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骤起

在旅顺的近代史上，光绪十四年，即公元1888年是一道分水岭。虽然一度威名显赫的旅顺水师营逐渐衰落，但最终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支李鸿章创建的近代化舰队——北洋海军。就在这一年，旅顺拥有了新的身份——北洋海军基地。这是古老的水师营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可以称之为时代发展的界碑。

公元1874年至1875年间，晚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国家战略的大辩论，因为牵涉到北洋海军基地是否放在旅顺的问题，所以旅顺被卷入大辩论的旋涡之中。

这场持续的论战，不是偶然间爆发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海陆复合型地缘环境所导致的海防与塞防的两难选择，同时也是当时世界海权与陆权之争在中国的反映——海防与塞防之争，是应对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殖民地而采取的不同方式，选择的不同方向。

先来看看海防与塞防论争的国际背景。十五世纪以来，大陆和海洋两种发展模式的优劣问题，一直贯穿于地缘政治之中。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认为，拥有海权是占领殖民地，取得世界霸权的关键。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资产阶级已夺取政权，掌握国家机器的英国，产业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公元1794年，法国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欧洲资产阶级专制统治开始变得空前团结。美国在1783年宣告独立之后，紧紧追随英法的脚步，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这些国家渐成气候以后，日益加紧对外扩张的步伐，尤其垂涎巨大的中国市场。他们认为，谁先占领中国市场，谁就能在世界竞争中拔得头筹，因此，处心积虑地要从海上敲开中国大门。

与此时同，“康乾盛世”已近尾声，中国边境，不论江河、海洋，还是山川、陆地，其防务都弱不禁风，甚至形同虚设，因而，四面八方都面临着被列强蚕食或鲸吞的危机。

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完成了吞并印度的计划，进而向北扩张。而沙俄势力疯狂贪婪，也在极力向中亚和中国进行侵略扩张。同治三年，即公元1864年，俄国开始向邻近新疆的浩罕汗国发动军事进攻，而该国恰恰处于英国的卵翼之下，因此，两国势力在中亚和中国西北部发生了尖锐冲突，对中国新疆地区的角逐也呈现出更加激化的趋势。这时候，浩罕汗国摄政王派遣军事头目阿古柏率领一支军队，于同治四年，即公元1865年4月11日侵入新疆南疆，至1870年3月，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都被阿古柏势力所控制。至此，一直蓄谋占领新疆伊犁的沙俄开始极力拉拢阿古柏，以便为其侵占伊犁创造条件。1871年6月，沙俄占领了伊犁九城（惠远古城及其八座卫星城）地区，并悍然宣布了对伊犁的永久统治权。在这一背景下，新疆地区战祸连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同治十三年，即公元1874年，日本以琉球居民漂流到台湾遇害为由，公然出兵台湾，东南亚一些小国也蠢蠢欲动，企图借机挤入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行列。如此一来，东南沿海也风云骤起，对清王朝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海上冲击与威胁。

如此，清廷难免寝食难安。英法列强于太平洋虎视，沙俄于东北和西北狼环，日本威逼于东南沿海，帝国主义列强从三个方向把中国团团包围起来，危机骤升。在朝内有识之士和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强烈诉求下，海防也好，塞防也罢，清政府必须从战略和全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

而如何取舍，国内原因则更复杂，是多层、多重矛盾的聚合叠加。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从来没有遇到过来自海洋方面的，对主权、领土产生重大影响的威胁。但是自十八世纪末开始，清王朝的统治自身开始呈现出危机四伏的态势，土地兼并严重，政治空前腐败，财政拮据，军务废弛，其严峻局势岌岌不可终日。可以说，近代中国，处于苦难且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明清两朝争夺旅顺的战争，已经为旅顺打下了苦难的烙印。而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又成为近代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转折点。西方列强从海上侵入中国，南下北上，日本吞并琉球，法国占领中越边境地区等等说明，西方列强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

然而，尽管世界形势风云变幻，朝廷内部的党争也日益激烈了起来。面对东南沿海和西北边塞两方面的军事威胁，清政府实在是进退维谷，焦头烂额。为了扭转时局，摆脱困境，清政府开始在各省督抚和中央王公大臣当中广泛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关于国家防御战略的大讨论热潮迭起，海防与塞防何者为先，何者为重，众臣各抒己见，很快便形成海防派与塞防派两种主导性声音。

主张以海防为主导的代表是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从安徽合肥走出来，后被尊为中堂的李鸿章，在恩师曾国藩的提携下，成为淮军的创始人、北洋大臣和北洋水师的掌门人。身为同治、光绪两朝重臣，李鸿章曾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四十年。他执掌直隶总督大印，手握北洋大臣兵权，统领一方，雄视华夏，朝内有人称他为“坐镇北洋，遥控朝政”的官上官，可见其权势之大，威望之高。同时，李鸿章也不负盛名，对大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了然于胸。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看透了西方列强相互勾结，玩弄欺骗，妄图用坚船利炮侵占大清领土的险恶目的，反复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已从陆路转到海上，要想消灾避祸，保住清廷的半壁江山，必须要从海上防务做起，效法西方国家，建立现代海军，加强海防建设。

李鸿章提出的战略构想是，在清廷国库空虚，财力不足，可供调配的国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战略应向海防倾斜。而新疆等西部地区则可暂时采取守势，静观其变，待机收复国土，因而可以最大限度地把西部地区屯兵花费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的海防上来，集中财力发展海军。对此，李鸿章的具体解释是：

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加强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思路是高瞻远瞩和有理有据有节的。

反对方以左宗棠为首，他极力反对李鸿章加强海防，暂缓塞防的主张。湖南湘阴人左宗棠为湘军名将，是晚清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他性格刚烈，不畏权贵，富有远见卓识。在海防与塞防的论战中，他坚定地站在塞防立场上与李鸿章辩争。在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后，左宗棠认为，回民叛乱已平定，新疆分裂势力刚刚兴起，英国和俄国都对新疆抱有野心，并且俄国已经抢先占领了伊犁，“以夷制夷”的策略已经失败。左宗棠还强调说，现在，沿海地带海防形势已趋缓和，西方诸国正忙于欧洲争夺，现在出兵新疆正是好时机，可一并收复失地。倘若久拖不决，定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并引起内地安全的连锁反应，酿成严重的后果。

从本质上看，无论海防还是塞防，都是从维护清王朝统治，保证国家安全的大局着想，只是在实行的具体政策，采取的具体路径上有不同的政见和主张。也正因为如此，海防派与塞防派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核心问题上仍存在共识，就是西方列强要瓜分中国已难以避免，不可等闲视之。

西方地缘政治学中海权与陆权的争论与竞争，已经从实质上指出了，世界政治中心是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争夺霸权的斗争，而中国则处于海权和陆权的交叉地带，不论从哪一个方向上看都难逃牵连。这种地缘环境必然决定了中国成为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中心。而晚清王朝又处于快速衰落之中，恰好为侵略者提供了有利时机。正是基于这种政治上的共识，历时一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最终双方打成了平手，只是在气势上，海防派稍占上风。

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保持着两种意见的大体平衡，先是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下决心进军新疆，消灭阿古柏分裂势力，逼迫俄国归还伊犁。又积极支持李鸿章的海防主张，批准了他提出的“海防大筹议”议案，委托李鸿章扩建海军，购买军舰，大力发展海防建设。因此，李鸿章得以力排众议，在国家财力不足，缺乏军事、技术、管理人才，朝廷内外干扰不断的情况下，抓住历史机遇，把筹建现代化海军摆在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当然，这也意味着北洋海军的诞生是冲破重重阻力的结果，可以想见，其成长发展之路也会是艰难的。

海防、塞防大辩论后，总理衙门综合各方意见，从现实国力出发，提出了原则上同意建立北洋（旅顺、威海）、南洋（浙江）和东洋（福建）三支水师，但优先组建北洋水师，将南洋和东洋水师一并列入计划，待财力允许再行考虑。

到了光绪十年，即公元1884年，中国终于有了具有现代色彩的三支水师——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东洋水师。公元1885年10月，清廷宣布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统筹管辖海军事宜。为了提高海军衙门的地位和档次，慈禧任命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为清政府第一任总理大臣，命乾隆的曾孙，庆亲王奕劻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同办理，也叫会办，协助总理大臣工作。按照当时朝中的权力格局，醇亲王虽贵为一把手，但海军衙门的实际权力却在慈禧的嫡系亲信李鸿章手里。

要组建北洋水师，不能没有与之配套的基地，于是，建立海军基地的问题同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既是李鸿章的当务之急，也是清王朝的一件大事。担当筹建海军大任的李鸿章把目光投向了旅顺。但是，朝廷上下依然存在不同的声音。曾经出使过法国、德国的许景澄（晚清政治家、外交家）认为，海军基地设在山东胶州湾的青岛较好，那里港阔水深，常年不冻，不仅直接面向太平洋，而且离京城也不太远，因而从水陆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对京城的保卫。对此，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在大连湾建立海军基地更为有利。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认为，广州的黄埔已有船坞，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扩建一座军港。围绕着把海军基地建在何处，朝臣们争论不休，只好请光绪帝定夺。光绪贵为皇帝，在国家大事上却没有什么决策权，他不敢拍板，把皮球踢给了根本不懂军事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却又把皮球给踢了回来。她说，海防之论是李鸿章提出来的，在这件事情上，他应早有筹划，见识也应高人一筹，就让他自己决定吧。于是，李鸿章当机立断，把北洋海军基地安放在了旅顺。

李鸿章做出的这个决策并不草率。自洋务运动以来，他已经在这里作了深厚的铺垫。为了建造好梦寐以求的海军基地，他和幕僚马建忠也曾专程前往旅顺和大连湾进行实地考察。光绪七年，即公元1881年秋天，李鸿章又亲自带着新购置的“超勇”号和“扬威”号两艘巡洋舰，劈波斩浪来到旅顺考察。当他志得意满地站在“超勇”号的指挥台上，目光掠过波涛汹涌的海面，投向旅顺方向逶迤连绵的群山，不禁为这群山交抱的海湾和港口而折服。能在这个举世难得的天然良港建立基地，培养海军，这不禁令李鸿章心旌摇荡。

因此，在写给皇上的奏折当中，他提出：

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

西国水师，建阃择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阻，一也；山列屏障，可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易运糗粮，三也；近山多石，可修船坞，四也；口滨大洋，便于操练，五也；地出海中，以扼要害，六也。

北洋海军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甚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于布置。唯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与以上六层相合；而为保守畿疆计，尤宜先从旅顺下手。

奏折很短，水平极高，从宏观到微观，利弊得失，条分缕析，抑扬褒贬，言之有序，把北洋海军基地放在旅顺的道理阐述得明明白白，难怪慈禧如此倚重李鸿章。就这样，中国近代的第一个海军基地顺理成章地在旅顺安营扎寨了。从此，旅顺将以“北洋海军第一军港”“东方第一要塞”的新姿态、新气势，揭开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公元1888年，北洋水师改称北洋海军，正式挂牌成立，但人们仍习惯地称之为北洋水师。刚组建起来的北洋海军拥有二十五艘舰船，其中就有后来参加了甲午战争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队分别驻扎在旅顺、威海卫、大沽口三个港口。北洋海军一成立，就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其中规定，“择威海卫地方建衙或建公馆办公。另于威海卫、旅顺口两处，各建海军办公屋一所”。

按照要求，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负责分别在威海卫的刘公岛和旅顺口建立办公场所，由李鸿章亲自题写相同式样的“海军公所”牌匾，各自挂在其门楣上。现在的旅顺口港湾街45号欧式小楼就是当年的海军公所，其主人就是丁汝昌。从此以后，旅顺军港里停泊的不再是旧时代的木质小帆船，而是为新时代高大威猛的西洋大船和铁甲舰所取代了。

北洋海军诞生于国家危难之际，可谓使命在肩，责任重大。作为北洋海军基地的旅顺，则开始迎风击浪，巍然挺立在国家海防的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