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起源的假说

在探寻这一人类学变革过程之前，我先简单回顾一下过去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起源方式的几种假说。有趣的是，每一种假说的流行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例如，达尔文认为，精心制造石器是推动技术进步、两足行走和脑部增大的重要因素。这种假说无疑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观念：生活即斗争，创新和努力铸就辉煌。这些观念渗透到科学中，塑造了人们研究人类进化和其他进化过程的方式。

20世纪头几十年是爱德华时代乐观主义的全盛期，大脑及其深度思考能力被认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在人类学界，这种主导的社会世界观表明，人类进化的最初推动力不是两足行走，而是不断增大的大脑。在20世纪40年代，世界臣服于科技发展的魅力和力量，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肯尼思·奥克利（Kenneth Oakley）提出了“人，工具制造者”这一假说，并使其盛行开来。他认为，人类进化的推动力是制造和使用石器，而不是武器。当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下时，人们又强调从猿类到人类的较为阴暗的一面的分化，人类会自相残杀。澳大利亚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则提出了“人，杀人的猿”这一观点。

到了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认为，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是人类起源的关键。若干调查组研究了处于原始技术阶段的现代非洲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昆桑人（!Kung San，曾被误称为布须曼人［Bushmen］）。由此出现了一种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人类形象，他们既尊重自然，又以复杂的方式利用自然。这种对人性的想象力与当时流行的环境主义不谋而合。人类学家对狩猎和采集这种混合经济的复杂性和经济安全性印象颇深，但着重强调了狩猎。1966年，人类学界一场名为“人，狩猎者”的重要会议在芝加哥大学举行，会议的主旨高调而简单：是狩猎造就了人类。

在大多数技术不发达的原始社会里，男人负责狩猎。因此，让人不再感到意外的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女人们的自觉意识逐渐提高，她们就自然而然地开始怀疑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人类起源问题的解释。另一假说“女人，采集者”应运而生，它认为，在一切灵长类物种中，雌性与子嗣之间的纽带是社会核心，而正是由于女性发明技术、采集食物（主要是植物）给大家分享，复杂的人类社会才得以形成。

虽然这些假说指出的推动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性，都认为达尔文关于人类特征的观点是对的，即最早的人科动物拥有某种程度的两足直立行走能力、技术和增大的脑部，因此人科动物是文化动物，与自然界其他物种从一开始就有区别。但近年来，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考古记录表明，支持达尔文假说的具体证据不足。如果他的“一揽子”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同时从考古和化石两方面的记录上，考证出两足行走、技术以及增大的脑部同时出现，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单就一种史前的考古记录来看，就足以说明这种假说是错误的，这种考古记录就是石器。

与难以被石化的骨骼不同，石器不会遭到破坏。因此史前的绝大部分记录都是石器，它们是技术从简单向复杂发展的证据。这类工具最早的例子有，用卵石打击石片而制成的粗糙石片、简易刮削器、砍砸器。这些石器出现在距今约250万年前。如果分子证据正确，最早的人种出现在约700万年前，那么我们的祖先从两足行走到开始制造石器用具，几乎间隔了500万年。无论是什么进化力量让猿得以两足行走，都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无关。而许多人类学家却认为，约250万年前的技术进步是脑部增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