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职业生涯与劳动参与
劳动参与的生命周期一般是指与就业密切相关的人生各个重要的阶段，又被称为劳动力供给的生命周期。这个过程一般指：就学、结婚、养育子女、工作转换以及退休等阶段。人们参与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即市场生产率与家务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而不同的时期，劳动者的劳动力参与率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影响劳动力供给决策的因素会有所不同。通过针对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有关调查研究发现，人们的生命周期同过去会发生很大变化，在结婚年龄后移、生育率下降的同时，平均寿命会大大延长。
一 就学与就业决策
在生命周期中，首要面对的重要选择就是就学和就业。随着社会、经济与教育的发展，在人们对教育的支付能力提高的同时，教育能够吸纳更多的求学者，再加上人们对教育、知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等方面认识的发展，选择就业的年龄出现了一种向后推移的现象。然而造成这种推移现象是有条件的：一方面这种推移是有限的，因为人们参加教育活动最终是要和参加有报酬的社会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另外，学历教育的发展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及相关政策的限制。比如就目前我国大学扩招现状而言，大学入学率处于一种持续提升的态势，但是这种提升的态势不可能一成不变，也可能会逐渐进入一个高等教育的调整期，从而造成大学入学率的下降。大学入学率的这种趋势是有原因可循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就有两种观点：一方面大学的教育一般来讲被看成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通俗地说通过受教育，未来预期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从而很多学生放弃现在的收入机会，也就是就业（成为继续就学的一种机会成本）；另一方面把大学教育看成了一种消费。不难理解，比如某些人上大学是因为大学的氛围可以为他们摆脱没有接受大学生活的遗憾，仅此而已。那么，如果是经济处于一种繁荣时期的话，人们往往预期可以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就更倾向于接受大学教育而推迟就业。把大学教育当作消费看待时，与其他消费要有相同之处，家庭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对人们参与大学教育的愿望造成影响。
二 结婚与育儿决策
每个人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也是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特别是在婚姻面前，人们就不得不去考虑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自身资源在婚姻市场中的相对竞争力。与企业生产财富、提供服务一样，在家庭中也存在自家消费和服务的创造以提高效用的考虑。这是从结婚选择的角度去考虑的，就是说，在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上，人们应该倾向于选择对于自己来说拥有和掌握那些稀缺资源的人作为结婚的对象。
结婚与生育年龄的变化。经过相关调查显示中国女性初婚和生育年龄有一种持续走高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从1990—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26.8岁。
家庭经济。家庭经济是指以家庭内部消费为目的的家庭生产活动。前面有提到过家庭经济与企业的共同之处，具体地说在家庭中间，需要做饭、打扫为生、照顾孩子等。在此之外也有类似于企业的若干生产活动，而与企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满足外部消费者需求不同的是，家庭的生产主要为了满足家庭内部的需要。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企业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可以选择多投入资本、少投入劳动或者是少投入资本多投入劳动；家庭经济也一样，有很多生产方式可供选择。定义家庭经济的生产函数可以类比于企业的生产函数，企业生产函数可以用X=f（L,K）表示那样，然而家庭的生产函数可以用x=f（q,n）表示，q为从市场购入的物品与服务，n为家务劳动时间。
婚姻的经济性决策。考察婚姻的经济意义离不开对婚姻收益与成本考察。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50]在其著作《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中对家庭内劳动分工、婚意行为、人力资本、家庭中的利他行为都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家庭成员间的分工格局部分由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决定，部分由人力投资上的差别决定；婚姻市场上的相称婚配实际上是投入的收入和价格均衡问题；人们花在自身或子女身上的费用，不只是满足眼前的一时需要，而且是为了获得知识、技能和健康等人力资本所做的一种投资；家庭内的利他主义也有高效率，一个利他主义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部分地被保险。
专栏2—4 不想生二孩，除了经济因素还担心职业发展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已有两年多了，可生育潮并未如期到来。虽然有的家庭迎来第二个孩子，可更多的家庭在犹豫、观望，更有直言生“二孩”会是负担。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为什么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家庭对生“二孩”的态度是怎样的？“二孩焦虑”是否存在？
解放日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KuRunData中国在线调研，进行了关于生育二孩的调查。调查采用在线方式，受访者为适龄生育市民，样本总数1000份，男女比例各占50%，其年龄段占比分别为：“70后”为35%,“80后”为40%,“90后”为25%。
调查数据显示：在适龄生育市民中，有明确生育二孩计划的受访者仅占所有受访者的27.1%，而已生育二孩者以“70后”受访者为主。在350位“70后”受访者中，有46位已有两个孩子，占比13.1%。
四成受访者不愿生育二孩
从宏观层面，受访者给出的理由排前三位的依次是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二孩生育堆积效应在政策放开的第一时间已经大部分释放出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从微观层面看，适龄生育者在是否生育二孩这件事上，表现相对冷静。调查数据显示：41%的受访者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22.8%的受访者正在观望；有计划或已经生育二孩的，分别占27.1%和9.1%，也就是有362位受访者有意愿生二孩，且有91位已付诸实施。分析这些有“二孩”或“准二孩”的受访者，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家庭年收入相对较高，80%左右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而家庭年收入不到5万元的低收入者仅占4.4%。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初涉婚姻的“90后”，相较“80后”和“70后”，对生育二孩的接受度更高。250位“90后”受访者明确表示有计划生育二孩的有92位，占36.8%，远超过27.1%的平均数。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生不生孩子，除了另一半的意见，大多数家庭中长辈的态度也是考量因素之一，而且大孩的想法也不得不顾及。调查数据显示：家里一致认为不生二孩的有29.5%；夫妻不想生但家里老人坚决要求生的有22.8%；大人都想生，大孩不同意的，也有13.6%。不过，抛开现实中的生还是不生，对于家庭的理想构成，67.7%的受访者认为还是应该有两个小孩，而且最好是“儿女双全”。
生不生二孩自己来做主
调查中，在回答“是否生二孩，您觉得谁的意见最重要”时， 52.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想法最重要，女性态度更鲜明，500位女性受访者中有322位做了此项选择，占比64.4%；其次是配偶的意见，占38.0%；长辈意见和大孩意见不分伯仲，占比分别为4.8%和4.5%。
在问及“假如自己不想生二孩，而家人希望生，您会如何应对？”时坚持不生者只占受访者的21.1%;62.7%的受访者表示会和家庭成员协商解决；另有16.2%的受访者则表示还是听家人意见算了，没必要为生不生孩子和家里人闹矛盾。
想生二孩的理由是什么？不想生二孩的理由又有哪些？调查结果显示：想生的理由排前三位的分别是两个孩子有伴、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减轻子女未来赡养老人的压力和减少成为“失独”家庭的风险。不想生的理由中，经济状况不允许排在第一位。除了经济状况不允许，不生二孩的理由还有诸如再抚育一个孩子时间精力不足、担心以后有孩子“入托入学难”等问题。事实上，早在二孩政策全面落地后，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就曾表示：政府部门将通过增加公立幼儿园、鼓励以社区为依托兴办托儿所，包括鼓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等多项举措满足新增入托需求。落实“全面二孩”政策，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增加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满足新增加的公共服务的需求。
二孩与职业该如何选择
在回答“您认为如果生育二孩后，您的职业发展心态会有影响吗”这一单选题时，500位女性受访者中有309位选择了“有影响，会考虑工作量小一点的岗位”，占比61.8%；甚至有56位女性选择“只能不工作了，在家照顾孩子”，占比11.2%；只有27%的受访者比较自信地认为“和生育前没什么两样”。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现实问题，46.4%的受访者表示，假如自己生育二孩，只能请长辈帮忙带孩子；甚至有11.4%的受访者表示会完全交由家中长辈或其他亲戚带；不过也有37.1%的受访者表示会“夫妻两个自己带”。
该如何缓解二孩“焦虑”
数据显示：60.6%的受访者认为二孩妈妈有焦虑现象，在女性受访者中，这一比例高达65.4%。
如何缓解二孩妈妈的焦虑？“关注二孩妈妈的保障与心理健康问题”以69.4%的比例排在第一；第二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二孩妈妈提供精神支持”，占65.6%；第三是“营造女性公平就业的氛围”，占56.2%，其他的还有诸如希望单位或社区成立二孩妈妈互助团体，定期策划交流活动等。也有部分受访者认为，二孩妈妈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谁来带、怎么带”，如果能提升当前托幼机构的数量和质量，或许可降低二孩妈妈的焦虑。
缓解二孩生育焦虑，需要社会扶持，87.8%的受访者认同这一观点。那么，需要社会给予哪些方面的扶持？“教育”以34.4%的比例排第一；“医疗”排第二，占19.7%;“女性职业发展”排第三，占18.8%；其次分别是住房、日常照料和孕产妇检查，占比分别为14.5%、10.5%和2.2%。
在回答“您认为二孩政策对社会最有利的影响是什么”这一单选题时，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可“缓解人口老龄化”，其次是“增加未来劳动力”和“减小社会出现 ‘失独’家庭的风险”。在看到有利因素的同时，还是有50.4%的受访者担心二孩政策可能对已有医疗和教育资源带来压力；27.1%的受访者担心未来的中国人口会再次激增；另有22.5%的受访者担心新的人口结构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资料来源：苗苏《不想生二孩，除了经济因素还担心职业发展》,《解放日报》2018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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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第二代性别偏见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有：（1）隐形性。区别于之前对女性的故意阻碍，现今组织环境中对女性的歧视深深扎根于日常工作惯例和文化准则中，从而变得更加隐形，即对于有雄心壮志的女性而言，通向组织最高层的道路中除了可见的障碍以外，还有很多不可见和意料之外的障碍。（2）非必然性。玻璃天花板和“迷宫”的比喻均认为女性在晋升到特定高度的过程必然会遭遇各种障碍，第二代性别偏见则突破了这样的思维惯性。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女性成功担任首席执行官、政府高官甚至国家最高元首的先例；（3）复杂性。区别于之前所描绘的单一、一成不变的阻碍，第二代性别偏见充分考虑到女性在进入职业领域、争取领导岗位以及承担领导角色的过程中可能面对的纷繁复杂的挑战；（4）层级普遍性。第二代性别偏见下的女性并不只是最高层管理者，女性高管数量的稀少是组织各层级上的性别歧视总体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男性和女性在初级和中级职位上的竞争中并没有享有平等的机会，在通向职业金字塔顶端的道路上，女性并不是到了最后关口才碰到钉子的。
[47]Fletcher J.K.,Relational Practice,Journal ofManagement Inquiry,1998,7（2）:16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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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大量研究表明，女性的收入水平不仅普遍低于男性，而且在女性群体中，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有孩子的女性的收入状况也处于劣势。这种女性因生育而出现的收入水平下降的现象，被称为“母亲的惩罚”（motherhood penalty）。
[50]加里·斯坦利·贝克尔（1930—2014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