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结语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借用理性选择观点就中国的养老模式做理论上的探讨。此项研究试图以家庭策略或家庭成员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追求某种特定文化目标的行为为讨论重点，理解并解释中国目前的养老模式的产生以及与之相伴的代际关系的特点。其基本前提是代际关系与家庭养老密切相关，而且养老的完成主要由代际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养老和代际关系之间的这种概念上的联系是与老龄研究文献中将养老视为代际关系的“功能性内容”和将代际关系视为养老的“结构性条件”的观点相一致的。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在给出的理论解释中还引入了多重家庭成员身份、家庭边界的扩展以及家庭资源平均化等概念。这个理论解释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养老的实现还是在于一种家庭责任的体现。

虽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显著地弱化了老年父母控制成年子女的能力，但建立密切、长久且有强大约束力的代际关系以保证老有所养的经济逻辑依然存在。尽管当代社会的退休和其他福利制度已大幅度提高了老年人经济上独立生活的能力，老年父母并不难认识到由子女提供赡养以保晚年幸福仍然是一个可取的选择。得助于在社会中仍然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孝道伦理的支持，他们也不难发现家庭养老仍然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孝道虽然很难用来解释实际生活中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具体行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同韦伯所说的扳道工（the switchman），这一价值观为中国代际关系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对父母来讲，保证子女能够履行养老的许诺并消除监督成本的办法是使用家庭经济资源以建立与子女密切的亲子关系。这种家庭策略的结果是家庭边界的扩大和亲子关系的增强，以及即使在没有负面惩戒的情况下也能圆满实现家庭养老。将养老作为一种家庭责任意味着亲子关系中附加了广泛且有约束力的长期责任和权利。这种亲子间广泛的相互责任也意味着大部分中国家庭的运作仍未到达古德所提出的“夫妻家庭”那样的理想类型。无论成年子女是否与老年父母同住，他们的家庭之间仍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家庭养老的广泛存在也说明中国家庭的演变并不一定会沿循西方家庭变化的轨迹。

在缺乏有效监控机制的情况下，成年子女为父母提供的各种支持应该主要来自他们的责任感。纯经济的理论无法解释成年子女在没有经济回报的情况下为何继续为老年父母提供帮助。本文给出的理论模型使用成年子女的多重家庭成员身份，就成年子女提供养老的动机做了解释。在同时是父母家庭的成员的情况下，提供养老可以理解为家庭责任的履行。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共享。当成年子女具有多重家庭成员的身份时，这种共享就涵盖了成年子女的家庭和父母的家庭。这种涵盖也可以理解为家庭边界的扩展。在这个意义上，家庭养老可以理解为家庭资源共享的具体体现。

总的来看，虽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大大削弱了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但维持良好并持久的亲子关系的客观经济需求仍然存在。在包括孝道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父母通过投入大量家庭资源以建立强有力的亲子关系，并由此在不需要大量监督成本的情况下保证子女能够履行代际隐含的“合约”，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选择。父母和子女这种互动行为的结果是：家庭的边界涵盖了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相对独立的家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呈现长期的利他性；而且家庭养老能够在没有来自国家或个人家庭负面惩戒的情况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