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小结

布克哈特（Burkhardt，1990）和史密斯（Smith，1990：29—61）认为，言语行为研究可追溯到德国的现象哲学，但言语行为研究真正引起哲学家的重视还得从奥斯汀（1962）算起，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奥斯汀“说话就是做事”的重要理念一直贯穿于其论述的始终。塞尔于1975年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是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批判和发展。塞尔不能完全接受西方哲学史上的“脑体二元说”，他认为人的大脑要从事思维活动，实施、完成心理表征现象，正是人类大脑的脑力活动（心理活动）才使得人的言语行为的实施有其生物基础，并使言语行为成为现实，进而产生交际意义。人们是通过言语行为的实施来“再现”社会现实或客观世界的，所以，人们的言语行为是对其大脑活动的进一步的“延伸”行为或活动。维特克（Witek，2013，2015）指出，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关于语言交际化和语言社会化的理论，而西方的心智哲学则应该是言语行为理论之理论，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元理论或它的哲学基础。后来的众多语言学家又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等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言语行为的问题进行了诠释和拓展研究。本书将根据布鲁姆-库尔卡等（1989）的研究范式，对比考察东乡语和汉语方言本族语者实施言语行为策略的异同，丰富跨文化语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