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毛泽东一向倡导党和国家机关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过‘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群众服务’、‘为人类服务’等提法，但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3]

（一）树立了权力主体的人民观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一直宣扬的是“君权神授”，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压榨劳动人民，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否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践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并发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党的领导人最早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论述见于1939年2月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4]为了让共产党员更深刻地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陈云提出了共产党员应具备的六条标准：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党的纪律；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第五，群众模范；第六，学习。这六条标准都指向了一个价值归宿——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向人民学习。

正确认识权力是谁授予的，该怎样使用手中的权力，是执政党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本身毛泽东就作过回答。我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就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深入正确的“权力观”教育。他说：“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5]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掌握好权力，用好权力，必须用权力为人民服务，决不允许将权力异化为个人或者小团体的权力。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6]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直接选举，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到了选民总数的80%以上，这样大规模的选举对于动员民众、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不断赋予人民群众以民主政治权利，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抗日民主政权也成为模范政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样，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得到了法律确认，具备了法律效力。当然，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其主体是大多数人，切实维护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目的，也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性质和本质规定，具有人民性和公共性。1953年3月，在全国范围开始组织基层普选，并于1954年正式过渡到了人民代表大会，这就为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二）树立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利益观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把人民的利益置于最高的位置，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可见，党一直把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放在自己的心中。毛泽东在1925年就指出：“为什么要革命？就是为了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7]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服务型政党这一概念，但是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在为领导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树立正确利益观、加强作风建设方面做出了艰辛的探索，而这一探索过程，也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服务型政党的探索。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党的建设的目标，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8]，这就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开端。

1944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同时，他第一次在“为人民服务”的前面加上了“全心全意”四个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的探索与实践过程，就是把人民高兴和满意的政策与策略贯彻落实的过程，也是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给人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的过程”。^[9]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要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他要求党的干部“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10]。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11]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地明白，我们党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根本任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2]在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就提出要“放弃一切老式的、过时的制度和工作方法，依靠人民，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由人民建立并为人民工作的政府。”^[13]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强调全党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高管理国家和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始终做好人民的勤务员。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党代表人民执掌国家公共权力的原则，“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绝不可以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14]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的公仆意识更加强烈，他告诫全党：“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经工作直接地或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15]他还指出了利益调节要坚持为多数人的原则，“如果个人或少数人利益与大多数人不冲突时，即大多数加少数；如果个人或少数人与大多数人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则抛弃少数而顾大多数”。^[16]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宗旨，而且把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完善联系在一起，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周恩来告诫所有国家机关干部：“我们的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17]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外，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刘少奇指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党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利益的集中表现。”^[18]这就表明，共产党员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以及整个民族利益的最好代表者。

党的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出发，始终把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要求和政权建设的基本方针，实践着人民利益至上的利益观，创造出了一系列丰功伟绩。如：经济上依靠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能力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粮食稳定增长，交通水利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外交上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在社会建设上，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丑恶现象；在科技方面，“两弹一星”的成功等等。

（三）树立了人民利益至上的“政策观”

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9]中国共产党把政策和策略视为党的生命，因为政策和策略是关乎能否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全局性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符合实际地制定出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极大保证和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进而充分调动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这是因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20]

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党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以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和赞成，是否有利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否顾及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不但制定了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制定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诸如全面抗战路线、‘三三制’的政权政策、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以及劳动、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这些政策无不透出强烈的人民性、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21]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只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将边区治理好，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保证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22]

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在执行政策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坚决杜绝左和右的两种倾向，及时纠正脱离实际的政策，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1941年6月，延川县代县长不幸在开会时候触电身亡，一个农民拴在开会礼堂的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位农民借此发泄到，雷电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知道此事后就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并准备审查。毛泽东知道事情之后急忙制止并要求立即放人。同时，毛泽东在反复思考，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在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毛泽东立即着手走访群众调查实际情况，经过调研发现，陕甘宁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人口虽然只有一百四十多万，却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人员，土地贫瘠，自然灾害最近几年比较多，人民群众的粮食供应非常紧张。特别是1940年以后，由于国民政府不给边区政府提供援助，边区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购买粮食。边区政府只好加大了对人民群众的征粮力度，农民的公粮负担由1939年的5万担增加到了1940年的9万担。1941年又增加到了20万担，人民群众由此怨气很大。党中央立即调整了征粮政策，经过边区政府认真研究，做出了削减公粮4万担的决定”。^[23]后来，在弄清楚事情背后的真实原因后，毛泽东意识到，要想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密切联系群众，党政干部就必须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全体党政军机关人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八路军359旅也随之开辟了南泥湾。同时，党中央也采取了民主人士李鼎铭“精兵简政”的提案，在边区实行了“精兵简政”的政策。这一系列正确政策的贯彻执行，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经济负担，边区很快就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群众的上访和批评能够给予极大的宽容和理解，他们把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看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渠道，看作群众对党和政府监督的一种表现。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之后，解放区随之开展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到了1949年初，一亿多农民分到了三亿多亩的土地。解放区出现了生产、参军和支援前线的热潮，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24]美国记者韩丁亲身经历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他真诚地评价道：“中共1947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25]正是由于党真心真意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解决土地问题之外，还主动解决群众的具体生产生活问题，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