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研究理论基础

2.2.1　生态福利相关理论分析

本节主要对生态价值论、生态供需论、环境经济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等生态福利相关基本理论进行回顾与分析。上述生态福利相关理论对于城镇化进程中生态保护及环境治理诸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参考。

（1）生态价值论

①基于劳动价值论。

生态价值论认为，生态环境具有价值。因为生态环境在物质资源提供、景观提供、安全维护、文化承载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使用价值，且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逐渐成为人类物质财富的组成部分，因此不能因其存在市场交易障碍，而否定其使用价值属性。同时，现如今大量人力物力被投入至生态环境中，生态环境已并非纯天然，包含大量人类劳动参与。生态环境的价值，体现在人类维持及改造生态环境过程中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着对生态价值这一问题深入探讨，大部分学者均赞同生态环境具有价值这一观点。刘业础（1981）认为由于人类生产力水平提升，人类对环境影响超过环境自身容量，自然界无法依赖自身净化能力，消除人类日常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耗费必要的人类劳动用以保护生态环境，该部分的耗费应属于生态环境的价值。于光远（1981）认为，环境保护及生态改善工作，凝结人类劳动，生态环境具有价值。陈予群（1985）指出，生态环境价值表现为人类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物化，并应通过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生态资源的有偿性。刘思华（1987）认为，应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生态价值论，把劳动价值延伸至生态经济系统中。司金銮（1996）把生态价值分为“天然的自然”和“人工的自然”2个层次，前者逐步向后者发生转移，生态价值逐渐显现。蒲志仲（1993）认为，生态环境价值主要包括3个部分，即：生态环境开发利用过程中直接耗费量、简单再生产的中间耗费量及扩大再生产的中间耗费量。

②基于效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人们对物品或服务的主观评价，主要是指物品或服务能够满足人们主观欲望或需求的能力（程宝良和高丽，2006）。一般效用价值论认为，物品的价值是由其效用产生的，即物品用途大小决定了其价值大小。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边际效用及其稀缺性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即：物品或服务所带来的总效用的边际变化量。均衡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由生产费用与边际效用共同构成，二者缺一不可。从上述效用价值论的多种观点来看，生态环境是具有价值的。首先，生态环境具备能够满足人们的主观欲望及需求的能力，具有重要效用；其次，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客观增长边界，关键自然资本消耗存在不可逆性，生态环境逐渐显现出边界效用及其稀缺性。由此可见，生态价值理论强调了生态价值的重要性，克服了片面追逐经济利益的局限。该理论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生态福利的前提及基础，完善并发展了经济学理论。

（2）生态供需论

生态需求，是指人类及其后代为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依赖及提出的要求。生态需求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具有层次性、冲突性、外部性等特点。

首先，从层次性特征来说，如图2-1所示，生态需求可以依据马斯洛（A. H.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划分为5个层次（张金泉，2004）。其中，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是人类低层次的生态需求，也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社交需求与尊重需求体现了人类对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的追求；成就需求则代表了最高层次的生态需求，以期在和谐的人地关系中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其次，从冲突性特征来说，由于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异质性的普遍存在，各地区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占有、利用、消费及再回收过程呈现明显差异。同时，地区内部也会由于社会阶层不同，生态需求存在差异，导致生态冲突的发生（刘昌明，2002；钟茂初，2004）。最后，从外部性特征来说，生态环境系统中大部分资源均属于公共资源，通常表现出产权归属划分不明确、有效产权不易建立、产权初始建立成本及后期交易成本过高等特点。例如，“公地悲剧”现象在环境领域尤为突出，表现出典型生态需求外部性特征（葛中全，2005；湛志伟，2004），“搭便车”行为也时常发生在生态保护及环境治理问题中（沈满洪和陆菁，2004；赵鼎新，2006；沈满洪和谢慧明，2009）。

生态供给，是指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提供的生态资源的存储量及再生量（谢高地等，2012）。生态供给具有自我调节性、社会可控性等特点（乔青等，2007）。其中，自我调节性是指生态系统具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能够根据人类外部活动而进行自我修复（张彪等，2010）。但该调节能力存在一定阈值，一旦超过其范围，就会产生不可逆的环境损害。社会可控性是指人类可以通过合理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方式，改善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提升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李荣娟和孙友祥，2013）。工业革命以来，原始生态资本储量持续直线下降，生态供给锐减甚至出现短缺。人类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与持续下降的自然生态供给，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杨莉等，2012）。生态供需论表明，应限制不合理的“无限生态需求”，倡导可持续的“有限生态需求”，同时增加生态资源的有效供给，提升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才能使得生态环境得以可持续的发展（王颖芳和张彦芝，2011；施开放等，2013）。生态供需论确立了生态福利的经济地位，为提升生态福利水平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思路。

（3）环境经济理论

①从“增长极限说”到“EKC曲线假说”。

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中指出，经济增长会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而不能长期持续增长，当经济增长导致资源消耗及环境破坏超过其生态承载能力时，生态系统将会受到不可逆的破坏直至崩溃（Koehler, 1972）。20世纪90年代初期，Grossman和Krueger发现污染物排放量（如SO₂、烟尘等）与居民人均收入之间并未呈现线性关系，同时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污染物排放呈现增长趋势，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则表现为下降趋势。Panayotou（1993）率先将“污染—收入”之间存在的“倒U形”发展轨迹，命名并拓展成为环境经济理论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增长极限说”观点受到EKC假说的质疑与批驳。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世界发展1992：发展与环境》（World Bank, 1992）中认为，“增长极限说”存在片面性，它是建立在技术和环境支出静止不变的假设前提上的。EKC假说则认为，虽然经济发展早期，环境恶化通常是经济增长的“附属物”，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环境意识、加强环境治理、革新环境技术手段、加大环境投入等方式，生态环境恶化现象会被遏制。经济增长并非环境改善的潜在威胁，而是环境优化的根本途径（Beckerman, 199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对EKC假说进行了经验分析及各种解释，并针对环境质量演变机理进行大量研究。EKC经验研究主要采用各种污染物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收入水平（一般以GDP或人均GDP衡量）作为解释变量，简化地估计二者之间关系，用以验证环境恶化趋势与收入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及存在“倒U形”关系时“转折点”（Turning Point）或“阈值点”（Threshold Point）处的收入水平（Grossman & Krueger, 1991；Shafik, 1994；Selden & Song, 1994；Panayotou, 2000）。多数研究发现：ⓐ不同污染物的EKC曲线形状存在差异；ⓑ不同EKC曲线的转折点或阈值点的位置存在差异。Khanna（2002）通过研究交通工具燃料碳排放效率，发现碳排放EKC曲线与人类环境需求相关，其中教育水平、就业状态、人口密度等因素对该需求具有影响作用。Pasche（2002）指出，技术革新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增长、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这也是EKC曲线长期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条件。Thampapillai等（2003）认为，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会促使企业采用技术革新、产品升级及寻求替代品等手段，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

②对“EKC曲线假说”的质疑：重回“罗马俱乐部”。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早期文献研究验证了环境改善与收入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收入决定论”持肯定态度。随着研究深入，学界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从统计方法、指标选取、拐点出现的时间及污染物转移等角度对EKC曲线假说存在问题及其隐含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从统计方法来看，EKC曲线是大量统计结果表述的一种统计现象，其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若采用多国或某国多区域面板数据拟合EKC曲线，可以观察到“贫困国家”或“经济落后地区”始终处于EKC曲线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一般位于拐点附近分布，而多数“发达国家”或“经济发达地区”多处于EKC曲线下降阶段（胡聃等，2004；佘群芝，2008；陈华文和刘康兵，2004）。若采用某一国家或某一区域时间序列数据分析EKC曲线发展趋势，尤其是对“贫困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及“不太发达地区”进行测算时，往往会发现这些国家或地区仍处于污染物排放持续上升及环境持续恶化的阶段（彭水军和包群，2006；包群等，2005），但未来是否存在拐点或拐点是否会到来并不能确定，且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趋势是否满足EKC曲线的估计也存在疑问（张红凤等，2009；赵云君和文启湘，2004；胡初枝等，2008；杜婷婷等，2007；桂小丹和李慧明，2010）。ⓑ从指标选取来看，在现有针对EKC曲线研究中并未提及关于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的“系统范围”。在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内，某一污染物减少可能会伴随着其他污染物的增加，或者由本国向他国进行污染物排放转移。例如发达国家一些污染物已不再变化（如氟利昂CFC），但其他污染物仍呈现急速上升趋势（如CO₂）。ⓒ从EKC拐点出现的时间来看，由于EKC曲线是在描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发展趋势，但该假说并未明确指出单一经济体到达拐点的时间。假如拐点到达时间太长，环境恶化的程度过于严重，已经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会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从污染物转移方面来看，学者对EKC曲线提出的“收入决定论”的推断进行质疑（Unruh & Moomaw, 2004），认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型产业，是发展中国家处于EKC曲线上升阶段、发达国家处于EKC曲线下降阶段的重要原因（Suri & Chapman, 1998），这类似于“污染天堂假说”的表述（Lopez, 1994；Copeland & Taylor, 2004）。

综合以上表述，可以发现，针对环境污染及气候变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EKC曲线假说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假如不局限某一国家或地区，把经济增长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就需要考虑污染转移等因素对EKC曲线经验分析的作用，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二者关系的讨论将重新回归“增长极限说”。

（4）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将生态化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相结合，反对“去现代化”与“去工业化”的消极观点，力求实现生态化与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平衡（孙莉莉，2012；王宏斌，2016）。该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重作用（Peet, 1997；Hannigan, 2010；刘昌寿，2006），主张运用政府规制约束资本竞争中带来的不利环境影响，从而达到生态效率提升的目的（洪大用，2012）。该理论具有以下4方面特征：①不同于过去反生产力理论及“苦役踏车”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再把环境污染作为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主张环境危机可以通过工业化及社会制度现代化进行克服；②强调政府的市场调节作用，重点关注包括科学技术、生产消费、政治文化及多层次化市场（地方、国家、全球）在内的现代社会制度转型；③关注环境治理策略，主张以“预防性策略”替代“补救性策略”，解决可能存在“应付治理”的弊端；④强调生态环境的全球性，提倡以全人类视野来看待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把重视生态、保护环境的理念从少数发达国家扩大到全体人类。

2.2.2　城镇化相关理论分析

国外在城镇化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早于中国。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起，英国就已经开始了快速城镇化进程。在英国的带动及影响下，欧洲各国也开始了各自快速城镇化进程，美国也于20世纪初期开始推动其城镇化进程。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也开始推动“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新村运动”等，逐渐开始各自城镇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国外各国在城镇化领域形成一系列诸如区位理论、城市结构转化理论、人口迁移理论、生态学派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城镇化相关理论。上述城镇化相关理论对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参考。

（1）城市结构转化理论

城市结构转化理论主要包含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经济模型、托达罗经济模型、乔根森经济模型等。英国经济学家W. Arthur Lewis（1954）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建立包含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指出由于大量低收入劳动力存在于传统农业部门，现代工业部门可以通过支付较低的工资水平获取大量劳动供给，也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该迁移过程将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城市吸纳，城乡差别逐渐消失而停止。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研究“从农村到城市”人口迁移过程中相关问题奠定理论基础。费景汉（John C.H. Fei）、拉尼斯（G. Ranis）二位学者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和修正，认为不应贬低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其不仅只为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所需廉价劳动力。“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体现出应注重不同产业部门的平衡发展、重视人口增长因素等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理论（Ranis & Fei, 1961）。

Michael P. Todaro（1969）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和产生发展模型》一书中所提出的“托达罗经济模型”，也对人口城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托式模型指出，城市工资水平高低与就业概率大小，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定因素。该模型引入“期望收入”的概念，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促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失衡，出现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从而较好地阐述了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与城市失业率居高并存的现象。

美国经济学家Dale W. Jorgenson（1961）提出的“乔根森二元经济模型”深受发展过程论和市场均衡理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特色。该模型强调了经济增长会受到农业剩余价值的影响作用，农业部门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Z.W Schultz）同样对“刘易斯模式”提出质疑，他充分肯定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并认为技术能力不足、劳动力素质低下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障碍，需要通过自身努力解决人力资本不足，改善人力资本状况（陶骅，1993；周天勇，2001）。

（2）生态学派理论

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革领域的生态学派理论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强调生态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包括田园城市理论、有机疏散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山水城市理论等。

田园城市理论（Garden city Theory），是1898年由英国社会活动家Ebenezer Howard在《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提出的，旨在推广“都市+农村”（City=Urban+village）的田园城市模式。⁽²³⁾该模式提倡若干个田园城市围绕其中心城市，形成类似于城市群概念的“社会城市”（Social city），⁽²⁴⁾强调城市发展应当遵循自足（Self-contained）和平衡（Balanced）两大原则。自足原则，是指田园城市采取不依赖于外部支持的内部良性运转模式。平衡原则是指实现城乡协调，强调农业和工业均衡发展，避免城市过度膨胀（钟小青，1996；宋俊岭，1998）。可以看出，田园城市理论所倡导的城市发展理念，与后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不谋而合的。

有机疏散论，是美国建筑学家E. Saarinen于1942年在其著作《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中提出并做了系统阐述。该理论提倡构建利于人类健康发展兼具城乡优点的有机疏散结构，该结构把城市视为一个有机体，既要求符合人类聚居、共同生活的特性，又充分强调自然因素作用。城市规划中不仅应考虑集中布置“日常活动”区域，分散布置“偶然活动”区域，而且应减少机械化交通工具的使用率。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是由中国生态学家马世骏和王如松（1984）提出并深化发展而来的。该理论认为，城市生态系统是由以人口为中心的社会系统、以资源为核心的经济系统、以生物结构和物理结构为主线的自然系统等构成。其中，自然系统是基础，经济系统是保障，社会系统是主导，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三个亚系统互为环境，各个亚系统所包含的生态要素相互作用，进而导致城市这个复杂多变的生态系统产生不断冲突、矛盾及向前运动。

山水城市理论，是由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93）所提出，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为基础的全新城市观。该理论倡导“山水（自然环境）+城市（人工环境）”的“共生、共荣、共乐、共雅”发展模式，以期实现重视生态、倡导绿色、和谐宜居的目的（马世骏和王如松，1984；鲍世行和顾孟潮，1994；吴良镛，2001）。

（3）可持续发展理论

19世纪60年代以来，《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开始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褐色经济”模式进行批判与反思（Solow, 1974）。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正式提出经济发展应该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1980年，“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首次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在《世界保护策略》中提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中，准确定义“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并满足其需求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UNCED）首次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该阶段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仍停留于弱可持续性理论（Weak Sustainablity）阶段，仅强调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总和意义上非减发展（曲福田，1990）。

新古典经济学通常认为自然资源是中性的、无限供给的，且自然资源与人造资本被认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人类可以通过技术革新、科技进步等手段，实现人造资本的增加小于自然资源的消耗，或把不可再生资源产生的收益持续投入到可再生的人造资本中，从而人类的发展被认为是可持续的（Goodland & Daly, 1996；Daly, 2005；Costanza & Daly, 2010；埃里克·诺伊迈耶，2002）。工业革命以来，该假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视为是合理的。这是由于在自然资本相对富裕、经济系统相对较小的“空的世界”（Empty World）中，自然资本并未对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提升构成威胁，而稀缺的人造资本才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Costanza, 2009）。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较于日益过剩的人造资本，自然资本的稀缺性开始凸显，逐渐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人类社会开始从所谓的“空的世界”（Empty World）向自然资本制约的“满的世界”（Full World）过渡。人们开始意识到人造资本并不能完全替代自然资本，二者更多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关键自然资本的不减少，才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范式应从弱可持续性（Weak Sustainablity）向强可持续性（Strong Sustainablity）转变（Daly, 2013）。

现阶段，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首要问题，不再是效率、分配及波动等问题，而是经济增长的规模问题（孙陶生和王晋斌，2001；李志青，2003；诸大建和朱远，2013）。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2008年《全球绿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2011年《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Green Economy：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等报告中指出，以超越地球生态承载力获取的经济增长，即使达到经济、社会、环境等三大支柱总和进步，也并非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呼吁“环境非下降式”的经济增长。2012年，“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中，明确呼吁采取“强调关键自然资本非减发展”的区域强可持续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