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格莱斯主义与后格莱斯主义的修正理论

在第一节中我们提到，合作原则是会话含意推导机制的基本规则，影响较大；同时，为了解释在合作原则下，推导会话含意的机制，格莱斯还提出了四准则。很多学者对合作原则及四准则提出批评、修正，乃至企图从理论源头推翻合作原则的根本理论。

在一个真实的交际场景中，人们说出一些话，同时传达出的内容远不止字面意义的信息。“所说的话”表达字面上的意义；即“字面意义”或“语义意义”；涉及词汇和句法上的语言形式，通常被视为传达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工具。而说话人的交际意图，通常被归入“所含的意”、意义、推理和暗示意义等。通过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及四准则，听话人能推导出会话含意。而格莱斯对所说的话和所含的意这一划分引发了区分语义学与语用学的长期争鸣，由此产生了新格莱斯主义和后格莱斯主义，争议的焦点在于一般会话含意。

会话含意包含一般会话含意与特殊会话含意。以塞尔（1979）、克拉克和露西（Clark & Lucy，1975）为代表的经典格莱斯主义学派的主张与格莱斯的基本观点一致，即推断“所含的意”，“所说的话”将被无条件地最先处理，之后才考虑语境信息（刘思等，2012：3—4）。经典格莱斯主义学派的立场受到新格莱斯主义和后格莱斯主义的批判。列文森（2000：186—187）将所含的意是由所说的话根据四准则推导出的观点称为“格莱斯怪圈”，这一怪圈使得对话语理解中涉及的语言意义与语用推理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循环或相互依赖。就此，新/后格莱斯学派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无论是通过理论争辩还是实验验证，有关格莱斯所说的话和所含的意间的争论从未停止。近三十年来，结合新兴的实验语言学方法，争论通过实验研究继续进行，从而出现了实验语用学这一前沿性研究方向。下节我们探讨新格莱斯主义理论。

一 新格莱斯主义

新格莱斯主义从根本上接受格莱斯对话语意义的划分，以及合作原则，但试图进行一些批判性修正。霍恩（Horn，1984，1988）提出了推导含意的“二准则”及“等级会话含意”（简称“等级含意”）理论；列文森（1987，2000）提出了“三原则”；巴赫（Bach，1994，1995）以及巴赫和哈尼希（Bach & Harnish，1979）在所说的话和所含的意之间，划分出“隐意”这一概念，还提出与语言意义的认知机制相关的“标准化非字面意义假设”。

1.霍恩的等级含意理论

霍恩（1984）借鉴了齐普夫（Zipf，1949）的“省力原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即以省力为目的的会话经济原则，简化了格莱斯的四准则，并梳理了各次则之间的关系。根据省力原则，说话人的表达须简明而易懂；听话人的回复须简要而明确。遵循此思路，霍恩（1984）提出了二准则。他（2004：14）明确指出，数量准则和质量准则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互相定义、互相限制的关系。

（1）“数量准则”

霍恩的“数量准则”包含了格莱斯的量准则的1次则、方式准则的1和2次则。数量准则是一种语用的下限规则，旨在推断上限会话含意。规定说话人在会话过程中恰当地说话；在话题相关的前提下提供充足的信息，以利于交际。

（2）“关系准则”

霍恩的关系准则包含了格莱斯的量准则的2次则、关联准则及方式准则的3和4次则。关系准则是一种语用的上限规则，可据此推导出下限会话含意。规定听话人在会话过程中谈话恰当；在话题相关的前提下只说必须要说的。

违反上述两个准则可产生等级含意，即当一个等级阈值内的任何一个等级被肯定时，那高于该等级的所有对应量级都会被否定。下列等级阈值的例子有助于理解霍恩等级。

例1-3

[1-3a]良好、优良、优秀

[1-3b]很少、一些、很多、大多数、全部

[1-3c]有时、经常、总是

[1-3d]温、热、烫

[1-3e]可以、应该、必须

[1-3f]知道、了解、相信

[1-3g]想做、试做、做成

[1-3h]一、二、三……

等级含意指相对低一等级阈值的词含有较高一等级阈值词的否定意义。如“这个学生的成绩优良”的等级含意是“这个学生的成绩不是优秀”。又如，说“某人试做某事”的等级含意是“某人还没做成某事”；说“某人想做某事”时，其等级含意是“某人还没有试做某事”以及“某事还没做成”。除了一些具有相对固定阈值的表达，如下例1-4涉及对数量和关系的表达，同样能推导出等级含意，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例1-4

张三跑完一百米用时9.9秒。

根据数量准则，通过例1-4可知，张三百米跑用时9.9秒。可推导出的等级含意是：张三百米跑的速度不比9.9秒快（如9.8秒、9.7秒甚至更短的时间）。

在论证数量和关系准则之间的交互关系时，考虑到齐普夫的省力原则，霍恩（1984：29）提出“语用精力分配”（Division of Pragmatic Labor）原则，即在人们语用精力有限且要省力的前提下，数量和关系准则哪个更为凸显的问题。霍恩认为在同样的上下文中，语言形式相对固定；有特点的和简洁的表达，倾向于关系准则限制；相反地，针对语言形式不太符合常规、普遍的且比较复杂的表达，更倾向于启动数量准则来推导。试比较下面一组语例：

例1-5

[1-5a]这位是我父亲的妻子。

[1-5b]这位是我的母亲。

当人们使用较为复杂的不太符合常规的语言表达如[1-5a]时，霍恩（1984）认为这违反了数量准则（提供了不必要的多余的信息）。但是，听话人一般不会就此罢休，他会进一步由这种“故意违反”量准则而推断出说话人的等级会话含意为“这位是我的继母”。根据前文所述的等级含意理论，我们认为这一组语例构建出了一组等级阈值，即为<父亲的妻子，母亲>，其中“父亲的妻子”这一表达对于一个孩子的情感联结度而言，所表现出的亲昵度要低于“母亲”这个表述。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1-5a]提及的那位是“我父亲的妻子”但却又不是“我的母亲”，是“我的继母”。

然而，运用霍恩的数量准则推导类似上述等级阈值时，遭到了一些质疑。列文森（2000：79—80）认为构成霍恩等级阈值的定义太过宽泛，语义上没有明确的概念边界。就话语表面形式和信息内容而言，这类临时构建的等级阈值不属于同一个语义场。黄衍（Huang，2009：39）认同列文森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同一级别的语义关系中，才能提炼出等级阈值；否则，就会产生一个“伪霍恩（数量）等级”。尽管霍恩等级没有得到广泛接受，但不可否认，他的等级含意理论引起了新/后格莱斯主义的进一步探讨；如列文森提出了三原则企图改进格莱斯的话语意义构架。

2.列文森的三原则

格莱斯曾质疑自己提出的量准则的次准则2（不提供当前会话不需要的多余信息）的必要性，因为其推导可以通过相关性准则（多余信息便是无关的）来实现。同时，霍恩（1984）和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 Wilson，1986）也有将量原则与相关性联系起来的倾向。列文森（1987：401）认为他们的想法都不妥，因为相关性是衡量交际目的有无偏差的标准，而量次准则2是关于信息量的限定。所以，他提出将量次准则2称为“信息原则”（I-principle）而把量次准则1修改为“数量原则”（Q-principle）；同时保留格莱斯的“方式准则”。于是，根据会话含意的理解和推导，列文森（1987：401—402）着重阐述了数量原则和信息原则，并把它们分别区分为“说话人准则”和对应的“接受者推论”。后来于2000年，列文森（2000：31—34）以另一个词（heuristic）命名，更系统地确立他的会话三原则。并分别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度做出了含意推导说明（列文森，2000：35—39）。

（1）“数量原则”：没有说的，就不存在；

说话人：不要说少于要求的话（基于信息量原则）

听话人：（说话人）未说的话都是不相干的话

（2）“信息量原则”：简洁表达的，按常规扩展理解；

说话人：不要说超过要求的话（铭记数量原则）

听话人：通常（说话人）所说的话都是很具体的表述

（3）“方式原则”：以非正常方式说的就是不正常的。

说话人：不要毫无缘由的使用有标记的表达

听话人：（说话人）用一种含有标记的方式说话则应认为是不含标记的

需要指出的是，数量原则可细分为三类：

（1-1）数量—等级含意，源自霍恩等级；

（1-2）数量—句型含意，即语义结构推论；

（1-3）数量—可替换含意，来自非蕴涵语义集，其中“数量—有序—替换”和“数量—无序—替换”可作为其子类型。

由于数量相关的数词或等级词具有固定的逻辑内涵，人们往往根据这种“默认”（default）的特性（列文森，2000：42），从数量相关的词的字面意义上直接理解到会话含意。但是列文森（2000：104）在讨论等级含意、一般会话含意和特殊会话含意时指出，即便是具有等级概念的霍恩等级词，仍然需要考虑语境因素来确定会话含意。而像例1-6的隐喻、例1-7的转喻以及例1-8的重叠式表达，因带有“规约”含意，一般不需要语境信息，就能推导出括号内的意思。

例1-6

春天孩儿面。（变化无常）

例1-7

他这个备胎要转正了。（用车胎的意向指人的非正式男友）

例1-8

规矩就是规矩。（人要遵守规矩，不能轻易破坏规矩）

3.巴赫的隐意和标准化理论

（1）隐意

巴赫（1994）指出，格莱斯理论在话语层面对所说的话和所含的意这一二分法并未穷尽所有含意的可能性，因此他基于“隐含的”（implicit）一词提出“隐意”（impliciture）概念。隐意指与所说的话很接近，但又没有明确表达的意义。在人们的日常话语中，随处可见语义不那么完整或信息不那么充足的句子。即便如此，人们也能够成功交流。巴赫把这种现象分为两种产生隐意的方式，分别为“补足”和“扩展”：

（a）语义不足，可以用“补足”的方式推导出隐意（见例1-9至11）；

（b）语义紧缩，可以用“扩展”的方式推导出隐意（见例1-12至14）。

例1-9

小张已经完成了。

<补足隐意：小张已经完成论文了。>

例1-10

妈妈回来了。

<补足隐意：妈妈回家来了。>

例1-11

灯很便宜。

<补足隐意：灯相对于其他灯来讲很便宜。>

不难看出，对语义不足的句子，读者或听话人可以从所用词的规约含义，或常规知识，或语境（尤其是心理语境）推导出隐意。这种推导的过程就是补足意义的过程。从说话人角度讲，他也是基于对这些因素的认知直觉和母语表达习惯进行谈话的。所以，表达和理解两方面都有默契；表达比比皆是，理解毫无障碍。

下面是语义紧缩的句子：

例1-12

我没吃晚餐。

<扩展隐意：我今天没吃晚餐。>

例1-13

下雪啦！

<扩展隐意：这儿下雪啦！>

例1-14

老王有三个女儿。

<扩展隐意：老王至少有三个女儿。>

语义紧缩的句子的语义相对完整，但还需读者或听话人加以扩展，才能更具体、更准确地理解其未说出的意思。同“补足”方式，“扩展”推断隐意也是基于所用词的规约含意，或常规知识，或语境（尤其是心理语境）推导出隐意。

上文陈述的两种方式推导出的隐意，似乎区别不大。如果仅从语义信息不足或完整与否为标准来判断，至少对于汉语而言，不是很适合。我们可以加上两个标准以便判断：一是句法结构的完整性。语义信息不足需要“补足”的句子，某个结构需要补充：如例1-9“小张已经完成了”，动词“完成”的结构需要补足；但“扩展”信息的例1-12至1-14的结构是完整的。二是依赖还是不依赖语境。“补足”隐意需要语境才能完成；但“扩展”隐意不需要额外的语境信息，仅依靠话语的规约含意就能推导出来：如例1-12“我没吃晚餐”，无论说话人在何种场景下说这句话，都能理解说话人说的是“今天我没吃晚餐”，而不是昨天。

综上所述，通过对那些没有明确讲出来的内容进行完形和扩展，可以推导出完形式和/或扩展式隐意。然而，这种非明确表达的内容很明显并非话语所含的意，也不能划归于所说的话。因此，巴赫将隐意从所说的话的范畴独立出来；相较于所含的意来说，距离所说的话更近（见图1-3）。

图1-3 新格莱斯主义对话语的划分

（2）标准化理论

关于意义的认知处理机制，巴赫和哈尼希（1979：192—193）提出了“标准化非字面意义推论”。二位学者作为新格莱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从根本上支持格莱斯理论，即承认说话人的话语字面意义与话语含意有区别，但又对格莱斯主义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巴赫认为在格莱斯的所说的话和所含的意之间还有一个范畴—隐意，是在形式语义基础上的完形和扩展，并非所说的话以外的含意，受语法结构和语义制约，但比字面意义表达了更多的意思。

标准化理论认为一些话语或短语有标准化了的（或固定了的）并非是该话语字面意义的含意，人们在使用这些话语或短语进行交际时，不会下意识地区别字面意义和隐意，而是在获取交际意图后直接理解说话人的意思。很多话语是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反复使用，作为一种固定的记忆存储下来，形成了标准化的表达模式，大家都这么说这么理解，非常自然（刘思，2010：153）。而这些话语原本的字面意义已经是省略的形式，成了标准化的意义，人们在认知处理这些话语的字面意义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们通过“标准化”的过程来理解会话含意。例如，有人说“你不会死的”，其标准化了的话语含意就是“你（不会因为这个伤口）死的”，人们不会真的理解其原来的字面意义即“长生不老”的意思。另外，巴赫和哈尼希（1979：195—196）还根据会话含意提出了“标准化间接语”，如在“你能把盐递给我吗？”一句中，就其语法形态而言，其字面意义是说话人问听话人有没有能力将盐递给问话者，但是该句在日常交际情境中，听话人不会真的回答“我有能力”或者“我没有能力”把盐递给问话者，而是会直接理解到这是说话人的请求，即请听话人递盐过去。这种默契的表达和理解就是“标准化了的”间接语所表达的固定含意。

巴赫和哈尼希（1979：3—8）直接指出“某人带着一个既定意图诉说某事时，只有当听众了解该意图时，才能成功交流”。因此，所说的话不能完全决定说话人的交际意义，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说话人意图的了解（巴赫，2005：19）。此外，“共同语境背景”作为一个显著的语境因素，是除了所说的话（加上隐意）和说话人意图之外，听话人进行话语理解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构建间接施为行为“言语行为图式”的基础。标准化的过程可以作为一种捷径来推断话语含意，即不需要像非标准化形式的话语那样每次都从头开始解读；而“话语和语境激发了说话人和听话人共享的信念，以便他们能够就此合理地做打算，并让对方了解彼此的意图……因此，言语行为图式的中间步骤被忽略了”（巴赫和哈尼希，1979：192—193）。同理，一旦说话人说出一句标准化了的话语，听话人就可以基于共同语境背景，跳过中间的言语行为图式的步骤，而直接理解话语含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巴赫和哈尼希（1979：110）也谈到了一种例外，即交际性施为行为的实施须通过识别交际意图来实现，而常规的施为行为则依靠“常规”来实现。巴赫（1995：683）提出“常规化”与标准化不同，认为常规化指的是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话语，由于一些普遍的共识，其意义本并非原本的字面意义，而是具有由普遍的共识（常规）所决定的固定意义。然而，标准化会话含意的领会不依赖于常规，而是取决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都能领会的交际意图，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话双方就可以缩短一些（必需的）含意推理模式的步骤（巴赫，1975：235）。

二 后格莱斯主义

后格莱斯主义企图从根本上否定一般会话含意和特殊会话含意的划分，通过寻求话语意义认知的最大关联对经典格莱斯主义理论进行根本性的修改。

1.关联理论

后格莱斯主义提出“关联理论”，代表人物有斯珀伯和威尔逊（1986）、卡尔斯登（Carston，1996；2002；2004）以及雷卡纳蒂（Recanati，2004a，2004b）等。斯珀伯和威尔逊（1986：24）认为格莱斯及其经典理论支持者忽视了心理语境的存在，将格莱斯主义引向“编码模式”是偏离常识的。因此，他们从认知和心理的角度，建立起关联理论框架。首先，斯珀伯和威尔逊（1986：174）极力颠覆传统的语言定义。他们断言语言并不是交流必需的媒介，因为“非编码”（非语言）的交流是存在的。语言甚至不一定是一种交流媒介，因为语言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交流。他们（1986：172）认为语言的根本功能是用于信息处理；人类的大脑中存在一套内生系统，通过内生语言系统进行信息交流。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也即经过编码的语义表征，是一系列心理认知结构的抽象结果；而语言交流是“明示推理交流”，并不是简单的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心理认知活动。由于人们脑中有一套这样的认知处理系统，语言交流，实质上是明示刺激、激发听话人的内生语言系统，在内部系统经过认知处理加工完成的。

关联理论包括两大基本原则，第一原则原本只是第二原则的一个前提，斯珀伯和威尔逊（1986：260）最初的设想是只将第二原则作为“关联原则”用来替代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但是随着后格莱斯主义学派对关联理论的不断完善，关联理论的最终版本包含了认知和交际这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原则：基于意义认知的原则，人类认知倾向于适应最大化的相关性。

第二原则：基于交际的原则，每一次明示的交际行为都会传达其自身最佳关联性的假设。

关联理论第一原则（认知）的核心论点是，由一句话所引发的相关期待，应当是足够确切且可预测的，能够指引听话人理解说话人意思（斯珀伯和威尔逊，1986：261）。他们认为认知能力最重要的作用是推导出最相关的语境含意，这一过程是信息输入（声音刺激）和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同的刺激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凸显度，相同的语境信息可能得出不同的推断。因此，基于关联理论，在相同的情况下，处理起来越费力的信息输入，越是与语境和意义不相关；越相关的信息，处理越不费力。

关联理论第二原则（交际）建立在第一原则之上，利用认知规律，说话人可以发出一些让听话人做出最贴合说话人预期的明示刺激，吸引听话人的注意，激发听话人启动认知处理寻找最大关联。斯珀伯和威尔逊（1986：153）认为信息目的和交际目的是会话过程中两类明示推理目的。在理解明示刺激的过程中，虽然解码话语的语言逻辑形式对于听话人来讲是一条线索，然而通过解读话语（未说出）的明示部分来推导话语含意也相当重要，甚至更为关键。

针对上文提到的语境信息，斯珀伯和威尔逊（1986：132—142）指出，语境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之前确定的，即听话人会将所听到话语和未明说的假设与语境相结合进行判断。他们认为语境的内涵很多，包括百科知识、认知来源（长期和短期记忆、感知）和新观察到的环境信息。卡尔斯登（2002：81）认为语境是一组心理表征，是理解话语的过程，涉及表征和计算的唯我论心理系统。她将语境分为思维语义的内部语境（也指个体）和外部语境（也指个体所在的环境）。后格莱斯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当听话人试图理解说话人的意思时，语境信息起着决定性作用。简言之，从说话人角度出发，话语的字面意义仅仅是一种外部刺激，这个刺激本身并没有交际意义；而说话人的意义，最终是由听话人的内部认知环境和外部语境共同决定的。后格莱斯主义认为，关联理论是一个有关认知和心理的理论，同其他心理学理论一样，具有可测试性。

2.明意

卡尔斯登（2002：182）从三个维度横向对比了纯语义视角、格莱斯主义理论以及语用范畴内对所谓“所说的话”的内涵定义，即命题的完整度、交际意图的嵌入度和语境的影响力。她认为格莱斯主义支持者有两点不足：（1）将“所说的话”独立出来意义不大，且定义范围仍囿于语义学范畴，不在语用学讨论的范围之列；（2）从交际的角度考虑，新格莱斯主义仅强调了说话人提供信息的方式，并没有考虑听话人的接收问题。因此，她（2002：182—183）提出在探讨话语意义的时候有两点区别值得注意：一是听话人具有的可用信息（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听话人利用信息所实施的行为（语言应用performance）是有区别的。二是听话人可用的信息来源是有区别的：（1）说话人所使用的语言表达，也即“语言内”的编码意义或字面意义；（2）“语言外”的语境信息。据此，她（2000：124）在斯珀伯和威尔逊（1986）的理论基础上，对明意的定义做了进一步完善。她认为围绕说话人交际意图，由话语的编码逻辑形式和句法的逻辑成分所构成的假定（设想）的意义都是明意。明意主要通过五个方面来充实话语意义（雷卡纳蒂，2004a，2004b；卡尔斯登，2002，2004），如下列语例：

（1）消除歧义；[1-15]她吃了一朵花。

a.花=植物的一部分

b.花=花朵形状的巧克力

<明意：她吃了一个花朵形状的巧克力。>

（2）确定所指；[1-16]他正在公园散步。小狗太可爱了。

<明意：他散步走过的公园里有一只可爱的小狗。>

（3）语义饱和；[1-17]斯珀伯和威尔逊的解释是不同的。

<明意：斯珀伯和威尔逊的解释（与格莱斯的解释）不同。>

（4）自由填充 ；[1-18]他们全都吃了。

<明意：他们把所有可食用的食物吃了。>

（5）特设概念构建； [1-19]冰箱里什么都没有。

<明意：冰箱里没有可以用来做饭的食材。>

黄衍（2009：189）梳理了后格莱斯主义学派的论述，将明意总结为话语中所包含的不完整概念表达，或逻辑形式的推论性发展，包括所有根据语言逻辑形式和语境推导得出的；是虽未明说但是意义明确的非字面内容。在考虑语境的情况下，除了字面意义之外，话语含意可以由听话人基于语言的最佳相关性推断出来。由于听话人的认知环境可以通过语境进行调整，如果给出一定的语境，格莱斯所谓的一般会话含意可以在很多情况下被转换为特殊会话含意。正因为语境的决定性作用，后格莱斯主义主张没有必要区分一般会话含意和特殊会话含意。下一节我们将从对比的角度对会话含意、明意和隐意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