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的重要元素

侦探，也正是侦探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其重要性与谋杀犯相当。对于那些著名侦探的名字，每个侦探小说爱好者都能罗列出一堆来，夏洛克·福尔摩斯无疑是最为出名的一个。

几年前，为了筹备一本短篇小说选集，我特意将柯南·道尔的故事集重读了一遍，这让我惊奇地发现，他写得不是一般的烂。虽然不论是故事的引子，还是故事的背景都无可挑剔，但是就故事本身而言，太过骨感了，给人一种徒有声势、缺乏实际的感觉，甚至在读完整个故事之后都没反应过来。

即便这样，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认为在这本选集中有必要收录一篇柯南·道尔的作品。但是后来发现，对于精明的读者来说，他没有一篇让人满意的作品。不过，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实在有说服力，他的确抓住了大众读者的心。而且他的大名在文明世界里传遍千家万户。或许有人从未听说过贝尔杰雷先生、威洛比·帕特尼爵士或韦尔杜兰夫人这一号人物，但是一提起福尔摩斯，他肯定是一副“我知道”的表情。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作者采用的是生动的粗线条，并且对这个人的特殊癖好进行了不断的重复叙述，使得他的形象在读者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这种方式的刻画效果相当明显，与一些广告大师在推销啤酒、肥皂、香烟时所使用的策略一致。

在将五十篇福尔摩斯故事读完之后，你仍然对福尔摩斯没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但是肯定早已臣服在他永不停歇的唠叨之中。这样一个戏剧化的、被刻画出来的人物也就在你的思想中获得了生命力，就像密考博先生和伏脱冷先生一样。柯南·道尔的作品在侦探小说中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无可比拟。我想，仅凭夏洛克·福尔摩斯同是出自他手就可以确定——他确实能够担得起这个称号。

——引自毛姆《读侦探小说》

福尔摩斯在中国

“福尔摩斯”这个名字，在中文世界中至今家喻户晓。一般华人读者恐怕早已忘了这位英国大侦探的原名Sherlock Holmes。福尔摩斯探案最引人之处，除了情节上的悬宕之外，关键还是在福尔摩斯这个主要人物。前面说过，他的行为举止是十足的维多利亚式的英国人，和中国的文人或侠客毫无相似之处，当然更和公案小说中的包青天等典型大相径庭。换言之，这是一个崭新的现代人物，冷血在序言中甚至说：“福尔摩斯者，理想侦探之名也，然而中国则先有福尔摩斯之名而后有侦探”；刘半农甚至把这个模范侦探在知识上的优缺点从《血书》（即《血字的研究》）一案中仔细推敲，说他无文学、哲学和天文学的知识修养，但在植物学、地质学、化学、解剖学、犯罪学和法律则样样精通，而且也是“舞棒弄拳使剑之专家”，知识之外“不得不有体力以自卫”，至于他“善奏四弦琴”（即小提琴），则视为“正当之娱乐，不任其以余暇委之于酒色之征逐或他种之淫乐也”。从上面列的这个单子看来，刘半农很精确地看出（当然是根据柯南·道尔的描述）：这个模范侦探最擅长的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几种重要的科学，这都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的东西，有了科学的知识，才能推理破案，所以刘半农看重的还是理性知识多于拳脚体力，后者只用以自卫（但是他没有提到手枪）。至于福尔摩斯性格中非理性或神经质的那一面，中文译者和读者却一概不顾。

这样一个西方人物，和中国文化背景如此格格格不入，为什么会在中国如此走红？

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福尔摩斯是一个“新”人物。当时中国政局动乱，清廷摇摇欲坠，需要一个和传统上从包青天到包打听完全不同的侦探类型，来救中国，换言之，这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上的一种心理需要。但是这个说法仍然不能解决文学上的问题，我们势必要把这类西方小说放在中国通俗小说和文化的脉络中去研究。

虽然福尔摩斯这个人物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人物不同，但是它的探案体裁本身却和公案小说颇相符合；换言之，公案小说也为福尔摩斯提供了一个“文类”的土壤。公案小说中的破案过程还是和政府的官僚结构的运作分不开，但福尔摩斯探案中的官僚却只有苏格兰警场的一两个督察，福尔摩斯与之相熟，却不受其管制，这就把读者带进政府以外的社会空间。在中国通俗小说中，这个空间常被视为“江湖”。乃游侠出没之地。然而“江湖”又多属“草芥”之地，不是都市。清末的都市文化开始兴起之后——特别是上海，在世纪之交已开始发展成一个“声光化电”的现代物质文明的都市，在此江湖游侠和包青天型的英雄豪杰皆无施展之地，势必要创造出一些新英雄人物出来。

柯南道尔的笔调是非常缜密而优美的——那原文已有不少被采作大中学的读本。他写那福尔摩斯的爱科学，重理智，具毅力，富想象和精于心理分析的机敏活跃的天才，和那位忠厚诚笃而带些书呆性的约翰·华生，的确可说得上“前无古人”。至于它的意识的纯正，结构的紧密，布局的谨严，对白的句句着力，人物个性的渗透和前后脉络的贯串，我不敢有什么批评，只有“私心向往”。

——引自香港人文学院创院院士李欧梵《福尔摩斯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