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一 理论基础
“二元结构”的概念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伯克（J.H.Boeke）在1953年出版的《二元社会经济学与经济政策》一书中提出[1]，这本书以荷属时期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社会结构为标本，认为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城市里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市民化社会的产物，而爪哇等地农村却还处于农村公社或者是父权制共同体的原始状态。伯克认为，那时印度尼西亚处于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
英国社会改革家埃比尼泽·霍华德（1898）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非常著名的“田园城市”理论，主张“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农业与工业联姻，农村与城市联姻，让高度繁忙和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的所有优点与农村所有的美和快乐达到完美融合[2]。提倡建设一个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从而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实现各要素的自由流动。他认为城乡都有其优点和缺点，而“城市—乡村”的融合则可以去掉各自的缺点发扬优点。他倡导通过发展中小城市来替代大都市，并形成一个高效的城市网络，以实现城市和乡村平衡、和谐发展。
沙里宁（1942）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中就详尽地阐述了有机疏散理论，他主张将原来密集的区域分成一个一个的集镇，集镇之间用保护性的绿化地带联系起来，使之既有联系，又有所隔离，成为一个城乡差距较小的城乡区域均质体，使城市具有良好的结构并健康发展，让居民既感受到城市的脉搏，又不脱离自然。
芒福德（1961）的城乡发展观认为城与乡是不可分的，城市和乡村同等重要，是需要紧密结合的有机体，社会城市应该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多孔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在城市发展的区域形态上，芒福德推崇发展清晰整体的区域交通网络，主张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以现有城市为主体，发展平衡的社区，达到区域整体发展。他认为可以通过区域统一体来实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模式，达到重建城乡间平衡的目的。
系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刘易斯（A. Lewis）在其1954年发表的经典著作《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增长》中首次提出的。刘易斯阐述了“两个部门结构发展模型”的概念，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种不同的生产部门：以传统生产方法生产、劳动生产率极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部门，以现代生产方法生产、劳动生产率极高的城市现代工业部门。20世纪60年代，费景汉（John C. H. Fei）和拉尼斯（G. Rains）在《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对刘易斯模型做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并最终形成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D. W. Jorgenson）提出了与“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不同的二元经济模型，这个模型具有新古典经济色彩。由于深受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的影响，乔根森试图构建一个纯粹新古典主义的框架来研究农业部门的发展对于工业部门增长的影响，探讨城乡之间人口流动问题，并对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进行了反思[3]。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 Z.W.Schultz）对刘易斯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型及其二元结构理论提出了批评。舒尔茨认为完整的资本内涵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还应当包括人力资本；很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贫困和落后，并不在于缺乏物质资本，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以及轻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舒尔茨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完全忽视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农民在处理成本、收益和风险时是精于计算的经济主体”[4]。
佩鲁（1950）尝试从地理空间视角来研究城乡关系，并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认为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之后，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理论和弗里德曼“核心—边缘”理论对该理论做了进一步完善。
缪尔达尔（1957）提出了著名的“循环累积因果”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他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首先从一个条件好的地区开始，并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获得超前发展，由于“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的存在，先进区域和落后区域的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会导致先进地区更加先进、落后地区更加落后。他认为有必要化解城乡差距增大过程中出现的“马太效应”，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腐败，注重城乡收入的均等化，从而缩小收入差距[5]。他指出政府应该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刺激和帮扶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同时发挥城市的扩散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公平。
岸根卓郎（1985）的“城乡融合设计”理论，试图建立超越城市、农村界限的人类经营空间，创造自然和人类信息交换场所，产生“城乡融合的社会”，强调建立农业、工业协调发展的“农工一体复合社会系统”“自然—空间—人类系统”；强调改造农村的办法不能让城市“侵入”农村，而应该城乡融合，重视农村的作用，保全生态系统。
利普顿（1993）的“城乡偏向”理论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原因在于政府实施了有利于城市的政策，这种对城市偏袒的政策，导致更多的社会资源流向城市区域，造成对乡村的不利影响，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削弱甚至摒弃城市偏向战略，坚持城乡均衡化的发展战略以实现城乡间的均衡发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