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游戏”是一个再普通不过却又存在复杂解释的词。在儿童世界里，游戏是快乐的源泉和成长的伙伴；在家长眼中，游戏是把双刃剑，甚或价值批判的重点目标；在制造商那里，游戏是娱乐产业的明珠；在媒介生产者那里，游戏是博取大众注意力的砝码；在哲学家眼中，游戏是人类本性的折射；在文化人类学那里，游戏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林语堂那里，游戏是思考中国闲适哲学和生活艺术的对象，与幽默感同行。也正是这些多维视角和不同认知，暗示着游戏无处不在，却又如此重要。如果将游戏视为一种理论话题，那么游戏被共识为人类诞生以来的伴随现象，这至少意味着游戏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从媒介和传播研究的立场出发，游戏蕴含的人类主体性特质与相当长时期内传播研究的功利性取向正好相对，这至少意味着游戏是当前传播研究转型的一条线索和脉络；从比较的视角来看，民族与本土的游戏资源以及历史与现实的传承或关联是一种文化自我认知和定位的路径，其理论沿袭或创新也是媒介变革以及生活方式变迁的缩影。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需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营养，透过繁杂的现象描述游戏背后的运行规律，结合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语境回到“人”的问题上去进行思考。

因此，本书从梳理游戏理论和发展脉络出发，将中国传统游戏和西方传统游戏不同历史时期的游戏观念和理论进行整理和对比，以期在比较研究中厘清游戏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当代游戏在媒介技术和新兴社会形态下的变化，讨论了游戏时间和空间的当代转向，尤其是游戏和媒介之间的关系；最后，将游戏重新置于历史发展的语境中总结游戏演变和运行的基本逻辑，从个体成长系统、社会符号、权力结构以及文化模式等层面所呈现的价值来综合思考游戏意味着什么。研究认为游戏是一种媒介的力量，这不仅是当代社会的特征，而且是游戏自古以来的特质，但是它在当代以及未来社会将会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媒介价值，因为新媒介所呈现的网络社会特征，已经为它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消费和娱乐以及社会的制度和文化等层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尤其是当我们超越时空和地域的限制，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来观察丰富多彩的游戏形态，从明君臣之礼的礼射到充满权力斗争和阶层流动色彩的板球游戏，从全球流行的狂欢节到某些部落特有的散财宴，等等，它们不仅是社会变迁的隐喻，而且与文化存在共生关系，这意味着游戏具有调和以及重组社会发展方式的可能，可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至少作为一种调节中枢，它所展现的媒介力量使其不仅成为社会的延伸，而且影响着社会的内核。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透过游戏观念和理论的演变，可以窥视整个社会的变迁。而直至今天，在新媒介不断解构和重组时空以及日趋形成网络社会的语境下，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游戏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它的价值演变趋向，这不仅有益于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而且有益于人类文明的进程。

如今，媒介变革语境下游戏研究方兴未艾，例如游戏学的学科提法表明了研究者对研究规范、水准以及学科独立性的一种期许。然而，游戏学离学科建立尚存在一定距离，因为至少在游戏命名层面并未达成共识，但游戏研究依然如此迷人。从媒介这个侧面而言，媒介的参与和介入促进了游戏社会化渗透与产业发展，反过来游戏也成为媒介渗透日常生活的渠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游戏对媒介内容的“降解”和媒介对游戏的“变形”同步完成，这两方面的融合暗示着媒介和游戏的关联地带或许可以成为游戏学研究的一个极佳切入点，不仅可以从侧面解围，而且智能技术与人体的结合使游戏或许可以新的形态重新唤醒身体的价值，这不但涉及各种极具讨论价值的议题，也不断拓展着研究者想象力的空间。基于这样的思考，本书对游戏与媒介的关联地带进行了探索，不过只是当下的一种尝试，尚无法看清更为遥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