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变局——歧路惶恐间的挣扎与徘徊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指中国，亦指世界。强者入局，弱者出局。虽有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中国依旧风雨飘摇，难改积贫积弱之现状。中华民族以灾难为土壤，等待着一颗光明的种子。

从1840年到1949年，从林则徐的鸦片禁烟，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左、李的洋务自强，康、梁的戊戌维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有先进的中国人就为这三个字——救中国，挽救民族命运于危亡。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是李鸿章的名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就是在不尽的屈辱与灾难、不尽的冲突与战争中熬炼成的。

因为灾难，眼光日渐清醒

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大战中兵败如山倒。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评论说：“这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

作为普军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克劳塞维茨在这场战争中屈辱地被俘了。这位后来成为西方军事战略鼻祖的将领，刻骨铭心地把普鲁士军队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条：

一、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

三、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克劳塞维茨的结论是：“所有在1806年以前和1806年内关注普鲁士情况而不怀偏见的人，都会评论说，它已徒具其表，实际上已经没落了。……人们听到机器还在轧轧作响，也就没有人问，它是否还在工作。”

后来为世人所称道的普鲁士军事变革就此开始，以总参谋长沙恩霍斯特为首领，克劳塞维茨任其办公室主任。普鲁士军事变革带来的巨大成效，使其最终成为欧洲军事变革的典范。

1840年，这场灾难侵袭了中国。

1842年8月，大清王朝军队在兵败如山倒中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史学家蒋廷黻评论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为什么那场改革晚了20年？

蒋廷黻找出了三条原因：

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

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

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最终结局通过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让世界惊诧，如一家澳门报纸评论：“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从耶拿战役普鲁士王朝的溃败，到鸦片战争大清王朝的溃败，可知变革之艰难，中外概莫能外。变革就是扬弃，就要创新，而扬弃和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自己消灭自己。谁又愿意消灭自己呢？但不变革不创新，就会被他人消灭。

后来为世人所诟病的大清军事变革，从八旗到绿营，从绿营到湘淮军，从湘淮军到小站新军，军制转换频繁，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但没有一次是战前转制，皆因时机错过战败而被迫转制，结果仍然无法避免下一场失败。就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天国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清朝是一个从安宁、安逸急剧过渡到动荡、动乱的朝代。在这个朝代，经济曾经持续发展，社会曾经繁荣，不但将延续近两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经营到了十分完备的地步，还将以茶叶、蚕丝等农产品和大量手工艺品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发展到了十分精致的地步。这些成就营造的繁荣与安宁，其副产品是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是不思变革，安于现状。纵然当时内部不稳定因素已经日益凸显，也被认为不难控制、无碍大局；纵然外部的挑战已经日益明显，也被认为天朝大国以刚柔并济对付那些“蕞尔之邦”，不难羁縻。在如此氛围中，即使统治阶层有志向远大、目光锐利者，其思维视野也不得不受到极大局限。

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站在我们民族最前沿的人，他嘱托魏源编写了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海国图志》。可惜的是，这部书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传到日本后却引起强烈的震动。

作为这样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在南方实施禁烟时，林则徐最初同样对面临的危险估计不足，认为战胜对手不难。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初四，鸦片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英国人已经出兵了。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他认为没问题，英国人来了，我们能打胜他。奏折中写道：“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这是林则徐当时的看法：英国人腿不能打弯，只会在船上开炮，上岸一推就会摔倒，一摔倒就成了废物，随便一个人都能杀死他们。今天我们会认为这是个笑话，可这是当时我们民族最先进的、站在最前线的人对世界的认知。

如果林则徐对英国人的认识是个“笑话”，那么杨芳对英国人的认识简直就可以用“荒诞”来形容。

杨芳，时任湖南提督，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屡立战功，平定过张格尔叛乱，是一员宿将。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对英宣战，后派御前大臣、靖逆大将军奕山去指挥作战。奕山又以杨芳为前锋主将。

因为杨芳名气很大，英军战前还紧张了一把。可杨芳是怎么抵抗英军的呢？他认为，英舰能于风浪之中操炮射击，定有邪术。而他的应敌之策之一是用邪物。他命令收集妇女的溺器，装载到木筏上，敌炮一响，就把载有马桶的筏子整齐排列，对准英舰，驱赶震慑其操炮邪术。

一代名将上演了一出国际笑话，现在看来简直愚蠢透顶。对比杨芳，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拥有穿透危机的眼光的可贵。

年代稍晚的胡林翼，是晚清中兴名臣，晚年任湖北巡抚。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商，返回武昌，路过长江，正好见湘军水师浩浩荡荡逆流上行，鼓着风帆，乘风破浪。胡林翼很高兴，他感觉耀武扬威，非常气壮。这时，突然开来一艘英国的火轮船，也是逆流而过，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掀翻了湘军水师的一条船，有人落水，旁边船上的士兵纷纷跳下去救人。胡林翼当时大惊失色，几乎从马上栽倒，回到武昌后一病不起。周围人问怎么了，胡林翼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

跟胡林翼同时看见火轮船的人很多，但他们觉得这只是个奇事，没有人察觉到变革将至。但胡林翼不同，虽然他不知道蒸汽机，但他看到人类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异己力量——那条船不靠风帆，不靠桨橹，像个怪物，吐着黑烟，速度飞快。于是他感觉到“天要变了”，这是当时先进者对危机的认知。

无尽探索，不断以失败告终

为了摆脱衰亡，中国近代以来，历尽各种选择。

继林则徐之后的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首先搞的是基督教义的本土化。他以上帝为“天父”、以耶稣为“天兄”，号召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以基督教为标榜，震惊了西方诸国。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基督教化的前景，令所有西方人兴奋不已。英国《泰晤士报》开辟专栏，评论家称太平天国为“划时代的伟大革命”“上帝之手”的杰作。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面对这股日益壮大的势力，任何不友好举动，都是大不幸之事。”太平天国则称西方是“同拜上帝耶稣”的洋兄弟，还设想联合“剿灭清妖”。太平军名将罗大纲说，鸦片战争是“贵国以正当理由用兵之我国，此皆胡虏之咎……非同胞之罪也”。但是，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本土化包装，注定会失败。

尽管清朝统治者的巨大压迫和帝国主义的欺辱已经为农民起义聚集了太多的干柴，但太平天国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中国水土不服，很难行得通。后来，永远不会为失败者背书的西方也参与了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所以不难理解，以捍卫传统礼教为旗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为什么能胜利。曾国藩宣称保护中国传统的名教，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各地的地方势力都拥护他。

镇压洪秀全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后来推出了洋务运动。中国的大问题在哪儿呢？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器不如人，机器制造、科学技术不行，一定要搞上去。

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于是，1861年，同治皇帝钦准了《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工厂、制机器、铸大炮、造轮船，该运动持续了30年。

李鸿章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早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年，李鸿章就率先指出，西洋各国虽然强大，但远在七万里之外，而日本就在家门口，伺我虚实，实为中国的永远大患。

1881年，他再次强调，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创建北洋水师，一大半就是为了制驭日本。目标不能说不明确，警惕性不可谓不高。当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为了制止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还抓捕了奸商李光昭。当时李光昭受朝廷内务府指派，负责筹集修建颐和园所需的木材。李鸿章对李光昭不依不饶，严加审讯，以“诈传诏旨”罪，判处李光昭斩监候，震动朝野。朝廷诸臣正是以此案为契机，联衔上疏，才制止了慈禧的第一次修园活动。

但随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的成军，作为中国近代海军创始人，在一片夸赞声中，李鸿章也开始飘飘然。1891年、1894年两次校阅海军，他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认为整个北洋海防，北至辽沈，南至青济，二千里海防没有漏洞，形势完固。即使到了甲午海战爆发前夕，李鸿章仍然认为海防门户坚固，敌人绝不敢轻举妄动，“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而且他还雇用了大量的同乡和依附者，催生和放纵了军队的贪腐行为。

此时，李鸿章已由早年间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变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战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要求配置速射炮，需银60多万两，李鸿章却说无款可用。直到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说明海军存款的具体情况：汇丰银行存银107万余两，德华银行存银44万两，怡和洋行存银55万余两，开平矿务局领存52万余两，总计竟达260余万两。

无款可用的海军和藏款不给的李鸿章，何其矛盾？

可以说，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是北洋水师，但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一艘舰都没留下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痛彻肺腑的中国人开始从体制上查找根源。康有为、梁启超出场了。他们认为曾、左、李的“器不如人”太肤浅了，中国的问题在哪儿呢？制不如人，是制度层面出问题了。

梁启超讲：“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制不如人，体制出问题了要改制，戊戌维新就是改制。

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核心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提出大清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

但康有为的两部变法理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包含大量主观超越客观、随意扭曲历史为我所用的内容，既不严谨，也不科学，后来写的《人类公理》（后改为《大同书》）更加脱离实际，含有很多异想天开的成分，以致后来毛泽东批判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君主立宪没有成功，戊戌维新失败，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共和政体建立了。

孙中山起初也是改良派，他觉得大清虽有痼疾，但仍可通过改良挽救。于是他上书给李鸿章，可无人理睬。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之后，孙中山再也不向李鸿章提建议了。他成立了兴中会，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于是革命发生了。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也向往过社会主义。1905年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成为“党的成员”，但是第二国际并没有接纳他。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

当时，孙中山正乘火车从美国西海岸往中部、东部募捐。此行前，他收到了黄兴从香港拍发的一封电报。那时，革命党人发电报互通消息，为了防止清政府截获，往往使用密码，电报要用密码本破译。可是孙中山的密码本已经放在行李中，无法取出来破译电报，所以直到在丹佛下车取出行李后，他才知道电报内容。

黄兴告诉他，武昌革命党人吕志伊向香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并前往支持。”

疲惫的孙中山把电报撂到一旁。半年前，也就是1911年4月，他以最多心血组织的广州起义刚刚失败，黄花岗掩埋了72位烈士的遗体，他一遍遍做的，是失败后设计掩埋烈士，安抚烈士遗孤，然后满腔悲愤地写下一篇又一篇祭文。眼下他正四处筹款，丝毫没有意识到数十年来牺牲、奋斗所追求的目标已近在眼前。

既无款可汇，更无法前往主持，这是孙中山看完电报后的第一个念头。本想立即回电黄兴，要武昌新军暂时勿动，但因夜已深，旅途劳顿，他决定次日晨起再回电。

第二天，孙中山却一觉睡到上午11点。他起床去餐厅吃早饭，在走廊上购报一份准备入餐室阅看，随手展开，立见一则令他浑身血液停止流动的醒目黑体大字专电：“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辛亥革命爆发。据说，当时孙中山手中的牛奶杯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中国爆发革命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虽然正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最具决定性且唯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不但事前未能参与，还几乎去电阻止。

辛亥革命最富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历史怎样把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革命爆发时，竟然群龙无首。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武昌新军的领导者在起义前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脱逃的脱逃，真正举事的领导者，只是新军中的熊秉坤等基层军官。

而后来被称为“首义都督”的黎元洪原本不是革命者，更不是革命领袖人物，听到新军起义，他先从营房逃跑，一路东躲西藏，最后钻到床下，后来被起义官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用枪逼着当了湖北军政府都督，被强行推上了历史舞台。

黎元洪被逼出头后，有一段名言：“元洪不德，受各位抬举，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天上午也未下决心，现在是已下决心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这是他下决心参加革命，剪了辫子后对士兵训话时说的。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所以藏在床底下；又因为局势需要，所以被拖了出来。

中华民国，就是以这种形态开场的。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3月5日，上海《时报》载文《新陈代谢》，描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化：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前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这“一灭”“一兴”，活灵活现地描绘出当时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但巨大变迁后面隐藏的是动荡与混乱。

皇权被推翻了，旧的社会权力中心、资源分配中心随之消失，新的中心又是谁？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还是袁世凯手中的北洋军？

当时，军事力量基本掌握在袁世凯手里，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缺乏实力；对共和的解释权又掌握在孙中山手里，实力派袁世凯缺乏道义。

孙中山长期漂泊海外，从事革命工作，影响他在普通中国民众中形成政治魅力；袁世凯是大清王朝的旧臣与重臣，也影响他在各个革命团体中形成政治魅力。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治对立与军事拉锯，导致了中国社会权力中心的真空与半真空。原本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此时变得更加松散。一方面，多个权力中心出现，谁也指挥不灵、调动不灵；另一方面，各种地方实力派系动辄搞分裂、闹独立。

薄弱的共同基础，造就畸形的政党政治，国家稳定因素骤减，政治动荡因素陡增，社会组织变得更加涣散。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说：“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不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之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来行使最终的权力。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得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

辛亥革命诞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中华民国。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华民族的灾难依然没有终止。我们有种观点，认为共和成果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给偷窃了。但是，如果全面地看，袁世凯1916年就死了。袁世凯死后12年，我们还实验了12年共和，结果怎样？北京9易政府，24次内阁改组，换了26任总理，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共和也没搞成。

早在1913年，李大钊便在《大哀篇》中说：

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

革命之前，有一个皇帝；革命之后，一省一个“土皇帝”。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发生了478次。大众的福祉、黎民的权益，几乎全部淹没在对权力的争夺、对地盘的争夺之中。

推翻帝制，创立民国，虽然坐轿子的换了一批人，但抬轿子的几乎没有变化，仍然还在抬轿子。另一个没有变的是，随意被踢开国门、随意被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机加紧侵略中国。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二十一条”的内容，分五大项：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将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各铁路修筑权让与日本，等等。

“二十一条”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1915年2月2日正式谈判开始，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

一时间，全国反日爱国斗争浪潮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

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48小时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的计划落空，又怕得罪日本，自己做不成皇帝，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所谓的“中日条约”和“换文”。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袁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于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

1919年，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之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宣称“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洋军阀政府的权威开始坍塌。

与此同时，思想上的探求也一直在继续。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打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了。

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们认为过去说的“器不如人”“制不如人”都太肤浅了。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思想文化不如人，所以要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孔孟之道。当年就是这种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一定要找到一个原罪，然后坚决打倒它，从而解决所有问题。

当年“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与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啊！今天看来，孔子没有妨碍我们走向现代化。出了问题，不是孔子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却只用找替罪羊的方式。

当年不仅怪罪孔子，还怪到汉字了。五四运动先驱胡适、钱玄同、陈独秀、郭沫若等一批人都讲到汉字的问题了，认为汉字也是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提出汉字要罗马字母化。

当年多么激进啊，比如白话诗，严格的什么五律五绝、七律七绝，太烦琐了。要率先革命，胡适、郭沫若开始作白话诗。当时甚至有这样一首歌颂水的白话诗：“伟大的水啊，氢二氧一。”这还是诗吗？把化学分子式都直接写进去，这样的诗能流传下去吗？流传到今天的古典文学，“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何等优美的意境啊！是“氢二氧一”能比的吗？

我们今天讲这些前人，丝毫没有否定他们的意思。他们都是探索者，他们都在探索，寻找一条摆脱灭亡的路径。从洪秀全到五四运动的先驱都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有缺点、都有错误、都有问题，但他们都是探索者。没有他们的探索失败，就没有我们后来探索的成功。我们后来探索的成功都是建立在他们基础之上的。

谁能担当民族救亡之责？

北洋政府这一傀儡政权在轰轰烈烈的北伐运动中倒台后，中华民族并未迎来真正的新生。

我们今天讲中国梦，当时中国社会也有中国梦。北京、上海的学者联合做了一次调查：你的梦想是什么？

当年中国清华大学教授林语堂回答：“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净土。”我们今天很难设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觉得距离非常遥远。很遥远吗？八九十年前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谈他的梦想：“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这是最重要的事。这种嗜好延长下去，非灭种不可，任凭有极好的政治制度，也是无益的。”顾颉刚感慨万千，认为，只要吸毒，建立什么制度都是无效的。

上海大学者施蛰存说他的梦想：“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当时施蛰存在上海，上海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许入内”，你敢骂吗？不敢骂啊！

罗文干谈他的梦想：“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争的勇毅转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妇女理家，崇尚勤俭，不学摩登。青年勤俭刻苦，不穿洋服，振兴国货。”

当年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社会的良心。他们的呼吁、他们的梦想集中在一起就是四个字：民族救亡。民族到了危亡的边缘，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大清王朝推翻了，民国建立了，而灾难没有停止。

1931年，日本关东军1.9万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军19万人，两天丢掉奉天（今沈阳），一个多星期丢掉辽宁，两个多月后东三省沦陷。东北军几乎20倍于日军，却轻易丢了国土。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统计是8400人，宋哲元部二十九军10万人，结果一个月内华北沦陷。当时的中国就是如此衰弱，一击即垮。

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完成建立近现代民族国家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不被人看好。

但中国共产党还未诞生，就看好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三人又都是犹太人。

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两个犹太人：鲍罗廷、米夫。其中，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发现了蒋介石。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于是说，接班人选错了。蒋介石也常以“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据说，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的政治道路并不平坦，他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二十一岁入党的……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二十年之久……”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

1905年，蒋介石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而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孙中山对陈炯明寄予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其美），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可见当时孙中山器重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蒋介石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这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因此，从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里，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

蒋介石登上中国政治舞台首先是利用了苏联顾问鲍罗廷提供的机遇，其次便是手中的枪杆。

袁世凯最先给中国政治带进了枪杆子，孙中山则最先给中国革命带进了军事思想，但是把枪杆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还是蒋介石。

蒋介石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所向无敌。他通过辞职、下野、收买、驱逐、行刺、战争等手段，使如此众多的对手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倒地。他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古到今十八般武器，他样样会使，而且对每一件都运用自如。原本不太拿这个奉化人当回事的众多风云人物，纷纷被他如挑滑车一般弄翻在地。

1930年9月8日，蒋、冯、阎大战之际，阎锡山在北平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上给反蒋派打气，说蒋介石有四必败：

一曰与党为敌；

二曰与国为敌；

三曰与民为敌；

四曰与公理为敌。

被称为“不倒翁”的阎锡山所言极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比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总结更为准确、更为精辟、更为深刻。但蒋介石纵横捭阖，就是不败。对众多的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来说，此谜也是终生不得解。

从客观因素看，他们不明白蒋介石代表着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势力，与衰亡的封建残余更少粘连，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有更多关系。

从主观因素上说，他们也忽视了蒋介石的精神底蕴。

1906年，蒋介石入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有一天，日本军医教官讲卫生学，取一土块置于案上，说：“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计可容四万万微生虫。”停顿片刻，该医官又说：“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国一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话音未落，课堂内一学生怒不可遏，冲到台前将土击飞，大声反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八分之一立方寸土中？”军医教官毫无准备，稍许缓过劲来，发现是学生中唯一不留辫子的蒋介石，便指其光头大声喝问：“你是否革命党？”该事在陆军速成学堂掀起轩然大波。

1908年，蒋介石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时，邹容已在三年前被清廷处死。蒋介石对该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寝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对革命与造反的情怀难以言表。

1912年，蒋介石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社，自撰发刊词，并著《征蒙作战刍议》一文。当时沙俄引诱外蒙古独立，蒋介石十分愤慨，“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也”。

不可否认，蒋介石的青年时代一以贯之着极强的精神气质。

1924年6月24日，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给学生作《革命军人不能盲从官长》的讲话，说，“十三年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为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官长权限一大，便可卖党卖国”；又说，“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作革命，那就叫作盲从，那就叫作私党，那就叫作他人的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这篇讲话的思想甚为解放，后来的人们却有不同的解读。据称，这篇讲话前半部分在说陈炯明，后半部分在说孙中山，认为陈炯明在广东搞军阀割据，而孙中山在广东搞个人崇拜。

也许当年蒋介石讲话真有所指，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能够讲出这番话的人，必定拥有一些信念和底蕴，有某种精神力量。

1923年，蒋介石访苏，至彼得格勒参观冬宫。五彩大理石建造的金碧辉煌的沙皇宫殿，没有给他留下太深印象，他觉得“所谓金间、银间、翡翠间者，皆不过镀饰其外表，无足珍贵者”，而“惟新立一历史馆，标树其革命党过去之伟迹血状，皆足怵目悚魂，殊令人兴感也”；后来赴莫斯科参加许多政治活动，“听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演说，又见海军革命发难二官长及一水手，登台表述其勋劳光荣，心颇感动”。彼时，蒋介石胸中又澎湃过怎样的激情？

所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铿锵作响的对联：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蒋介石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兵力和金钱。这种力量，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皆不敌。

他是共产党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对手。

因此，我们说，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对蒋介石的选择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同样是历史的选择。

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蒋介石三次上台，三次下野，可谓“三上三下”，回回依靠枪杆起死回生。

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4日，因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权夺位，但不到5个月蒋介石便被请回来上台。

第二次下野是1931年12月15日，因为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占和“剿共”不力，但仅44天蒋介石就重返南京政府中枢。

下野成为蒋介石的一种聚集力量的策略。枪杆子在手，自会有人来请。结果他每一次上台都比原来的实力更加强大，手段更加老辣。国民党能够把蒋介石赶走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离不开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但毛泽东让他第三次下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引退”。这一次是他统治大陆22年的结束。

剿灭共产党，是蒋介石一生追求的目标。在西安事变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只差了两个星期，不然就可以把红军全部消灭了。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说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关内关外的所有共产党部队。最后他被赶到台湾去了。就是在台湾，他还搞“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的反攻大陆计划。蒋介石一辈子就想战胜共产党，一辈子没搞成，最后败了，就败在毛泽东手下。

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蒋介石也许终生不解。

遇上毛泽东，蒋介石便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共产党人。

这才是历史最终的选择。百年中国的政治舞台，各种力量熙熙攘攘，来来往往，都不乏机会走到台前表演一番，但大浪淘沙，砥柱恒存，于无穷无尽的灾难中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