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献综述

中美两国的经贸摩擦问题从中美两国建交开始就不断发生，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的经贸摩擦势必会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中美经贸摩擦发生原因方面的研究。中美贸易失衡的不断加剧，导致中美经贸摩擦频繁发生（黄晓凤、廖雄风，2011），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结构中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亢梅玲，2006），以及美国违背国际贸易的理论，限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向中国出口（于铁流、李秉祥，2004），再加上美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不景气，国内失业率上升，使得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Suk Hi Kim等，2014）。中美经贸摩擦表面上是中国处于高额的贸易顺差，美国处于高额的贸易逆差，但是贸易顺差或逆差只是表面现象，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贸易利益与贸易失衡并不是同向的（刘建江、杨细珍，2011）。中美贸易冲突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单边贸易政策，并且与美国税改等国内政策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张华新等，2019）。

二是关于中美经贸摩擦对两国和世界经济影响的研究。肖志敏、冯晟昊（2019）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分析了中美经贸摩擦的经济影响，模拟结果显示，以出口总值衡量的贸易影响极大地高估了中国出口损失，以出口增加值衡量的中国出口受损程度要小于美国。周政宁、史新鹭（2019）运用GTAP模型模拟分析经贸摩擦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速、出口和进口的下降幅度均高于美国，这表明经贸摩擦对中国的负面冲击更大。李昕（2012）基于GTAP模型，对中、美或将发生的局部经贸摩擦及不同程度的全面贸易制裁进行模拟，结果显示，经贸摩擦对中美两国的影响均是弊大于利。朱梦楠、曹春玉（2019）基于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美国发动经贸摩擦对中国贸易均衡、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的整体影响，研究发现，面对不利贸易条件和进口需求降低的冲击，中国需要根据具体经济形势在金融稳定、贸易均衡及实体经济稳定等目标之间做出相应的汇率安排。黄鹏等（2018）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发现全球价值链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起到了缓冲作用，但随着摩擦规模的扩大，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将会叠加。崔连标等（2018）研究发现，中美经贸摩擦对两国经济均产生负面影响，并且美国的贸易制裁并不能有效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反而会形成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刘元春（2018）认为，若中国实现技术提升，将有利于抵消中美经贸摩擦的不利影响。Dixon（2017）基于GTAP模型，模拟分析了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关税的影响，结果显示，中美两国的GDP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并且美国的制造业没有明显的复苏。同时，中美关税增加本身不会造成全球重大的经济损失，但可能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全球关税上调将使许多经济体陷入衰退，最终将使世界贸易量减少三分之一。Justin等（2018）研究发现，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严厉关税的提议对减少美国整体贸易不平衡和增加美国就业机会的贡献微乎其微，同时，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将一些制造业活动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低收入经济体，虽然可以缓解美中贸易不平衡，但并不能扭转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事实。Saiful Alim Rosyadi和Tri Widodo（2017）使用GTAP标准模型研究了美国进口中国商品关税增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模拟情景描述了全面保护和制造保护的短期效应以及来自中国的适当报复。在全球层面，该政策预计会导致GDP、贸易条件和福利的下降，并增加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平衡，同时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变量将受到混合影响。

上述文献对中美经贸摩擦及其影响进行了有益的开拓性分析与探讨，但很少构建动态模型模拟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的动态累积效应，而且都是仅仅分析关税加征的影响，缺乏与现实政策的结合，没有考虑中国现实的应对策略（比如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因此研究结论缺乏现实的政策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另外，上述文献几乎都是基于第九版GTAP数据库，而第九版GTAP数据库是各国2011年的数据，因此相对陈旧，与现在的各国经济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因此，本书根据最新的GTAP数据库（第十版），构建了一个动态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动态模拟中美经贸摩擦对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的中长期影响（2019—2025年）；另外，还结合中国现实的财政税收政策，从降低增值税税率的角度设置了中国不同的应对策略模拟方案，以期寻找有效应对和降低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及产业结构负面影响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