受害者中，有很多人会自愿向无家可归者、老年人和身处风险中的儿童提供帮助。此外，在遭受袭击后的几个月内，80%的受害者表现出比以往更深入的共情³⁰。

这些积极的影响会持续数年。在某项研究中，心理学家丹尼尔·林（Daniel Lim）和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测量了被试一生中经历的痛苦事件的数量，如车祸、重病或罪犯侵害。之后，这些被试来到实验室，遇到了另一名被试，后者正在努力完成一项令人沮丧的任务。他们纷纷对后者伸出了援手³¹。尽管痛苦的经历发生在很久以前，但那些经历最多痛苦的人最愿意帮助他人。

当幸存者帮助他人时，也是在帮助自己。人们常常认为，受害者会因创伤而变得脆弱，但事实上许多人会因此变得更加强大，更有成就感。这就是所谓的“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³²，它包括更强大的精神力量、更牢固的人际关系和更新的使命感，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几乎一样常见。那些感受到深度共情并采取行动的幸存者最能体现创伤后成长。当他们为新的幸存者提供建议时，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坚强。人们会认为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使他们能够帮助到他人，并不是无缘由的。正如伟大的心理学家、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所写的那样：“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必定无法抛弃生命。他了解自己‘为何’而活，因而承受得住‘任何’煎熬。”³³

相信共情的可变性，是提升共情能力的基础

通过经验，人们在沿着各自的共情范围移动，但迄今为止，人们看到的变化都是偶然发生的。人们不会为了减少对他人的关心而伤害他人，只是适应了自己所做的选择。受害者当然不会主动选择受伤害，但他们会因自身的境遇而变得更加善良。几乎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基因。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不是共情能否提高或减弱，而是人们能否有目的地改变它。

一个令人振奋的证据是，仅仅相信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共情，就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³⁴这是我从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那里学来的。

我初次见到德韦克是在斯坦福大学的工作面试期间。我本来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那天对我来说也是倍感紧张的一天，所以与德韦克交谈足以让我陷入恐慌之中。在去她的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下洗手间，将几张纸巾浸在冷水里，然后将它们贴在我脖子后面，以减缓我的出汗状况。在面试期间，我说得飞快。我告诉德韦克，自己的研究课题是人们能否改变自己的共情能力，并告诉她：共情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但人们是怎么想的呢？”她问道。我一时间被搞糊涂了：我刚刚明明就科学家的想法匆匆讲了5分钟。也许我说得不够清楚？或者说得太快？还是说得不够专业？随后，当我正要开始重述自己的总结时，德韦克打断了我。

“等一下，我的意思是，人们是怎么想的？不是研究人员，而是他们所研究的人。”研究人员当然也是人，但德韦克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让我意识到自己很少考虑那些不是科学家的人对共情的看法。

这一点很重要，至于原因，德韦克最清楚不过了。几十年来，她一直专注于研究“思维模式”，或者说，人们对自身心理的看法。德韦克发现，人们会陷入两大“阵营”：“日常固定论”和“日常改变论”。日常固定论者认为，人们心理中的某些部分，如智力和外向性，是不可改变的特质。这些人会按照基准点来定义他人甚至自己。而日常改变论者则认为，这些特质更像是技能。他们现在可能有一定的智力水平，但这可能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他们努力时。

思维模式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当事情变得艰难时。³⁵在一系列著名的研究中，德韦克及其同事首先测量了学生关于智力的思维模式，然后要求学生完成一系列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再之后，这些学生会获知自己表现不佳。持日常固定论的学生会将失败归因于自己能力的缺乏。当他们在学业上失败时，他们会回避接受额外培训的机会。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毫无意义：如果无法改进，为什么要尝试呢？通过接受补习教育，他们实际上承认了自己并不聪明，且永远也不会变得聪明。持日常改变论的学生则会欣然接受额外学习的机会。他们认为，投入的训练越多，成长就会越多。

德韦克不仅测量学生的思维模式，也会改变其思维模式。她和她的同事要求学生阅读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均表明智力是可塑的。无论起初的思维模式为何，这些学生最终都会成为日常改变论者，并因此更加努力地进行脑力劳动。这种变化可以产生长期的影响。在最近一次对超过30项研究的回顾中，心理学家发现，那些被告知可以变得更聪明的学生，在新学年中的平均学分绩点（GPA）会稳定地略高一些³⁶。思维模式在提升少数族裔学生表现方面的作用尤为明显，在某些情况下，它还能减少种族间的成绩差异。

当我进入斯坦福大学以后，德韦克、我以及同事卡琳娜·舒曼（Karina Schumann）就决定研究共情是否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我们推测：认为共情是一种特质的人会在艰难时刻避免产生共情；而认为共情是一项技能的人则可能会坚持下去，且即使在困难时也会努力与他人共情。

我们的实验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先让数百人从以下两种说法中选择他们同意的一种：

1．一般来说，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共情能力。

2．一般来说，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共情能力。

被试被分为两组，约有一半是日常固定论者，另一半是日常改变论者。掌握了这些信息后，我们让被试参加了一项共情障碍课程：在这一系列情景中，共情能力常常会减弱。在大多数情况下，日常改变论者会比日常固定论者更努力地进行共情。例如，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聆听不同种族的人所讲的情感故事，并表示自己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听取他人的意见。

我们也向他们分别提供了两篇杂志文章中的一篇，以改变他们对共情的看法³⁷。两篇文章都以相同的段落开头：

最近，我偶然遇到一个10多年前与我一起上高中的同学玛丽。与所有高中毕业后的相逢一样，我忍不住将眼前的玛丽同我记忆中的玛丽进行比较。玛丽是那种缺乏共情的人，她从没有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过，也不会理解他人的感受。

日常固定论者的文章以下面这样的话继续：

大家应该能想到，当我发现玛丽现在是一个抵押放贷者，有时还会收回陷入困境的房主的房子时，我并不感到惊讶。遇到一个与过去如此相似的人，令我很好奇：为什么玛丽没有任何改变？为什么她没有改变自己缺乏共情的人格？

接着，文章将共情描述为一种特质，并以对玛丽的反思结束：

我想，玛丽的共情能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也不奇怪。即使她试着学习对他人感同身受，她可能也不会成功，因为这本就是她自身的一部分。

日常改变论者的文章则有不同的观点：

大家应该能想到，当我发现玛丽现在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并在社区服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时，我有多惊讶。遇到了一个与过去如此不同的人，令我很好奇：玛丽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接着，该篇文章将共情作为一项技能来描述，并提供了证据，证明人们能够增强自己关爱他人的能力。文章以下面一段话作为结束：

我想，她多年来应该一直在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共情能力。现在，她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可以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他人：人可以改变自己对他人的共情能力。

被试都相信自己读到的那篇文章的正确性。读到共情是一种特质的人同意了日常固定论者的观点，读到共情是一项技能的人则成了日常改变论者。至关重要的是，这些信念还改变了他们的选择。新的日常固定论者懒于共情，如他们只对那些外表或思想与自己相似的人共情，而不关心其他人。相比之下，新的日常改变论者甚至可以与那些在种族或政治问题上与自己立场不同的人共情。

日常改变论者在其他艰难的情况下也会表现出共情。在某项研究中，我们告诉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有关校内的癌症宣传活动的信息，还告诉他们，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供帮助：其中一些方式较为轻松，如参加步行马拉松以筹集研究资金；另一些方式则较为艰难，如参加癌症支持小组，聆听癌症患者的故事。随后我们询问学生，他们愿意为每项工作做多长时间的志愿服务。当帮助的方式轻松时，新日常固定论者和新日常改变论者愿意提供同样多的时间；而当帮助的方式较为艰难时，新日常改变论者愿意提供的时间是新日常固定论者的2倍多：通常让人望而却步的情况，不再困扰他们。

被试都是随机被选择出来阅读两篇不同的文章的，这意味着，当他们到达实验室时，几乎可以肯定每组中的人彼此没有太大差异。但在短短几分钟内，我们就将他们分别推向了其共情范围的左右两端。

这项研究显示出深刻的讽刺意味。罗登贝瑞假说主导了文化中共情如何运作的观点。大体上来说，人们都在像日常固定论者那样生活。在现代社会，行善已是障碍重重，而通过强加给自己的日常固定论观念，人们又多了另一重阻碍。如果能打破这种模式并承认人类的本性，即智慧、人格和共情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自己，人们就能开始像日常改变论者那样生活，并创造出新的共情可能性。读到这里，也许大家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了。

但人们能否超越仅改变思维模式这一层面呢？人们能否精确地控制当下的经验，以自己想要的方式且在自己希望的时候产生共情呢？如果可以，又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