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创新点及进一步的研究
一 本书的创新点
第一，传统观点及相关文献认为土地流转就是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本书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探索性地将土地流转的概念扩展至广义的土地流转，即包括土地所有权流转、承包权流转和经营权流转。这种拓展是基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的，如新农村建设中的并乡并村属于农村土地集体之间的所有权流转；土地征收、征用属于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农民进城交还土地承包权或流转土地承包权给其他本集体组织成员等。这种拓展比当前土地流转仅特指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范围更大，更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农民更全面的利益表达。本书还试探性地就这三种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情况进行理论梳理，并提出“经营权”流转是土地流转的重点，是当前我国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也是实现农民更好经济利益的关键，同时在“经营权”流转中违法违规也是当下损害农民土地权益最高发、最普遍的现象，从而找到当前土地流转中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主要矛盾。
第二，本书在研究“土地所有权”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护时，根据马克思主义集体所有制理论，提出当前中国实践中的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完美的，存在一些缺陷，导致农民的土地权益不能很好地得到保护。但是，瑕不掩瑜，集体所有制在保障农民享有最基本土地权益方面，仍是一项很好的且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制度，我们应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形势和农民对土地的不同利益表达进行完善。同时，就现实中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本书创新性地将其归纳为农村土地所有权在集体内流转和集体外流转，并从理论上探索在这两种不同的流转中如何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权益。
第三，本书在研究“土地承包权”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护时，通过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对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经营”和“三权分置”两种制度进行解释，说明这两种制度都是在集体所有制的母制度下进行的创新与发展，旨在适应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同时，把当前存在的土地承包权流转现象进行梳理归类，划分为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主动退出和被动退出，并就如何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承包权流转中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权益，提出了自己看法，如承包权主动退出的应该坚持自愿原则，鼓励这类农民进行创业或转业，并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承包权被动退出的情况，应由政府审慎处理，完善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好失地农民的稳定过渡等。
第四，本书在研究“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护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分析，指出这是由集体所有并被集体组织赋予其集体成员无偿占有的经济收益。“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当前我们常说的土地流转形式，也是与农民经济利益联系最为紧密的流转形式。当前，“土地经营权”流转涉及土地的租金收益，在多方主体的博弈中农民由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及不规范的实践操作，在这个环节中的土地利益经常受损，因此这也成为我们研究土地流转的重点。而且，“土地经营权”流转能为农民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改变土地过去承载的保障性功能。由此，本书探索性地提出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向是逐步引导农民实现土地的发展性权能。
第五，本书在政策建议层面，依据不同的主体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但以下两点是当前土地流转中必须要做且不能回避的事情。一是不能放任集体所有制存在的一些缺陷而不管，如集体主体虚置、缺位，主体权能不明及集体成员界定不科学等，必须从理论层面、制度层面、法律层面和实施操作环节上给予高度重视，不断补充与完善，因为这是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得以实现的根本；二是改变农民土地的权能形式，从保障性功能转变为发展性权能，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农民与市民同等的公民待遇，消除“土地保障”和“社会保障”择一的错误思想，杜绝“土地换社保”等剥夺农民土地权益现象的再发生。以上两点是当前“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护”最关键的一环。因此，本书较以往的文献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当前保护农民权益的当务之急。
二 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
本书从理论基础和农村经济实践出发，对“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护”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研究结论和相关对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农民群体的不断市民化和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等，集体所有制下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权益保护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使得相关政策也必须作出动态性的调整，也使得本书在对策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本书的政策建议提出可在部分土地流转较为频繁的地区进行试点，然后根据试点的效果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政策。“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发展”，但实践中更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以减小改革的成本和代价，从而取得改革的成功。面对这一两难问题，我们需要动态性、连续性、持续性地去做更深入、更全面、更准确和更接近国情、村情、民情的理论研究。基于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如何做好土地的科学、规范、有序流转，避免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进行土地流转的“大跃进”，确保土地流转都是在符合农民意愿和不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个更细化的研究领域，需要我们深入农村、调研案例、访谈农民，从实践中找到经验性总结并进一步指导实践更好地开展。
二是如何实现农民更多的土地发展权能，在当前土地的财产功能、资本功能和融资功能上扩展出更多的有利于农民发展的权能，这将是今后理论与实践共同关注的领域。本书虽给出了一个土地发展权的功能函数，但囿于当前数据的有限性，无法计算当前阶段农民土地发展权的具体数值，未来应加强这方面数据的调研和整理，用实证的方法测度农民土地发展权的变化。
三是“土地流转”的度（代表效率）和“农民权益保护”的度（代表公平）如何把握，才能实现两者“交集”的最大化，即“土地流转”完全成为“农民权益保护”的子集，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发现问题、修正问题和解决问题，进行“有效”的土地流转，实现农民更好的土地权益。
除以上外，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和农民的市民化等问题也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 《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5》显示：截至2015年底，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达4.47亿亩，比2010年的1.87亿亩增长1.39倍，年均增长19.1%；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4.7%提高到33.3%，年均提高约3.7个百分点；流出承包耕地的农户由3320.9万户增加到6329.5万户，占承包耕地农户数的比重由14.5%增加至27.5%。
[2]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民基于土地利益表达的自主选择。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法律正式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对这一禁令的解除为标志。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流转”。
[3] 对于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西方国家，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国家不存在土地流转，主要是土地的买卖或租赁。只有在中国集体所有制下的“三权分置”语境下，农民将土地权能的一部分即经营权流转出去，才叫土地流转。本书采用较为广义的土地流转，认为土地流转包括土地所有权流转、承包权流转、经营权流转三种形式。
[4] 在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过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的流转，这些权利在当前不太常见，但在未来发展中我们应密切关注，保护好这些流转中的农民权益。本书在后续章节有具体分析。
[5] 经过改革开放的40多年发展，中国农民的身份发生了一定的分化，如离土不离乡的“两栖农民”和固守乡土的传统农民；如农民经济身份发展变化，出现了种粮大户、一般农民和贫困农民等。这些具体的或个性的农民虽在本书研究中有所涉及，但并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本书研究中的农民主要指具有集体成员身份且依靠土地载体进行生产生活的普通农民。
[6] 如农民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坚持履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的义务，履行流转合同规定的条款规定等。本书强调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是在农民履行相关责任或义务时享有的合法、正当的土地权益，而不是没有对价的单方面的土地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