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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广义的翻译活动自人类社会开始就产生并延续到现在。在同一种语言体系中，人与人之间必须通过多种交际手段来传达信息，这些手段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翻译活动；在不同语言体系间翻译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翻译使人们跨越了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并使其能互相交流和沟通；在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人们一方面借助非语言体系的表达形式来表达情感，如音乐、图像、身势语等，而另一方面又接收到来自其他人以语言或非语言方式的信息反馈。如果我们把翻译定义为这种广义理解范畴内的包括所有沟通形式的人类交际活动，确实可以说，翻译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而且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对此，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翻译的三种类型，即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并作出如下定义：
（1）语内翻译是指同一语言中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变说法”（rewording）。
（2）语际翻译是指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即用另一种语言的语符来解释一种语言的语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3）符际翻译，亦称跨类翻译（transmutation），就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语言符号用图画、手势、数学或音乐来表达。（许钧，2000: 86）
雅各布森对翻译的内涵界定实际上指出了广义的翻译概念。依此解释，生活中无处不存在翻译，而且人类活动的每时每刻都有翻译活动的痕迹。
而学科意义上的翻译，即语际翻译，其产生背景主要是来源于不同民族之间交流文化和思想的需求。距今3000多年前（约公元前11世纪），我国就有了通过“多重翻译”进行交流的记录：“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遥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马祖毅，2006: 4）当时的越裳国属于古越南，在交趾之南，与中国距离遥远且语言不通，也正是通过“重译”达到了和中国交流的目的。这可能是人类历史最早的翻译记录。
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距今约2200年的古罗马人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以拉丁语翻译了《荷马史诗》之一的《奥德赛》（约公元前250年）。古罗马为了学习先进的古希腊文化，大规模地翻译了大量古希腊典籍，促进了古罗马文化的强大，在这一文化自建过程中翻译承担了重要的角色。
可见，翻译活动无论在中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翻译作为一门学科被纳入系统、科学的研究领域始于20世纪50年代。1972年，詹姆斯·赫尔姆斯（James Holmes）发表了一篇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文章，文中他探讨了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名称、性质和范围等重要问题。此后，1976年在比利时鲁汶召开了一次翻译研讨会，国际翻译理论界一致把这次会议看作翻译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的标志。1978年，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建议将“Translation Studies”正式作为翻译学科的名称。自此，翻译研究不断向纵深领域发展，出现了如多元系统理论、描述译学、解构主义翻译论、女性主义翻译论、语料库翻译学和后殖民主义翻译论等崭新的视角与多种研究模式，为当代多元化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翻译理论的蓬勃发展归根到底是对当代国与国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活动和由此产生的翻译实践的一种适应。正是由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促使翻译活动的繁荣和译者地位的不断提高，翻译理论界才获得了多元多视角探讨翻译的动能，涌现出了一大批翻译领域的知名学者。我们相信，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借鉴的关系，任何企图剥离两者关系、单方面强调翻译实践或者翻译理论的狭隘视野最终都不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并且阻碍翻译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一项交流活动在质的层面上的提高。而文学翻译这一翻译的特定领域在当前的双重地位也值得我们关注。一方面，文学翻译理论的建设从翻译学科建立初期到现在都广受关注而得到持续发展；而另一方面，在翻译的实践层面上，文学作品的翻译常常被视作边缘而不被重视，文学翻译理论更加被诟病为对实用翻译并没有太多指导意义的空洞理论。著者认为，文学翻译应是所有翻译研究类型中最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分支，其理论意义在于通过更为复杂的文学翻译模式的探讨可以洞悉适用于其他实用翻译领域的翻译原则、策略和技巧；其实践意义在于文学翻译是传播一国文化和文学的最佳途径，提高本国的文学翻译水平有利于本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基于上述对文学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认识，本书将以蒲松龄的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的几个重要英文选译本为历时和共时译本研究的主要案例，试图从中探讨并建立相对全面的译者风格分析和评价模式，并讨论此译者风格模式在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实践意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本书关注的是理论如何来源于实践并且如何有效地指导实践的问题。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本书旨在通过探讨《聊斋志异》这部汉籍经典的译介寻求能够有效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模式和翻译策略，在全球化的今天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使其最终摆脱“文化逆差”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