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春水初生
一
1917年7月17的北京，阳光和着树叶摇曳，蝉虫窥视着人们的希望。在杨家大院里，杨荫杭正踱着步子，不时张望妻子生产的屋子，他在等待他的第四个孩子的出生。此时他已有了三个女儿寿康、同康和闰康不知道这第四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长什么样？
经过漫长的等待，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声，他终于迫不及待地来到产房门口。产婆抱过来一个襁褓，一个粉嫩的女婴出现在杨荫杭眼前。1911年的中国，男尊女卑的思想还笼罩在人们头上，每个家庭都想生个儿子。杨荫杭却很开明，对女儿也分外宠爱。他捧着这个小小的人儿，欢喜不已，给她取名杨季康。后来，这个女孩被叫作杨绛。
杨荫杭是开明且威严的父亲。他是中国近代颇有名望的进步学者，无锡人，祖辈在杭州做官。诗书传家，他得以早早接受教育，考入北洋大学堂。青年时代的杨荫杭，可以看作充满革命精神与斗争精神的年轻人的代表。在北洋大学堂上学时，有部分学生为了伙食闹风潮。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一个带头闹事的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杨荫杭并没有参与风潮，但看其他人缩头缩脑的样子，很是恼火，挺身而出道：“还有我！”于是他也被开除了。好在他被北洋大学堂开除后，转而就考上了南洋公学，那年他十九岁。很久以后，在提到北洋大学堂时，杨荫杭还会嬉皮笑脸叉腰道：“我是老北洋。”对于被开除这件事，杨荫杭倒是豁达。
但对于学业，他未曾有过稍微放松。在南洋公学就读时，因为成绩优异，杨荫杭被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并与在日留学生一道创办了《译书汇编》，译载如《民约论》《自由原论》等欧美政法名著。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此时的杨荫杭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希望通过革命改变中国。有次杨荫杭暑假回乡，在中学公开鼓吹革命，还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磕头，被同乡愤然骂道：“此人该枪毙。”很快，他因“革命邪说”被清廷通缉，于是家人筹了笔款子让他再度出国。他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学。1910年学成回国后，他除在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授课外，还兼任了肃亲王善耆的法律教师。
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杨荫杭很早便在父母安排下订婚了，娶了唐家的女儿。幸运的是，他的夫人唐须嫈与他相互欣赏，可谓佳偶天成。唐须嫈同样出生于无锡，曾在著名的上海务本女中读书，沉静内敛，温婉稳重；婚后专注于相夫教子，一生共养育了八个子女。在杨荫杭留学归国前，她一人照料三个女儿的生活，从未有抱怨之语，将大小家庭都打理得很好。杨绛回忆：“母亲每晚都要记账，有时记不起明细，会苦恼，父亲就夺过账本，一笔写上‘糊涂账’，免她劳神。但据父亲说，母亲虽记不得小账，每月按时寄回无锡老家的家用，一辈子从未错过一天。”
我们经常从鲁迅、张爱玲等优秀作家的回忆录里，发现他们的母亲热爱阅读的痕迹。大概作家文学素质的养成，非常仰赖他们的母亲做出的榜样。唐须嫈是否有文学上的天赋，旁人无从知晓，但从杨绛后来的描述中，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位颇具文字敏感度及见识的女性。她喜欢辞章小说，做针线的藤筐里常常摆着《缀白裘》一类剧本和一些旧体小说。有次她读绿漪作的《绿天》，便说：“这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杨绛觉得很佩服，因为绿漪正是苏梅的一个化名。唐须嫈常常和杨绛交流一些对作家的看法，杨绛对她的观点非常认同。
杨氏夫妻甚是和睦。后来有人称赞杨绛待钱锺书好，杨绛却说，她们姐妹几个对待丈夫都很好，但没有母亲待父亲好。杨氏夫妻有很多话可以谈。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杨绛写道：“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有时杨荫杭会对妻子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唐须嫈就会等上一两天，从《申报》或者《时报》上剪下这个“屁”—大多是时评。她把剪下来的“屁”粘贴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进杨荫杭的红木大笔筒里。
辛亥革命爆发后，杨荫杭决定南下加入革命一派，杨家便在季康出生一百多天后从北京移居上海。有趣的是，清廷王室成员肃亲王善耆向来看重杨荫杭，听闻杨荫杭南下，专程去送他，对他说：“祝你们成功。”向来开明求变革的亲王说这番话时的情绪，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
杨荫杭是难得的法律人才，被政府委以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的重任。他有傲骨，刚正不阿。有个有权势的军阀到上海，当地绅士联名登报表达欢迎之意，未经杨荫杭同意便将他的名字写了上去。杨荫杭知晓后，特意登报声称自己对该人并不欢迎。这一举动被人们嘲笑不识时务。他不以为意，称“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后来因官员不得在本省任职的规定，杨荫杭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驻杭州。在任期间，有个被省长和督军庇护的恶霸，杀人抢掠无恶不作，被告后意图贿赂杨荫杭逃避刑罚。虽在省长和督军管辖之下，杨荫杭仍然秉着“省长和督军不得干预司法”的司法独立精神，坚持“杀人偿命，不能宽宥”，于是被省长屈映光告状至总统袁世凯处。幸而袁世凯秘书张一麐是杨荫杭故友，经张一麐力保，袁世凯批了“此是好人”四个大字，在1915年把杨荫杭调至北京了事。
二
杨绛四岁时，与父母亲一同回京。起先他们租住在一户满族人家。女房主梳旗头，着旗袍，穿花盆底鞋。花盆底的鞋子与上海女子的高跟鞋大不相同，高底在中。女子穿上这种鞋，身高陡增，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有杨柳之姿。杨荫杭问四女儿长大后要不要穿这种鞋，她很认真地考虑之后，答道：“要！”
杨绛天生柔美剔透，个子不算高，在杨家八个子女中，最得父亲喜欢。杨荫杭喜爱猫，曾以“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表达对四女的偏爱。原因他人无从知晓，或因她从小聪慧伶俐，或因她出生于父亲归国踌躇满志之时。此时大姐、二姐在上海读书，三姐留在无锡，杨绛便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杨荫杭是颇有些严厉的人，在女儿面前，却总保持克制与柔和。他有在书房午睡的习惯，喜欢安静不被打扰。有次偶然醒来，杨荫杭发现杨绛像小猫似的坐在他的身旁，连添炭火都轻手轻脚，不发出一丝声音。于是他充满爱怜地道：“我也喜欢有人陪的，只是不要出声。”之后他允她陪在身边。
垂髫之年，杨绛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就读，她的童年记忆也从这里开始。女师附小旁边便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在此任监事。杨荫榆是近代中国首位高校女校长，推崇欧美教育理念。她因专制粗暴，反对进步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还曾被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中点名批评。她曾非常疼爱杨绛，但因她后来脾性古怪等原因，杨绛最终不再跟姑母亲近。在《回忆我的姑母》中，杨绛提到，女高师的学生会带她到大学部玩耍，陪她打秋千，让她在学校的恳亲会上演戏，让她扮花神，甚至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也有学生拉着她一起跳绳。“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跳绳。”
在北京，杨绛享受了平和欢乐的童年，而当时的父亲却正在经历事业上巨大的颠簸。1917年5月，在调查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购车舞弊案时，因怀疑交通总长许世英贪污，杨荫杭传讯了对方。杨荫杭不过是检察长，总长却是等同于当下部长的职位。此事引起震动，杨荫杭被停职审查。期盼司法公正无望的杨荫杭由此对北洋政府的政治环境感到失望，几乎就在同时，上海传来二女儿同康染伤寒住院的消息。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伤寒，在那个时候足以取人性命。唐须嫈只身南下，奔波千里，辗转于舟车之间，赶到女儿病床前。女儿只是拉着她的手绝望地哭，哭得唐须嫈肝肠寸断。不久之后，二女儿便去世了。
政治失意及失去女儿的痛，让杨荫杭彻底舍弃了留京任职的意愿。1919年，他辞去了北京的职务。杨荫杭辞职后，家人随他南下。杨绛的北京记忆随之暂时终结。
仓促的南下，在杨绛看来是那样的不合情理。匆忙收拾行李赶车的过程中，她没有时间好好整理落在四处的小玩意儿，也没有时间再看看北京，再与好朋友聚一聚、叙叙话；她也没有时间回到学校去，与同学们正式道个别。在后来提及此事时，杨绛总觉得“怅然”。离家路上，她碰到了一个同学。尽管平时与这个同学关系并不要好，她还是想让那个同学帮忙捎句话回去，告诉同学们她走了。
杨绛刚尝到离别苦涩的内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情绪填满了。杨荫杭刚正不阿有原则，在北京受人尊敬，他的离开也令许多人不舍。他们争相去火车站送杨荫杭归乡。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她提到：“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目睹此景的杨绛，已然对什么是尊敬、什么是人心所向有了最直观的认识。杨荫杭的骨气，也在杨绛心里播下了种子。
三
一家人乘车到天津，又从天津乘船南下。后来几十年过去，杨绛仍然记得他们乘的那艘船叫新铭号。对需要照顾几个孩子的杨氏夫妇来讲，整艘船又脏又挤又乱，杨荫杭甚至抱着三岁的老七被挤进海里，好在最终获救。然而对八岁的杨绛来说，南下途中任何所见之景都是那么新鲜有趣，父亲“夹带”上船的黄白色狮子猫，也给旅途增添了生趣。
杨家人初回江南的记忆并不美好。除了二姐因伤寒去世外，家里还有大姐、三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共八口人。他们预先在无锡沙巷租下房子，免得老宅拥挤。新租的房子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就可以到自己家的后门。这令杨绛感到很新奇，因为她不用出门便可以看到河上来往的船只。近水楼台先得月，杨家饱尝河鲜之美，杨荫杭尤其爱吃一道“炝虾”。所谓“炝虾”，就是将生鲜小虾洗净，蘸料生食。如今看来，这道菜的卫生程度着实堪忧。果然，没过多久，全家都病倒了。杨绛因不忍吃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反倒逃过一劫。经过治疗，大家都得以康复，唯独杨荫杭久治不愈。
杨荫杭经历了留学生涯的洗礼，非常迷信西医，不信中医，坚持不吃中药。当时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个外国人，每次替病人检查，都只取一点大便和血液，送到上海化验，等一周后，才送结果回来。经过两次化验，他都未能查出杨荫杭是什么病症。在等结果的日子里，杨荫杭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意识也开始模糊。唐须嫈当机立断，请了中医给丈夫号脉。大夫马上做出诊断，杨荫杭是得了伤寒。
有二女儿染伤寒去世的教训在先，面对杨荫杭的伤寒，全家人都不由得紧张起来。此时杨荫杭几乎病入膏肓，大夫束手无策，连药都不肯开。一个晚上，年幼的杨绛似乎意识到家里要有大事发生—房间内灯火通明，院子里人来人往，脚步匆匆；亲友纷纷来探望父亲，过后都默不作声，只得感叹一句“要紧人啊”！
“要紧人”在无锡话的意思是要养活全家的顶梁柱。此时杨荫杭的收入不仅要养活一家八口人，还要供给杨绛的姑姑和兄弟家的孩子，说他是家里的天也毫不为过。很多年后提及此事时，杨绛仍然心有余悸。万一父亲有个意外，她若能得亲朋好友照顾读几年书，还能勉强做个小学教员；若无人照看，她就要去工厂做女工了。
全家人一筹莫展，唐须嫈却不肯放弃丈夫。她央求丈夫的好友、名医华实甫先生，无论如何也给杨荫杭开个药方。华实甫着实不忍，就“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剂中药。为了让不信中医的丈夫吃下中药，唐须嫈挖空心思。她买来盛着西药的胶囊，把胶囊打开倒空，再把中药研磨成粉，倒入胶囊中，伪装成西药的样子喂丈夫服下。
坚持换来了奇迹。杨荫杭渐渐退烧，意识也慢慢清醒。对于恢复期的杨荫杭，唐须嫈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每次炖好浓稠的鸡汤，她都要一勺一勺撇净油沫，只将最营养最清爽的汤汁给丈夫喝。经过唐须嫈悉心照料，杨荫杭竟缓缓康复了。
全家将华实甫医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则认为杨荫杭自己身体好，在“转换期”战胜了病魔。但在杨绛看来，“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人生在世，至亲至疏是夫妻。亲是夫妻，毫无保留，将最隐秘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对方看，互相取暖，互相扶持；疏是夫妻，隐瞒欺骗，自己的欲望所指皆是对方所怨，相互厌恶，相互憎恨。世间夫妻情深，最怕只能同甘不能共苦，也怕只能共苦不能同甘。平日恩爱有加的夫妻，不见得能抵得过琐碎的磨砺与大难的冲击。相守到白头的夫妻，平日里未必如胶似漆，但危机存亡的关头必然互不离弃。
杨荫杭与唐须嫈，晴好时喃喃耳语，你侬我侬；暴风骤雨时也能互为肩膀，为彼此遮风挡雨。杨氏夫妻不仅守护了自己的婚姻，也造就了能够守护婚姻与家庭的女儿们。杨绛自小将父母相处的点点滴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后，她成了“最贤的妻”。
一
就在杨家上下为男主人的病焦头烂额时，杨家的几个孩子却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忙于照顾丈夫的唐须嫈实在是分身乏术，便将孩子们送到家附近一所叫大王庙的小学就读。大王庙就在沙巷口，早先不知道是祭祀什么大王的，后来改成学校，就叫大王庙小学。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全校四个班八十多个人都在这间教室里上课。教室里排着双人课桌四五行，以区分不同年级的学生。和两个弟弟插班进入这所学校时，杨绛已经读到了小学三年级，便进入了最高班就读。
这所学校不仅教室小，职员也只有两人：一个是校长，另一个是姓孙的老师。这个孙老师剃着像光葫芦瓢似的光头，拿着教鞭，动不动就打学生，学生都在背后喊他“孙光头”。但孙光头从来不打杨家的小孩，或许在他心里，杨家毕竟是“做官”的人家，是有些可畏的。
其他挨了孙老师打的同学，背地里都非常痛恨他。不知是谁，在女厕所的墙上画了一幅孙光头的画像，大家整日围着画像拜。杨绛不知其意，还以为同学们在讨好孙老师呢。后来她才晓得，她们是在“钝”他，在无锡方言里，就是让他倒霉的意思。
后来杨绛回忆：“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部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朗声唱诵，称作‘啦’（上声）。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由此大概可以想象，大王庙小学的教学质量的确不怎么样。但对杨绛来说，那段日子却是最快乐最有意思的。在那里，她可以无忧无虑地嬉闹玩耍，享受了轻松的童年。直到年过古稀，杨绛在文章中还提到，经常恍然间觉得自己还在大王庙。那时她有很多时间与女伴玩游戏，有种类似如今“狼人杀”的游戏是杨绛记忆最深刻的：
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我是贼呀！”“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啊！”她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我告诉她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即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负”读如“步”）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毽子。”大庙东院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不同环境养育出不同的孩子。杨绛受到的教育，从小便让她显得更自由。那时候大多数女孩子，多少会被灌输一些“女子不宜”之类的思想。因为杨绛父母从未要求她作为女性就应怎样或不应怎样，她对性别的角色意识并不太清楚，也不能理解女伴们的这种意识；同时她不理解的，还有女伴们的胆小：
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印成活动的淡黑影。女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她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故意用脚去踢。她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趣，也无法争辩。
杨绛之所以能够从大王庙小学的同学中跳脱出来，成为历史河流里令人瞩目的一朵浪花，在这时便能区别得清楚。从小受到科学教养的孩子，与生活在相对封闭保守地区的孩子终究是不一样的。受到科学教养的孩子更加大胆，敢于探索，更加自由，有更多可能，更加博学，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孩子可以超越家长，但父母的影响却是伴随孩子终生的。普通家庭或许无法具备知识与资源的优势，却可以在教育理念上无限接近钟鸣鼎食之家。父母在痛恨孩子未能长成自己想象中的样子时，不如反观自己的言行，或许能找到解决之道。
杨家的几个孩子这样被“散养”的日子仅仅持续了半年。随着杨荫杭病情好转，他渐渐有余力操心几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了。大王庙的教学质量着实让他不满意，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他还是决定送女儿去上海读书。刚刚经历生死的杨荫杭，此时怕是更希望与女儿在一起的吧。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仍然选择为了女儿的未来而牺牲现下美好相伴的时光。
杨荫杭认为上海的启明女校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便先后送了杨绛的二姑妈、堂姐、大姐和二姐去读书，也想送杨绛去读。这时杨绛只有八岁半，离家去上海，令母亲唐须嫈分外担心。但杨绛执意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唐须嫈左右为难，还是听从了杨绛的意愿。好在大姐已经毕业，留在启明女校任教，三姐也正在启明女中读书，她们姐妹可以相互照应。
唐须嫈找出一只小箱子，喊杨绛道：“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她又问女儿：“你打定主意了？”杨绛答：“打定了。”“你是愿意去？”“嗯，我愿意去。”
杨绛嘴里说着，眼泪却扑簌簌地落。以前的她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如今到上海上学，要离开妈妈，只有暑假才能回家，她只好努力变得坚强。好在那个时候无锡还没有电灯，昏暗的屋子里只有点点星光，黑夜掩饰了她的脆弱。唐须嫈没能看见杨绛的眼泪，或者即便看见了，也没戳穿她。
临走前，唐须嫈给了杨绛一枚崭新的银圆。之前小杨绛从未有过自己的钱，再说这银圆还带着妈妈的心意呢。她很珍惜，把钱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送她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她舍不得用，叠成一个小方块，与银圆一并装在左口袋里，让它们相互做个伴。每次换衣服，她都格外仔细这两个宝贝。直到天气热了，要穿单衣的时候，她才把银圆交给大姐保管。这时银圆已经被捂得又暖又亮了。
二
启明女校是法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位于上海原法租界徐家汇圣母院内。刚从大王庙小学破败的校舍走出来，初到启明女校时，杨绛便被气派的校园震撼了。她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的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于是没过多久，杨绛便彻底融入了新世界，把大王庙小学抛到九霄云外了。
新世界最先给杨绛的新奇，便是语言上的冲击。开学那天，满校园里都充斥着“望望姆姆”的叫声，这是回校的学生在与老师打招呼。在这所教会学校里，校长和很多老师都是修女，头戴黑帽，身穿黑袍，看上去很是庄严肃穆。学生们都叫这些修女“姆姆”。那时杨绛觉得，姆姆便是学校里最威武神气的人。姆姆们很喜欢精灵古怪的杨绛，与她相处得格外好。
然而，不同于大王庙小学的自由，启明女校有很多规矩。起床、早中晚餐以及下午茶，都被严格规定了时间，吃饭间也不能言语，连自带的零食都只能在饭堂里食用；上课和自修时学生也不许讲话。杨绛是自由惯了的，天性又好动，刚到这里时，因为上课讲话被罚过站。那次她站在教室后面一直哭，直到老师和同学们都走光了也不肯停住。她心里委屈得紧，为什么明明是两个人讲话，却只罚她一个人呢？直到姆姆来哄她，她才慢慢不哭了。
宿舍的设施是全校统一配置和陈设的，不能像在家里那样随心布置。床铺需要自己整理，既要自己挂床帐，又要自己铺床、叠被、盖毯子。虽然杨绛只有八岁，做这些事有些困难，但她天性爱整理，也忙得不亦乐乎。在同学们中，她的房间整理得最漂亮规整，常常被人夸赞。这段住校经历培养了杨绛的自理能力，让她变成了传说中“无所不能”的样子。
虽然童年的快乐暂时被遏制住了，但是杨绛学业上的长进却是飞速的。正如杨荫杭期待的那样，启明女校的语言教学十分扎实，老师们也十分优秀。教法文的校长是法国人，主要负责小学生大班的教学，性情温和。杨绛的大姐寿康算是她的助手，负责小班的教学。教英文的姆姆是苏格兰人，不仅和善可亲，还能教授钢琴。她也有一名助教，是个漂亮又多才多艺的混血女孩。连教体操的姆姆都是白俄贵族，不会中文，用英文喊口号。在这样的环境下，杨绛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和法语基础。
这所学校也重视其他学科的教学。教中文的姆姆是最得杨绛喜欢的，这位姆姆聘请了当时上海一位姓邹的名士作为助理。杨绛是邹先生班里最小的学生。最令杨绛印象深刻的，是教格致的姆姆。她见到杨绛时总会唤她“同康”。虽然逝去的二姐让杨绛伤心满怀，但因姆姆的思念，杨绛似乎觉得二姐并未离开，也因此对那位姆姆充满感激和敬意。
当然，除了功课，这所学校还教会了杨绛许多。在很多年后，杨绛回忆起启明女校时讲道：“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有一件事最让杨绛感到伤心难过，那就是学校的“月头礼拜”。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学校都会给学生放假，让她们回家去看望父母。这一天，上海本地的学生们都欢天喜地、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回家。留校的学生没有几个，杨绛就是其中之一，对爸爸妈妈的思念伴着同伴都不在的孤寂，混成苦涩的滋味卡在喉咙。管饭堂的姆姆知道这帮小鬼不好过，就把饭堂里吃剩的半包“乌龟糖”送给她们解闷。糖也无法化解她们心里的苦，她们吃得舌头也厚，嘴巴也酸。直到同学们陆陆续续回校，她们才恢复正常。
原本以为每个“月头礼拜”都要这样煎熬着过，忽然有一天，大姐郑重其事地对杨绛和三姐说，要带她们去一个地方。说着，大姐拉过杨绛，仔仔细细整理了杨绛的衣服，把她的袖管和裤腿拉整齐，才带她们出门。杨绛入学后第一次走出长廊，跟着两个姐姐，乘电车到了一个地方，又走了一段路，到了一座大楼前。大姐告诉杨绛：“我们去见爸爸。”
杨荫杭这时大病初愈，刚刚到《申报》任职。许久不见的父女格外亲近。杨绛紧挨着爸爸，听他讲话。爸爸要带她们去吃大餐，杨绛生怕用不好刀叉，爸爸就安慰她说：“没关系，你就坐在爸爸对面，爸爸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小小的杨绛拉着杨荫杭的手，由他带到附近的青年会去。爸爸穿着宽大的哔叽长衫，杨绛的手被盖在爸爸的袖口里，暖和和的。到店后，她像个小猴子，学着爸爸的样子吃饭，但还是吃错了。她不懂汤要一口气喝完，总是吃吃停停。侍者想撤她的汤，她又端起来喝，侍者的手伸出去又缩回来。杨荫杭只好提醒她：“吃不下的汤，可以剩下。”
回去的路上，爸爸和姐姐都笑杨绛吃汤。她们又问她什么最好吃，她答不上来，因为当时只顾着用刀叉，食物的味道都不记得了，只觉得都很怪，唯有冰激凌最好吃。
那年秋天，杨荫杭就把家迁到了上海。他认为，世上只有两种职业是他愿意做的：一是律师，一是医生。他做不了医生，便只好重操法律旧业，当起律师。但当时上海鱼龙混杂，伸张正义何其困难。没过几年，杨荫杭又决定搬到苏州。
杨荫杭是反对置办家宅的。他认为经营家宅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事，会把自己变成家宅的奴隶；对子女来说，有家宅继承无疑是祸害，会把原本有所作为的青年人变得“吃家当”，成为废人。他曾明明白白讲：“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但若想在苏州开律师事务所，靠租赁宅子是不行的。杨荫杭无法，听闻安徐堂正在出售，便买了下来。这是一座明朝的建筑，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几乎要倒塌，在当地，人们叫它一文堂。听闻明朝魏忠贤横行时期，有人奏称“五城造反”，其中就有苏州。有位徐大老爷把“五城”改成“五人”，救了苏州老百姓性命。苏州老百姓为感念这位徐大老爷，便一人捐献一文钱，修筑了这座一文堂。杨荫杭用人寿保险费将这座宅子买下后，修葺了部分房子，拆了些小破屋，扩大了后园，还添置了一些花木，宅院才显得有生气些。
然而这所房子还是老旧的，尤其是后园，只要掀起一块砖，就能看到砖下有许许多多鼻涕虫和蜘蛛。杨荫杭想到了主意，向孩子们悬赏：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在杨绛看来，这种教育方式其实是在鼓励孩子们通过劳动赚钱，并非“劳动光荣”。唐须嫈有些担心：“不好了，你把‘老小’都教育得唯利是图了。”
唐须嫈此时要操持一大家子的事务，还要照顾杨绛的两个姑姑。这两个小姑子，在家事上不但没能帮得上嫂子，反而总是给嫂子惹事端。但唐须嫈从不懊恼，总是那样平和淡然，忙忙碌碌。这种不慌不忙的持家态度，也在杨绛心里留下了烙印。
杨绛周末回来，发现生病休学在家的三姐和弟弟们都靠捉虫赚了不少钱，家里的虫子甚至真给姐弟几个捉到踪迹难觅，但她并不很在意赚钱的事。父亲从小便教她不要在物质上有过多要求。有次父亲的一个朋友开汽车接他们一家去做客，杨绛之前从未坐过汽车，很是新奇。到那家之后，她又被房间富丽堂皇的装饰所震撼。这里太阔气了，有穿着体面的仆人，有绿树成荫的花园，洋房漂亮得像画里的一样。回家后，姐妹几个叽叽喳喳地讨论着，非常羡慕。父亲却淡淡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杨绛成年后回忆父亲的教诲时讲道：“假如我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也常常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这也许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这种淡然的性子伴随了杨绛一生。
杨荫杭还教孩子们“有志气”。杨绛上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有一位姓陆的朋友，他的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据杨绛回忆，兄弟俩便是陆定一兄弟。
小时的杨绛，便在启明女校与父母的双重教育下，渐渐树立起了人生观与价值观。那时她便明白，人生有许多东西是要靠自己的能力争取的，并不依靠别人施舍，但无须贪婪，不属于自己的总归是强求不来的，要学会克制。她与启明女校的缘分仅持续了三年。在谈及启明女校对自己的改变时，她答道：“中文、英文和各课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锻炼和培养了独立的生活能力，不止于应付日常生活，还包括自我判断、学会克制、如何正确与别人和集体相处……克制好奇心，须有坚强的意志。意志是逐渐练出来的。”
三
1923年暑假，已在苏州安定下来的杨荫杭开始着手为闰康和季康办理转学。除了期盼合家团聚，杨荫杭对女儿们的教育问题也有了担心。启明女校是宗教学校，寿康、同康皆在此读了好几年书，受宗教影响颇深。寿康接受了洗礼，俨然成了一名天主教徒，整天喊着要去做修女。同康信了天主教，在生命垂危时也要求受洗。无奈之下，父母二人只好请徐家汇圣母院的教父为同康施洗礼。虽然杨荫杭思想开明，也尊重宗教，却不希望女儿的自由意志受到太多宗教的影响。
他请妹妹杨荫榆帮忙挑选学校。杨荫榆起先挑中的是自己的母校苏州景海女校，甚至已经带了闰康和季康去报名。但就在几天后，杨荫榆受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邀请，去振华女校演讲，回来后又觉得振华好过景海。闰康和季康就插班考入振华女校。
苏州与上海不同：上海犹如摩登女子，洋派、热情，充满躁动与不安；苏州却似初嫁做人妇的江南女子，温婉、内敛却清醒稳当。十二岁初长成的杨绛，与这座古城的气质契合得那样妥帖。
初入振华，杨绛很是失落。相较于启明中学的现代与气派，那时的振华女校显得狭小又破败—校舍简陋，学生也少。她甚至觉得：“由上海启明转入振华，就好比由北京师大附小转入了大王庙！”
然而，振华女校确是我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学校。它于1906年由谢长达女士创办。谢长达女士婚后从夫姓，以“王谢长达”为名。学校取名“振华”，旨在振兴中华。学校创办伊始，就得到了堪称现代教育奠基人的章炳麟先生、 蔡元培先生的鼎力支持，并亲任校董。此外，社会贤达、各界名流李根源、叶楚伦、竺可桢等出任校董，过问校政。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评价说：“振华是数一数二的学校，是振兴女子教育最早的先锋。”1917年，王谢长达三女王季玉硕士由美学成回国接管校务，学校声誉日著，中外著名学者如章太炎、胡适之、吴贻芳、贝时璋等以及美国教育家杜威夫人、法国孟纳博士、美国陀开大学教务主任罗索博士及夫人、英国剑桥大学院长佛莱女士都曾到校演讲。
杨绛那时还不能体会这些，朴素的校舍让她没了探索的热情。三姐入学体检时查出有沙眼，每一两天就要去医院，翻开眼睑用小刀刮，非常疼，还要经常吃泻药。三姐就变成了病号，天天头痛，后来干脆休学了。三姐休学在家后，只剩杨绛独自一人上学，更觉孤寂。万幸的是，日子久了，杨绛渐渐体会到这所学校的好处来。因为学生不多，老师与学生之间相熟，更加亲近。校长王季玉尤其疼爱杨绛，吃饭时，总与杨绛同桌；见杨绛长得瘦小，觉得是因她营养不够，就鼓励她多喝牛奶；从家里带来菜肴，也会一人一勺分给学生，剩下的全部给杨绛。校长对杨绛的好，杨绛一生都在感念。
初入振华，杨绛没什么玩伴。下课后，女同学们聚在一起，只是谈些闲话：谁家小姐受聘了，那翡翠有多绿，牌面有多大……杨绛觉得很无聊。她与差不多大的费孝通在一起玩过一阵子，但那时这位大才子呆头呆脑胖乎乎，女孩子玩的游戏全然不会。杨绛觉得跟他一起玩没意思，就不再找他。
费孝通小学时在振华附小念书，因年纪小，妈妈怕他受大男孩欺负，就让他到振华女校读中学。他脑子灵光，数学尤其好。杨绛刚入学时数学成绩差，经常“吊黑板”，老师就让费孝通解答。杨绛因此对费孝通有了敌意，常常找茬欺负他。费孝通只在振华女校念了一年便转学去了东吴附中，后来跳级到东吴大学，刚好碰到同样跳了一级的杨绛。两人的缘分持续了多年，这是后话。
在英文课堂上，杨绛在启明女校打下的基础尽数毕现。每次老师提问，她都能抢先回答。老师只好禁止她抢答，直到全班都回答不上来，才让她发言。但她的国文成绩并没有想象中好，第一学期老师只给了她六十分。
杨荫杭却并不怎么关心杨绛的考试成绩。他认为，女孩身体娇弱，过分用功会损伤根本。这大抵因与他在美国一同读书的女同学刻苦异常、个个早逝有关。他还觉得有些学生死读书，除却高分数，在生活里就是低能儿，他不希望看到女儿这样。杨荫杭信奉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在教育女儿上，总是顺其自然。杨绛高中时还不辨平仄，杨荫杭也不着急，说到时自然会懂，后来杨绛果然忽然就懂了。父亲便踱到廊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考她。若是她答对了，父亲便开心而笑；若是她答错了，父亲也是笑。
父亲这种宽和的性子影响了杨绛。她曾经为高中时发生的一件糗事写了篇文章，名为《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发表在1998年第2期的《十月》杂志上。文章写得妙趣横生，很能见得她的脾性。
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我不清楚是否他主办)，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我参与了学社的活动，可是一点也记不起谁讲了什么学。唯有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我说：“季康，你做记录啊。”我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当然得做笔记，我一口答应。
我大姐也要去听讲，我得和她同去。会场是苏州青年会大礼堂。大姐换了衣裳又换鞋，磨磨蹭蹭，我只好耐心等待，结果迟到了。会场已座无虚席，沿墙和座间添置的板凳上挨挨挤挤坐满了人。我看见一处人头稍稀，正待挤去，忽有办事人员招呼我，叫我上台。我的座位在台上。
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谈他的掌故。他的左侧有三个座儿，三人做记录；右侧两个座儿，一位女士占了靠里的座位，靠台边的记录席空着等我。那个礼堂的讲台是个大舞台，又高又大，适于演戏。
我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尤其是迟到了不好意思。我撇下大姐，上台坐在记录席上。章太炎先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讲他的掌故。我看见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砚台，有一叠毛边纸，一支毛笔。我看见讲台左侧记录座上一位是王佩诤先生，一位是我的国文老师马先生，还有一位是他们两位老师的老师金松岑先生，各据一只小桌。我旁边的小桌上是金松岑先生的亲戚。她是一位教师，是才女又是很美的美人。现在想来，叫我做记录大概是陪伴性质。当时我只觉得她好幸运，有我做屏障。我看到我的老师和太老师都在挥笔疾书，旁边桌上的美人也在挥笔疾书，心上连珠也似叫苦不迭。我在作文课上起草用铅笔，然后用毛笔抄在作文簿上。我用毛笔写字出奇地拙劣，老师说我拿笔像拿扫帚。即使我执笔能合规范，也绝不能像他们那样挥洒自如地写呀。我磨了点儿墨，拿起笔，蘸上墨，且试试看。
章太炎先生谈的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那几位老师和太老师的座位都偏后，唯独我的座位在讲台前边，最突出。众目睽睽之下，我的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光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左鼻孔塞着些东西。他转过脸来看我时，我看见鼻子里塞的是个小小的纸卷儿。我曾听说他有“脑漏”的病。塞纸卷儿是因为“脑漏”吧？脑子能漏吗？不可能吧？也许是流鼻血。不过他那个纸卷上没有墨。我流鼻血总用蘸墨的棉花，因为墨能止血。也许他流的是脓？也许只是鼻涕？……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台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一小时足有十小时长。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别走，还有个招待会呢。反正大姐已经走了，我且等一等吧。我杂在人群里，看见主要的陪客是张仲仁、李印泉二老。李老穿的是宝蓝色亮纱长衫，还罩着一件黑纱马褂。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乘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我出的洋相上了报，同学都知道了。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把我出丑的事当笑谈。马先生点着我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我只好服笨。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父亲顺其自然的教育理念成为肥沃的土壤，培育了杨绛广泛的兴趣。这一时期，她养成了最重要的习惯—读书。杨荫杭将她的喜好看在眼里。如果杨绛表现出对什么书感兴趣，他就将这本书放在桌上。如果一段时间后杨绛没读或是半途而废，他就把这本书收起来，算是无声的惩罚。杨绛感兴趣的是辞章小说，最喜欢李煜的词，还把李煜所有的词都找来读。父亲笑她“喜欢辞章之学”。
中学是一个人阅读习惯养成的关键期，这时若读了足够多的且质量好的书，会铺就人一生文字功底的坚实基础。杨绛便是在这时饱览群书。从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到《道德经》，从沃尔特的《艾凡赫》到流行的冰心、苏曼殊作品，她都会找来读。父亲问她：
“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活了。”
阅读很快见了成效。高中时，杨绛的文学天赋名满全校。她曾经作过一首《斋居书怀》：
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
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
这首诗被刊于《振华校刊》，国文教师孙伯南先生专写了批注：“仙童好静。”由此可以见得，杨绛长到这时，不仅有了学识积淀，还渐渐形成了不慕虚名、不爱俗物的风骨。
振华女中不同于启明女中。在启明凡事有姆姆看管，在振华却全然依靠自律。学校有自治会，杨绛担任过学生自治会的会计。那时会计并不好当，有大洋、小洋，每天的“贴水”都不一样，计算相当复杂。收下的铜板很脏，堆了满床，被褥都脏得不能睡。她还任了英文会长，主持Open Meeting，演出英文节目。有次英文演讲，第一次登台的杨绛吓得讲了一半，剩下的全忘了，竟然也得了第一名，还得了一本日记本作为奖品。对此，父母都很高兴。
杨荫杭一口回绝了她。他态度很坚定：“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杨绛很为难，他就讲了当年自己担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候“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故事。他又问杨绛：“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敢！”杨绛苦着脸答。
回到学校后，杨绛无法借家里推脱，只好说“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被认为是“岂有此理”。然而“岂有此理”很快变成了“很有道理”。那天演讲时，果然有心怀不轨的军人邀请女学生逛戏院。学校听闻，生怕惹出事端，便不再让学生去演讲。无论杨绛是否为那天的决断感到庆幸，从那时起，她却知道了勇于说“不”的可贵。这种难能可贵的能力，甚至成为她获得一生幸福的前提。
如果说启明中学培养了杨绛融入集体的能力，振华中学则培养了杨绛实干及自律的本事。这些品质伴着杨绛，走过一生漫长的岁月。
高中毕业将至，杨绛属意清华大学。她成绩优异，六年的课程五年便读完了，提前一年从振华女校毕业。不巧的是，杨绛毕业那年，清华恰好未在南方招生。但所幸她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一所是苏州的东吴大学，一所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杨绛在这两所大学的入学成绩都是第一。出色的成绩让东吴大学对振华女校刮目相看，特准允振华女校学生免试入学。这令校长王季玉倍感自豪。
再一次面临择校问题的杨绛，听取了三姑母杨荫榆和校长王季玉的意见。她们觉得女校过于闭塞，大学应该开阔社交，于是杨绛便选择了东吴大学。
四
大学五彩斑斓的课外生活，一下子让多才多艺的杨绛如鱼得水。她会吹箫，会弹月琴，会唱昆曲。她曾经和同窗好友周芬、沈淑参加过校民乐队的演出。课余时间，三人常常合作一曲《梅花落》，琴声悠扬，引人注目。
谁能料想，个子并不高的杨绛，在大学时加入了排球队，还曾有过得分出彩的高光时刻。1991年，杨绛在一篇名为《小吹牛》的随笔里谈到：
我刚进东吴大学，女生不多，排球队里我也得充当一员。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是出人意料。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嬉笑叫喊，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当时两队正打个平局，增一分，而且带着那么热烈的威势，对方气馁，那场球赛竟是我们胜了。至今我看到电视荧屏上的排球赛，想到我打过网去的一个球，忍不住悄悄儿吹牛说:“我也得过一分！”
杨绛上大学时不爱打扮，每天只洗一次脸，也不擦水粉胭脂。她不大用功，也不出风头，跟同学们相处得都好。有位女同学，绰号“红嘴绿鹦哥”，每上一课换一套衣服，戴大钻戒。杨绛见了好奇，问：“许我‘水晶帘下看梳头’吗？”那女同学让杨绛玩她的脂粉，还告诉杨绛“要白，得用檀香粉”。杨绛同样与她相处得融洽。
大学一年级，文理科是全都要上的。到了二年级，杨绛面临分科的选择。她觉得很为难，“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她跑去问父亲，父亲则回答：“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绛觉得不够稳妥，又问：“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便跟她讲：“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苏州东吴大学的两个强项专业是医学预科和法学预科，前者三年毕业可直升北京协和医学院，后者可直接升入上海东吴大学法科。她崇拜南丁格尔，想学医，但又性子柔软，对血淋淋的生命有些害怕。生物实验要活剥螃蟹的壳，看那还在跳动的心，杨绛替螃蟹痛得手都软了，手指都不听使唤了。全班同学都剥下了蟹壳，唯独她苦着脸，剥不下。大学一年级时，她认识了来自美国的姑娘陶乐珊·斯奈尔，两人很是投缘。陶乐珊告诉杨绛，她爸爸将做一台大手术，为喉部堵塞不能进食的患者插一根橡皮管子到胃里，杨绛若是有兴趣，她可以smuggle（偷带）杨绛入医院去见识。杨绛洗澡又洗头，还穿上护士的白衣，戴一顶圆顶白帽，混进手术室，站在不碍人的近旁。陶乐珊说：“假如你晕倒，我抱你出去。”杨绛没有晕倒，坚持看完了整台手术，但是足足两个星期不想吃肉。
杨绛学医的热情就这样被浇灭了。
杨绛喜欢文科，但东吴大学的文科只有法学和政治。父亲此时正开律师事务所，她觉得自己如果做了律师，可以在事业上帮帮父亲，还能借此接触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为小说创作积累素材。杨荫杭却坚决反对女儿学法律。大概是看透了律师行业的不公与妥协，他不忍女儿重蹈覆辙。无法，杨绛最后选择了政治学。
世事弄人，不喜欢政治的杨绛偏偏选了政治学作为专业。她倒也因祸得福，既然对本业没兴趣钻研，便有了大把时间读喜欢的书，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到房龙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杨绛作为文科生，也会经常与费孝通等人讨论时间是空间的第四量向等问题。那时她没能完全搞懂这个问题的意思，直到1935年出国前，她坐在房间，想着三年后能不能继续回到这里，忽然明白了这个命题：虽然地方还是老地方，但已不是原来的所在了，因为地球随着时间流逝在转动，一切空间都发生了偏转。
虽然对本专业投入的精力不多，但杨绛是不需要死读书便可以取得好成绩的女生。当时一般大学将成绩分为五等，东吴大学则分六等：一等最好，六等最次。一二年级时，杨绛因贪玩功课并不拔尖，有些科目成绩偶尔会掉到二等去。到了三四年级时，杨绛每门成绩都能到一等，连“四肢发达”的体育也不例外，成了学校为数不多的“纯一等”的学生。杨绛还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1928年英文级史和1929年中文级史都是出自她的手笔。
东吴大学在苏州城墙边上。闲时杨绛总喜欢到城墙上去走走，看看城墙内外的景色。离葑门城不远有一户人家，临水而居，从城墙上可以望见墙里整齐的青竹篱笆和一座瓦房。杨绛每次走到这里都要由衷地赞叹“好个临水人家”。没想到，不久之后，她便能走进这户人家。
杨绛在启明女校时便有了法文基础，但几年未曾温习，有些生疏，于是想趁着大学时重拾法语。大姐利用暑假帮她补习，她私下也会记生词，做练习，但总希望有老师指点一二。大姐的朋友苏雪林知道她的心思，就介绍了位比利时夫人作为她的法语老师。这位夫人，正住在杨绛从城墙上看到的那处宅院里。夫人嫁给了一位在比利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回国后开了家玻璃厂，生意很好。他还有位原配妻子，据说已经离婚，但仍然住在他的父母家。杨绛观察这位夫人，发现她神情憔悴，举止粗俗，过得并不好，再看夫人在娘家时的照片，眼波流转，神采奕奕，貌美优雅，便料定夫人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的。
果然，有次夫人拿了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则小小的离婚启示，问杨绛这有没有法律效力。杨绛仔细看了，发现这就是一则廉价广告，刊登在不入流的小报上。夫人从杨绛闪烁其词的态度中读出了什么，便没有追问。后来杨绛送了夫人礼物，推说功课忙，便没有再去上法语课。
夫人还是回了比利时。她的丈夫曾经向她发誓，如果欺骗她，就让上帝惩罚他，让他们的女儿死掉。未料想他们的女儿真的死掉了。夫人心灰意冷，求助比利时大使馆，回到了她的祖国。
杨绛每次再走城墙，看到这户人家时，不免连连叹息。不幸的婚姻，可以把父母的掌上明珠变作憔悴的妇人，可以把优雅的淑女变成粗鲁的泼妇。她见了不幸的婚姻，自然对婚姻最坏的样子有了想象。
五
杨绛因跳级没被清华大学录取，晚她一年毕业的振华同学蒋恩钿却赶上了清华招生，顺利进入清华。蒋恩钿鼓励杨绛转学，还陪她到上海交通大学领了转学考试的准考证。但杨绛的大弟宝昌突然患病，原本就有的肺结核迅速恶化，并发急性结核性脑膜炎，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杨绛与母亲、大姐连夜轮流值守。母亲只让杨绛坐在外面，所以她隔着珠罗纱帐子才能看见弟弟。一天夜里，父亲突然喊她们起来，原来是大弟去世了。
这天恰好是清华招生考试的第一天，杨绛放弃了考试。后来她回忆，那是她第三次亲眼看见人去世。“第一次是祖母，她是含笑去世的，满面慈祥的微笑，一点不可怕。第二次是外祖父，他和生病前不像了，略有点可怕；大弟弟完全变样了，脸缩小了，变成儿童时期的大弟，不可怕。钱瑗出生时，我觉得她活像我的大弟。”
经了这次变故，杨绛能体会母亲锥心刺骨的痛。她回忆起失去二姐时的哀伤，不禁更同情母亲。从这时开始，她与家的牵绊更多，感情更亲近了。
就在这一年，中学时的校长王季玉先生为杨绛申请到美国著名女校卫斯理（Wellesley College）的奖学金。奖学金免去了学费，但需自付住宿费和生活费。父母尊重杨绛的意见，只要她想去便让她去。但杨绛已然能体会父母持家的不易。父亲一人收入要支撑一家人吃穿用度，本就紧张，若自己再增加开支，必定使父母生活受影响。她本就对政治无甚兴趣，觉得去美国读政治不如留下考清华文学系。思量再三，她拒绝了这次机会。
1931年冬，学校开始闹学潮。那时学校教育管理之混乱，影响之大，前所未有，校园几乎变成监狱。同在东吴大学的费孝通抢先一步转学到燕京大学，杨绛则设法与好友从学校逃了出来。眼见开课无望，他们几人不忍时光荒废，便商量一起去燕京大学借读。1932年，杨绛办好去燕京大学借读的手续，与同学周芬、张令仪、孙令衔等五人一道北上。
转学去燕京大学须经考试。杨绛考完试后便到清华去看望蒋恩钿。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表兄，两人结伴而行。蒋恩钿见到杨绛很是欣喜，得知杨绛要去燕京大学借读，便建议杨绛干脆到清华学习，还帮她办理转学至清华的手续。
两人相谈甚欢，到了分别的时候，孙令衔由表兄陪着，来古月堂接杨绛一道回燕京。一段传奇故事就此上演。
一
最爱的人，大概都会变成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停挂在嘴边，仿佛随时可以脱口而出。有些人足够幸运，任何时候都可以呼唤这个人，而有些人的名字，却只能永远止于心底。人一生，要爱几个人才足够呢？在杨绛情窦初开的那个年代，与才女的才情相伴的，往往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对张爱玲而言，寂寞时轻呼的，会不会是胡兰成？对萧红而言，孤苦时想到的，到底是萧军还是端木蕻良？林徽因在沉溺于尘世幸福时，会不会幻想与自己朝夕相伴的人，是曾经漫步于康桥的那一位？与她们相比，杨绛足以称得上幸运。因为无论面对幸福或是灾祸，顺境或是困难，与杨绛相伴的，支撑她走下去的，始终是那个人。她不必一边面对与一个人的柴米油盐，一边幻想与另一个人的红尘前缘；也不必照料一个人的点点滴滴，却成就他跟另一个人的山河岁月。杨绛与钱锺书，波澜不惊地相识，不慌不忙地共度悠长岁月，温柔而坚定地写就一生只爱一人的誓言。
能够与一人相伴终老的女子，往往具备识人的智慧，还兼具拒绝别人的胆量。在恋爱的年纪，杨绛便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在东吴大学念书时，杨绛便因出色的成绩与娇美的样子，成了一众吉士倾慕的对象。她的室友和杨绛睡前谈心，评价她道：“男生愿意追求的女生有五个条件：一要相貌好，二要年纪小，三要功课好，四要身体健康，五要家境好。杨季康五样全都占了。”处在娇俏年纪的杨绛十分害羞，把头埋在被窝里不作声。
虽然年纪轻轻的杨绛十分青涩，但面对形形色色的追求者，她却从不含糊。遇到不喜欢却对自己殷勤的异性，许多涉世未深的姑娘容易迷失自我，轻易陷进去，或是不忍拒绝他人的执着真诚，出于同情兼着虚荣的心情接纳错误的人。无论怎样，这种选择往往将姑娘们的人生导向不幸，至少，在波澜不兴的生活下，永远丧失了与知心人灵魂相伴的机会。有些人的伴侣换了又换，生活却总是不幸；有些人被伤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伤害无辜的人，忘记人类寻找伴侣的初心。现在总是有人讨论，婚姻制度是符合人性的吗？或者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或许从人类的动物性出发，新鲜的肉体与不同的人生使生命永保激情；又或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婚姻或固定唯一的伴侣是抵御人生风险的最好合伙形式。但我们无法否认，如果一个人足够有智慧且足够幸运，她是有机会遇到与她灵魂相通的人的，并在遇到这个人之前保持清醒，不被错误的人夺去生命剩下的时间，由此相伴一生。虽然年轻，杨绛却似乎早早懂得了这个道理。条件出众的杨绛在青春时收到数不清的爱意，示好的男生据说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碰到有爱慕之心的男生递来书信，她总是一笑了之，置之不理，从未有让对方误会的举动。对那时爱慕她的男孩子来讲，杨绛怕是倔强又冷酷的角色，但从岁月流转后回望当时种种，这些男孩子怕也是会感谢杨绛的坚定和智慧，让自己没有错付美好时光。
爱慕杨绛的人有很多，最出名的大概是费孝通了。两人辗转几个城市，换过几个学校，甚至跳级之后，仍然是同学，这令费孝通常常感叹他们的缘分。费孝通是近代非常有声望的社会学家，他所作的《乡土中国》至今是许多社会学甚至中国语言文学问题研究无法避开的著作。他亦是有才情的人，面对优秀的杨绛，也不免心动不已，变着花样搭讪。但杨绛 “不恋爱”的名气早已在外，他不得不另辟蹊径，追着杨绛问：“做朋友可以吗？”冰雪聪明的杨绛当然知道他的目的，她不想浪费彼此的时间，明明白白地对费孝通讲：“交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而不是过渡。”一盆冷水将费孝通的热情浇灭。但费孝通意志仍然坚定，整日围着杨绛打转，逢人便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他打着不许其他男生接近杨绛的小算盘。他还让好友孙令衔四处宣扬自己是杨季康的男朋友，让追求者知难而退。但杨绛仍然不为所动。
杨绛所有的等待与坚守，大概都是为了那个人的出现。
杨绛中学毕业后苦苦执着于清华这件事，后来被母亲唐须嫈打趣道：“阿季脚下拴着月老的红线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就是在清华，杨绛终于遇到了那个值得她推开所有错误与将就的人。
清华的女生宿舍不许男生出入，等待恋人的男生们便纷纷在古月堂站成“望妻石”。在那个春风拂面的日子，杨绛与蒋恩钿在古月堂伴着丁香与紫藤花的香气谈天。孙令衔刚巧带了表兄来，杨绛便见到了他。
“这是我的表兄钱锺书。”
两人站定，相顾并无话。据杨绛日后的说法，那天她大概对钱锺书没有很特别的感觉。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她讲起对钱锺书的印象：“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她又在他处说：“人世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
钱锺书却没有杨绛这样的淡然，他仿佛一下子便看到了生命之光，满脑子都是杨绛可爱的样子：“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他承认初见杨绛时，杨绛美丽的脸庞像出浴的蔷薇新瓣一样无瑕美好，娇艳无比。杨绛日后也解释了这首诗的后两句：“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足以见得在钱锺书看来，杨绛何等美好。
从初次见面的情形，我们大抵可以揣测，杨绛与钱锺书的关系里，杨绛大概是被爱更多的一方。钱锺书在日后的岁月里，也表现出对杨绛十二分的依赖，或者说是依恋。
夹在其中的孙令衔大概感觉到了什么，当然也知道费孝通对杨绛的感情。出于对朋友的偏袒，他便扯了个谎，对杨绛说钱锺书已经订婚，对钱锺书讲杨绛的男朋友是费孝通。
听罢孙令衔的话，杨绛倒也冷静，没有再说什么，钱锺书却坐立不安，心急如焚，生怕一时犹豫就错过一生。他火急火燎地写了一封信，约杨绛在工字厅的客厅见面。
也许，上天偏要捉弄有情人。当披荆斩棘遇到对的人时，那人却不能属于你。世间大概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对钱锺书而言，见到杨绛这一面前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这种绝望痛苦交织的不堪。但无论如何，我要见你，我要听你说，我要亲口向你解释，我可以属于你，你可不可以走向我这里？
万幸，两人顺利见了面。钱锺书焦急地说：“我没有订婚。”
仿佛等到了什么，杨绛回应他：“我也没有男朋友。”
以后的漫长岁月，都会见证他们勇敢的意义。人生中，有很多讲求缘分的事。追求爱情的人往往更容易相信顺其自然的魔力。年轻爱人的心常常是世界上最脆弱易碎的东西。爱得越深，越怕接收到那人可能离开自己的信号，甚至不会面对现实，宁可玉石俱焚，让自己的感情与心全部摔碎。但试一下，再试一次，至少确定对方的心意，总不会留下悔恨。爱情里的勇敢最难得，也最可能让人收获美好的人生。
此时，钱锺书“清华才子”的身份声名在外。他比杨绛大一岁，同为无锡人士，父亲钱基博是国学大儒。这个数学、物理不及格，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青年，一次次用老道的笔法针砭时政，畅抒己见。与杨绛表明心意后，钱锺书满腔表达与书写的愿望，几乎全都倾注在杨绛身上。
男女相悦，若想维持长久，对男子来说，主动将自己呈现在女子面前是一种极其明智的做法。天生爱安稳的女子，如果理性又会谋划，或许会对神秘的异性一见倾心，却难以将其视作终身伴侣。只有男子全然将自己展示了，又恰好符合女性的胃口，二人才有可能长久地走下去。女子最好单纯善于持家，有些才华更是锦上添花，却万万不可将所有的好与坏全然暴露在爱人面前。想要长久稳定亲密关系的女性，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爱人也是普通生物学上的男子，纵使在你眼里那般独一无二，也免不了他对新鲜的猎物蠢蠢欲动。
钱锺书与杨绛的书信似乎可以看得出这种立场。钱锺书在信中诉衷肠谈理想，深入灵魂絮絮叨叨，一派进攻者积极进取的姿态。杨绛便随声附和，一直保持克制与不远不近的疏离。这让钱锺书既爱得心碎又心急如焚。大多数时候，钱锺书对杨绛的感情是快乐的，充满着深情的告白。这时，他写了许多彰显才情的诗作，写到得意处，也不免自我夸赞一番。他曾经写过一首七言律诗送给杨绛，其中“除蛇深槽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用理学家的语录入诗，不落窠臼。为此钱锺书曾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
钱锺书与杨绛的信，不止卿卿我我的小儿女情，他会把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统统剖开给她看。与其说他想向杨绛表露爱意，不如说他是借着这些信梳理自己的人生。他试图把完整的自己展现给她看。钱锺书告诉杨绛，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刚好有同样的乐趣，亦写道：“我虽学了四年政治，并无救世济民之大志。”相同的人生观很快将二人的心拉到一起。
这不禁让我想到，在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出身贵族世家的凯瑟琳对家族收养的弃子希茨克利夫投入毕生激情，正是因为二人的本质如此相似。凯瑟琳说：“我爱他，我的灵魂跟他是同一个料子制成的。”爱情有时就是这样，弱水三千，我却只取一瓢饮。杨绛与钱锺书就是如此，“在一众追求者中，虽然他并不是我梦想中的样子，但当我望向他时，我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这些语言让杨绛有了期待，每天回到宿舍时，桌上的信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明白，她彻底沦陷了。
此时，杨绛借读生的身份使她有些光阴难求的紧迫感，她想利用全身每个细胞吸取清华大学的养分。正如杨绛先生后来所讲：“我到了清华，才用功听课，不再懒懒散散。”她有意选了些内容充实压力也大的课程，包括温源宁的“英国浪漫诗人”。温源宁恰好对钱锺书颇为欣赏，便格外注意杨绛。在一次测试中，因缺乏西洋文学史基础而答不出题目的杨绛不愿乱写，索性交了白卷。温源宁颇为意外，对钱锺书说：“Pretty girl往往没有头脑。”他以为钱锺书是因杨绛长得可爱才与之交往，后来也传为趣事。钱锺书虽对这件事只当玩笑看待，但对杨绛的学业很是上心。1932年，杨绛结束清华大学课程，拿到东吴大学文凭，还获得了学校的金钥匙奖。钱锺书看她学有余力，便鼓励她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还帮她推荐备考书籍。杨绛按照他的建议自学一年，果然在1933年考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与季羡林做了同班同学。
这一年，钱锺书本意是让杨绛留在北京，在清华补习，但杨绛却自顾自回到苏州。她觉得，一来自己需补齐清华本科四年课程，力有不逮，不愿仓促；二来自一·二八事变之后，家人与她一度失联，她十分担忧。杨绛不肯留在北京与钱锺书相伴，让钱锺书颇感失落，不免有些牢骚。杨绛本不爱写信，又不想解释，便索性不理他。钱锺书更是怅惘。
爱之入骨的人忽然从身边消失，连信也不肯回，对钱锺书来讲，这大概是从未有过的困苦了。但在外人看来，若不是这些挫折，钱锺书未必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内心，未必能意识到杨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也彷徨过，写下悠长的悲情诗。正如从事钱锺书作品研究的学者们所发现的，钱锺书旧诗中李商隐风格的爱情诗，就是从1932年左右开始出现的。
壬申年秋杪杂诗
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髫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面对杨绛的冷漠，钱锺书虽很是不甘，但也不想放弃。他把信当作撞击杨绛心门的攻城车，一封接一封。这似乎是以文字为武器的男人的斗志。后来杨绛讲，钱锺书“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杨绛本就是心软之人，与钱锺书又投缘。在“攻城车”不断的进攻中，杨绛的心防被攻破，两人关系恢复如初。
男子的进取与攻击，不尽然依靠武力或暴力。擅长文字的男子可以书信为剑，擅长理工的男子可以专注为枪。在这个男子力并不能完全释放的年代，相信钱锺书沉默中心脏青筋暴起般的斗志与坚韧的意志，可以给男性们一点启示。
北平到江南的距离成了两人间最好的羁绊。木心诗中描绘的那时候车马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大概便是钱锺书与杨绛这般了吧。有所爱之人，不以山海为远，一本书、一封信都足以寄托情思。如今，通讯技术发达了，目的地似乎变得比以往容易到达，人与人异地的感情却似乎更难以维持。或许是因为二人正是青春少年，感情纯粹坚定得紧；又或许是因为二人的笔足以写出最纤细的哀愁，即便不能日夜相伴，二人也并无芥蒂。总之，来来回回的书信更加坚定了二人的心意，这段书写往来、不能见面的日子，反而成为两人筑牢城堡的砖石。
与钱锺书相比，杨绛在爱情里并不是一个喜爱倾诉的女子。她写信不多，寥寥几封信中，大多是理性的思考与述说，难得见到炽热爱情的表达。这多多少少让钱锺书郁闷。在《围城》里，方鸿渐倾慕的唐晓芙也是一个不爱写信的女子，这其中大概有杨绛的影子。
回苏州后，杨绛经人介绍，在上海工部局华德路小学担任小学教师，月薪一百二十元，算得上当时的金饭碗。杨绛本以为给小学生上课并不难，却没料到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她虽然没有充足的时间为研究生考试做准备，却依然把学校图书馆里的书读了个遍。但此时她偏偏因为打伤寒预防针过敏，得了荨麻疹。父母见杨绛如此，着实心疼，便让她辞了工作，在家静养。
此时钱锺书熬不过心中思念，专程到苏州看杨绛。这一次，他见到了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杨荫杭对钱锺书印象不错。大概因都是读书人的缘故，杨父与钱锺书很谈得来，称赞钱锺书“人是高明的”，算是默许了女儿与钱锺书交往。
钱锺书毕业后，并没有同杨绛一起报考清华研究院，而是另有自己的计划—报考中英庚款奖学金。庚款奖学金是近代特有的产物。在中国“庚子赔款”后，美、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议，退还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退还款项除了偿付债务外，其余悉数用在教育上，中国每年向上述国家输送相应的留学生，庚款留学生由此产生。钱锺书想报考的中英庚款奖学金需要两年社会经验，他便回到无锡，在父亲钱基博任教的上海光华大学做老师。有了收入，安身立命之基打好后，男人往往想迎娶心爱之人。杨绛考入清华后，钱锺书娶她为妻的念头越来越浓烈。不待与杨绛商量，钱锺书便与父亲一道，奔赴苏州求亲。
杨荫杭对父子二人直截了当的举动有些惊讶，以为杨绛已经同意此事。他不忍女儿伤心，便答应将杨绛许配给钱锺书。杨绛便有些莫名其妙地成了钱家的儿媳妇。
1933年，钱锺书与杨绛举行了订婚仪式。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是有些老派的人，但他在未与杨绛谋面时便认可了这个儿媳。这要追溯到二人千里通信时。那时钱基博见钱锺书终日魂不守舍地等书信，料定他对信中女子爱得走火入魔，便私下拆开杨绛信件来读。他看到杨绛叮嘱钱锺书“毋友不如知己”，便觉得很是合意，又见杨绛写道“现在吾两人快活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更是欢喜异常，觉得杨绛既有才华又识大体，早已自作主张修书一封，将钱锺书托付给她。
到订婚时，作为公公的钱基博更是看重这个儿媳。他按照祖训，向杨家讨杨绛的生辰八字。杨荫杭不肯给，说“从前时男女双方不认识，只好配八字，现在彼此相识相知，还要八字作甚？”钱家也不强求，只好在族谱里随便乱写了一个生辰八字了事。钱锺书的母亲操持着儿子的婚事，“快活得睡也睡不着”。
如此看来，钱、杨二人的结合终究得到了两家家人的支持。谈及恋爱关系时，父母家人这层关系不太容易被想到。一旦涉及婚嫁，双方家人尤其是父母的意见便很是重要了。天成佳偶也需要回归柴米油盐，神仙眷侣也得见过父母。正如杨绛在给钱锺书的信中所写，家人皆大欢喜，爱人才能做得长久。总有人问，得不到父母祝福的婚姻该不该继续？或许有时，父母迂腐守旧、目光狭隘，甚至有时，向来通情达理的父母忽然变得世俗又势利，但父母总是希望儿女过得幸福，他们不肯接纳的人，想必不会是儿女的最好选择。
钱锺书与杨绛订婚那日正是盛夏，骄阳高照，宴席上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热闹非凡。充满欢声笑语与活力的宴席，似乎成了二人今后美好生活的象征。钱、杨二人的爱情，似乎如童话般，有了最完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