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演化规律

当今世界，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尤其是发达国家，不论是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是服务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都已经超过70%。在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不管是增加值还是就业人数的比重也都已超过70%。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社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信息服务业、产品设计业、建筑设计业、工程技术服务业、法律服务业、会计服务业、广告服务业、营销咨询服务业、人力资源服务业、教育培训服务业、现代物流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市场调查服务业、会展服务业等门类^[1]。生产性服务业脱胎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发达国家也被称为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简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时也被称为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这些服务业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比较密集，并能源源不断地把这些资本用于实物商品生产过程，因此也可以被称作高技术服务业。

Bell（1974）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后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对应，前工业社会主要以农业为主导，工业社会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导，后工业社会主要以服务经济为主导，并且在服务经济中，知识和技术占有很大比重，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因此，高技术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是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伴随着分工的逐步深化，以及知识和技术等要素的逐步升级。早期的高技术服务业内容简单，技术含量并不高，主要强调熟能生巧。但是，现在的高技术服务业主要强调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交易成本的下降。

钱德勒（2006）指出，美国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大量出现。垂直一体化包括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垂直一体化企业通过兼并和收购，成为大型企业集团。大型企业集团出现后，逐渐垄断了整个行业，进而使得整个国家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开始，垂直一体化企业开始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主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基本上都是垂直一体化企业。当时的垂直一体化企业，基本上都是制造业，例如，美国的汽车制造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行业、食品加工行业、石油行业、机器设备制造行业等。其中，福特汽车公司是通过收购兼并成为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典型代表。在垂直一体化经营模式下，企业内部基本不存在购销费用，搜寻成本和谈判费用等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垂直一体化企业内部也不存在原材料、零部件等供给和需求的不确定性，也不存在供应商对价格的垄断性控制。另外，垂直一体化企业通过垄断，还可以对潜在进入者形成进入障碍，并能获得高昂的垄断利润。在此期间，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服务不创造价值，只有农业和工业才能创造财富。例如，斯密也认为服务提供的是非生产性劳动。因此，服务还没有成为独立的行业，还只是垂直一体化企业内部的一项职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模式。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所有的资源都归政府所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都在政府的计划和调控下进行。当时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国有企业一般都依靠政府的力量实行“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模式。在这种经营模式下，企业的原材料可以自己生产、零部件可以自己生产，甚至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螺丝钉等都需要自己生产，产品销售也采用统购统销等模式。在企业内部，医疗机构、单位食堂、单位澡堂和理发店等辅助部门一应俱全。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几乎每一家重工业企业都可以自己进行锻造、自己加工金属、自己进行焊接和热处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经营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并在政府的计划下建立了中国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但是，这种经营模式的弊端也很快显现了出来。1956年，中央曾经设想对重工业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但是，由于“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等带来的破坏，重工业企业的专业化生产还没有得到推进就陷入停滞。由于缺乏专业化分工，重工业企业很难实现规模经济，单件产品的平均成本高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专业化生产零部件又被提上日程，国家也通过行政力量建设了一批专业化生产零部件的公司。然而，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历史惯性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的动力不强。在此背景下，中国高技术服务业长期内置于制造业，带来了中国制造业效率不高，竞争力不强，同时导致高技术服务业没有专业化发展而异常滞后，进而带来高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不协调。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专业化分工趋势不断强化，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不断变革，企业开始专注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弊端逐渐凸显，由于垂直一体化企业规模庞大，官僚化趋势抑制了企业效率提升，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难以发挥。由于垂直一体化企业业务过于分散，不能发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优势，企业整体竞争力下降。另外，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交通运输网络便捷性提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垂直一体化企业开始进行“归核化”经营，也就是把非核心业务逐渐剥离，开始专注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例如，企业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资源业务、研发业务、设计业务、售后服务业务、仓储业务、财务会计等外包出去，外包的业务可以进行独立核算经营，并形成知识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技术服务业。这些高技术服务业分工细化，专业化程度提升，生产成本也不断下降，进而使得规模经济效应不断强化。在此背景下，由于高技术服务业的示范效应，制造业将更多的非核心环节外包出去，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高技术服务业发展。

1963年，美国为了解决垂直一体化企业出现的弊端，出台了“生产分享计划”，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垂直一体化企业把非核心业务剥离，进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由于美国鼓励制造业外包服务的政策效果显著，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模仿，从而世界各国出现了制造业外包服务的高潮。到20世纪80年代，垂直一体化的产业组织模式已经发生解体，分工与专业化已经成为产业组织新的发展趋势^[2]。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垂直一体化企业通过“归核化”战略，把非核心的生产制造环节剥离后，转移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承接这些业务的国家和地区，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制造业外包和服务外包，带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开始大幅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等又把制造业加工组装环节外包给中国内地和其他地区，带来了这些地区GDP、就业人数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发达国家和地区自己专注于研发服务、营销策划设计，而把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外包给其他地区，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和地区高技术服务业比重的快速增长，并迅速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等产业组织形式，并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体系。

按照产业发展规律，高技术服务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依赖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降低。通过引入内部化—外部化概念，发现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也符合内部化—外部化的变迁。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高技术服务内置于制造业的种子期。在此阶段，制造业生产所需要的高技术服务，基本上由垂直一体化制造业内部提供，高技术服务外部市场基本上不存在，并且垂直一体化内部的高技术服务满足不了制造业效率提升的需求。但是，制造企业对外部专业化的高技术服务业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第二个阶段为高技术服务业的成长期。在此阶段，外部专业化的高技术服务业市场开始逐步形成，垂直一体化的制造业企业开始将部分高技术服务业外化，例如，比较典型的有ITO（信息技术外包）、KPO（知识流程外包）以及BPO（业务流程外包）等。另外，随着高技术服务外包企业数量的增加，激烈的竞争推动高技术服务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从而进一步带动高技术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进而实现高技术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此阶段的高技术服务业，一类通过专业化发展带来的规模经济而降低成本；另一类是高技术服务业通过差异化而产生服务创新，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更加密集。第三个阶段是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成熟期。在此阶段，高技术服务业通过市场细分，使自身种类、数量和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既有标准化的高技术服务，也有创新型定制化的高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