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的英日贸易
刘钦[1]
1613年英国通商使臣约翰·塞里斯（John Saris）抵达日本，两国互换了国书及相关商贸规定书，开始了双边贸易往来。1623年，平户英国商馆关闭，两国通商关系随之断绝。对于英日两国早期交往这段历史，由于史料匮乏及商贸交往时间短暂，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对通商关系断绝的论述上，[2]对贸易情况及其他问题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事实上，不仅17世纪初英日两国存在实质性贸易联系，而且两国贸易呈现出显著的特征。一方面，不同于欧洲早期殖民国家商贸扩张以自身单向需求开展贸易活动，英日两国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共同的诉求，表现出较强的互动性；另一方面，在早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英日贸易促进了人员、资金、货物跨区域的流通，将世界主要地区联系在一起，为全球性市场网络的初步形成提供了一臂助力。对两国贸易的考察显然是有必要的，本文从英国在日商贸机构的设立、两国贸易主体、贸易开展方式以及主要商品结构等方面展开论述，尚祈方家指正。
一 英国在日设立的商贸机构
英国在日商贸机构主要有平户商馆，江户、大坂（今大阪）分馆及日本国内各地的代理店，这三类机构组织依据贸易形势变化，随之调整建制，保证了两国贸易的进行。
（一）平户英国商馆的创建
依照1932年日本平凡社编《大百科事典》的解释，“商馆（Factory）”是指在一国港口及商埠内，由外国人建立的可供贸易及居住的场所。[3]此种机构产生于12世纪的欧洲与伊斯兰国家的商贸交往中，大航海时代后葡萄牙等国在亚洲主要港口广泛设立。英国与日本早期通商同样设立这一机构，负责贸易事务。
1611年初，英国伦敦官商对东印度贸易公司[4]（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an。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公司或东印度贸易公司）在对日通商请愿书第二条中首次提出设立商馆要求，日本方面应“提供一处充足的场所，该场所用于修建商馆”[5]。同年4月，在约翰·塞里斯的航行训令中，公司重申了这一要求，并希望舰队能够寻找安全便利的港口建立商馆。据《珀切斯旅行记》载，1613年6月，塞里斯抵达日本平户当天便召开商务会议，决定“于来航地寻找临时性住所及仓库，以考察在该国设立商馆的可能性”[6]。塞里斯向平户藩主松浦镇信提出房屋租借请求，获得允许。随后，又与平户中国贸易区长官李旦商谈，以95里亚尔租了一间仓库。以上两场所于7月初完成修缮改造工作，船员陆续入住并储存货物，商务员则对居住条件及仓储能力进行调查。不过此时塞里斯一行初至日本，尚未获许建立商馆，故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9月，德川家康召见来航人员，塞里斯遂提交通商请愿书。10月，针对文书中具体贸易请求，德川家康下发朱印状，英国人获得商馆设立权。
设立商馆一事获得允许后，来航人员随即着手进行选址，日英双方对商馆设置地点产生分歧。德川家康认为，若于江户设立商馆，幕府可直接对两国贸易进行管理，进而增加财政收入。因此，他在朱印状中说“可于江户之望所，置屋敷居住之，并行商卖”，[7]但塞里斯本人却更倾向于平户，经过商谈，决定先行考察江户浦贺港再做选择。1613年10月中旬，塞里斯视察浦贺后指出：“该港优良，可供安全碇泊，此地临近日本行政中心，便于开展贸易”，但港口投入使用不久，因而“无法获得充足食料补给。”[8]同时对平户也做了分析：“该地虽处边陲，但海外贸易历史悠久，商贸设施较为完备”，并且“平户位于西南，是英国人赴日最先抵达之地，便于商船来航”，而“该地临近中国，更能为英国对日贸易提供所需商品”。[9]故塞里斯坚持选择平户，得到德川家康允许。对以上两地的考量，相较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塞里斯更看重商贸设施、船只航行的便利和货源供给的稳定。
除浦贺与平户的港口条件外，尚有两个因素对塞里斯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浦贺所在的江户以及关东、京畿的大都市，为葡萄牙传教的主要地区。时葡英两国关系恶化，于东印度展开激烈商贸竞争。若于该地建馆，势必面临葡萄牙耶稣会士的破坏。[10]其次，平户藩主松浦镇信对来航人员表现出友好姿态，致信英国国王表示，将为英国商贸事业“提供全力帮助”[11]。出于上述多重考虑，平户更适合作为商馆地。
1613年11月初，塞里斯由骏河返回平户，26日召开全体船员会议，宣布于当地建馆的决定。随后以租借的两处房屋为基础，开始商馆修建工作。塞里斯在归航前，任命理查德·考克斯为平户英国商馆长，并确定了商馆人员的构成（详见表1）。
表1 平户英国商馆人员构成
平户英国商馆由“商务人员”与“服务人员”两部分构成。“商务人员”中，馆长考克斯负责对贸易事务进行全面管理，馆员负责开展具体业务。以上人员除了在日荷兰人后裔奥斯特维克及亚当斯，其余均为此次来航的英国人。“服务人员”中，“翻译员”“书记员”“船夫”“船只填隙工”协助馆员开展业务，“管家”“厨师”“洗盘工”“木桶工”为商务人员提供日常生活上的服务，“水井清扫工”“木工”“锻冶工”“涂墙工”则负责商馆建设与日常维护工作。另至迟在1616年2月，商馆配备外科医生，由自万丹赴日的英国人莫里斯·琼斯（Morris Jones）担任。[12]
建立初期，商馆仅有一处住房及一栋货仓，随着业务的开展，相关生活及贸易设施不断完善。1615年6月考克斯以每年10匁[13]丁银的价格租下一处庭院，种植大量花卉用于馆员休闲；同时引种马铃薯、番薯等美洲粮食作物，以供日常食用。同年10月，塞里斯又以400匁的价格从商馆北侧中国人手中购入一所住宅，扩大馆员居住空间。[14]9月，考克斯与松浦重忠商谈，希望增加仓库，获得允许。11月，以1贯700匁的价格购入商馆西侧的房屋，储存商船备用物品。[15]1618年3月，考克斯再次提出增筑请求，松浦隆信遂将50户收公的残破住房划归商馆，用于修建两处大型货仓。[16]通过租借、购买等手段，商馆拥有了两所住宅、一处庭院、一栋储备仓及三栋货仓。
（二）江户、大坂分馆及各地代理店的设立
1613年12月5日，来航人员开始归国旅程，临行前塞里斯交予馆长考克斯一份备忘录，针对“平户地处西南远离日本商贸、行政中心”的不利条件，提出“应派遣商务人员前往江户、大坂，从事商品买卖”。[17]依此指令，考克斯于1614年2月召开商务会议，决定派理查德·威克姆前往江户负责当地业务，威廉·伊顿则前往大坂开展贸易工作，以上两地分馆（Branch Factories）配有日本翻译，但因资金紧张并未建立单独的生活贸易设施，工作人员寄宿于日本商人家中，货物亦储存于此。江户分馆设置初期寄宿主（所寄宿的商家负责人）为三元屋米九卫门，后改为天野屋九郎兵卫；大坂的早期寄宿主为天野屋安左卫门，后改为久保九右卫门。
江户、大坂分馆的设立大大促进了英国输入品在日本的销售，平户方面依据两地的商品订单将货物发送至分馆，再转运至各地，有效拓展了两国贸易。伴随贸易地区的扩大，此种方式逐渐显露弊端。1614年3月，威克姆得知德川家康欲购入30反[18]宽幅呢绒，致信平户商馆要求调发货物。5月中旬，货物由平户运抵江户，6月初再由江户运至骏河，但此时威克姆发现，“家康已于荷兰人手中买入所需的大部分商品”，英国人“错失了交易的最佳时间”。[19]同样，该年4月，伊顿获得京都的呢绒需求信息，但平户商馆发货后，因货船遭遇暴风，商品运抵大坂再转往京都花费了近四个月，导致出售价格大为降低。显然，过长的运输时间严重影响了英国商品的销售，为此威克姆致信考克斯，希望“转变原有的业务方式”[20]。1614年11月，考克斯召开商务会议，决定于日本各主要商品需求地设置代理店（Agency）（详见表2）。
表2 英国在日商贸代理店一览
从表2可见，英国人在日本共设置了11处代理店，分布于关东、关西及九州等地。各店所需商品由平户直接提供，不再经两分馆中转，从而保证了交易的时效性。以上代理店中骏河、浦贺、三崎、大矶隶属于江户分馆管理，京都、伏见、堺、大津、鞆津隶属于大坂分馆，长崎、对马则直属平户总馆。各代理店负责人称为“店主”（Host），江户下属四地的店主由日本商人担任，工作场所及货物贮存均在商人家中。大坂下属五地的店主同样为日本商人，贸易设施的布置与江户相同。此外，长崎因处于葡萄牙贸易的中心区，天主教势力强盛，故第一任店主为日本信徒安德里亚。[21]此人后被考克斯罢免，改由“独立外国商人”（independent foreign traders）管理，包括西班牙人约翰·德·利瓦纳（John de Livana）、意大利人达里安·玛里纳（Damian Marina）及荷兰人梅尔希奥·范·圣沃尔特（Melchior van Santvoord）。[22]另对马方面亦由独立外商负责，店主为葡萄牙人乔治·杜里斯。
代理店的设立标志着英国在日本的商贸机构组建完成。从这一机构的组织形式看，它包括“商馆（总馆）”、“分馆”及“代理店”三部分，三者的设置并非同时进行，而是针对平户地理位置的缺陷，“总馆—分馆—需求地”这一商品调运方式的弊端，逐渐做出调整的结果。从机构的组织关系看，商馆、分馆与代理店间既有层层隶属关系，又有跨部门直属关系。骏河等四地代理店由江户分馆管理，京都等五地代理店由大坂分馆管理，两地分馆又由平户总馆负责；鉴于长崎贸易的特殊性，以及对马远离日本商贸、行政中心的现状，两地代理店均由平户方面直接管理。三类部门组织形式趋于完备，有明确的职能与地域分工，为拓展贸易业务提供有效保障。此外，“总馆—分馆—代理店”制度使英日两国商人共同参与到贸易业务中，有利于双方贸易的顺利进行，也说明英国驻日商务人手不足。
二 英日贸易主体
所谓“贸易主体”，是指从事商品贸易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正是有了贸易主体的经营活动，才使得商品能顺利地由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贸易主体按其在国家间贸易活动中的作用可分为出口主体、进口主体，即商品的销售者与购买者。两者在商品交易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是开展贸易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英国方面的贸易主体
在英日早期通商史中，英国方面贸易主体是东印度贸易公司，既是商品的出口者又是进口者，体现了贸易主体从事商品销售与购买的双重功用。公司将英国国内产品，以及英国由海外各地输入的商品销往日本，同时购入日本商品销往英国在海外的各商站。公司利用商品的地区差价，适时进行买卖，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公司从事对日贸易活动由多重因素决定。首先，公司建立伊始，便确立“同东印度及亚洲各国贸易，并打开这些地区广阔市场”的目标。[23]随后在1601～1611年开展了7次商贸探险，将英国商贸势力渗透到东南亚、南亚地区，在万丹、北大年等地设立商馆。至1611年，公司在第八次航海中与日本建立通商关系，将业务扩大至东北亚。
其次，从公司享有的特权看，1600年12月伊丽莎白女王在颁发给公司的特许状中规定：“公司有权垄断自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间一切商品的交易。”[24]这意味着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广阔亚洲地区，只有东印度贸易公司可以开展贸易活动。而以上权利以特许状的形式被授予，更表明了公司商贸活动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至1609年，詹姆斯一世颁发了永久的独占特许状，从而保证了公司垄断贸易的持续有效性。
再次，从组织形式看，公司建立之初共有125名持股人，总资金7.2万英镑，属于股份公司（joint-stock company）。这一组织形式在财务与机构设置方面更能适应大规模、远距离贸易的开展。就财务角度讲，股份公司能在短时间内，从单个企业集中大量资金，从而在运营上实现之前不可能达到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25]同时，由于股份可以转让，资金更具流动性，从而可以有效控制并规避众多商业风险。另就机构设置而言，股份公司的管理权来源于总理事会，这一机构确定董事会人员构成，并选举出总裁、副总裁。以上人员通过采购、运输、仓储、会计核算等业务部门开展营运工作。如此系统、严密的机构设置，能保障各种形式的贸易顺利开展。因此，对于英日之间这种远距离、高风险、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贸易活动，只有东印度贸易公司具备承担的能力，这是任何个体商人及其他组织形式的企业所无法比拟的。
不过，公司虽然具备从事对日商贸活动的种种优势，但其垄断地位却一度遭受挑战。1614年6月，詹姆斯一世为加强英国在东亚及印度半岛的商贸势力，单方面打破了公司享有的特权，擅自给予爱德华·米歇尔伯恩（Edward Michelborne）特别通行证，允许其“前往中国、日本、朝鲜、肯帕德，以及与这些地区相邻的岛屿和国家，开展贸易”。[26]同年7月，米歇尔伯恩率领舰队开始航程，12月5日于马六甲附近遭遇日本商船。米歇尔伯恩一行本欲通过船员前往日本开展贸易，但因交涉不利，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英国方面损失惨重被迫返航。此次航行的消息很快被东印度贸易公司得知，董事会极为不满，不断向枢密院提出抗议。公司总裁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亦向国王陈述了航行可能带来的恶劣影响。迫于压力，詹姆斯一世承诺，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鉴于以上行为对垄断权力的破坏，公司要求万丹商馆全力提供平户方面所需的商品，确保其作为贸易主体的唯一合法性。
依据双方商品需求，公司在英日两国贸易中采取合理的调货方式，不断推进早期的双边贸易。然而由于公司在亚洲的势力薄弱，驻日商务人员匮乏，商品实际供应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在日本贸易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公司未能适时做出调整，最终导致两国通商断绝。
（二）日本方面的贸易主体
1.德川幕府
德川幕府在英日早期通商中扮演商品购买者的角色。幕府购入商品，大部分用于直接消费，少部分用于赏赐家臣及大名。英日通商初期，德川家康便建议塞里斯于江户设立商馆，目的固然是加强双边贸易的管理，也是出于方便幕府采购商品。英国商馆落户平户，幕府通过长崎奉行购买英国货物。至1616年，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命令来航英国商船制作货物清单，[27]由平户藩主发往江户，幕府据此优先选购。
德川幕府购入的英国输入品以军需品最为重要。关原合战后，德川家康获得了日本的实际统治权。1603年德川家康于江户设立幕府，开始全面“摄行”国家内政外交事务。为确保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幕府大量购买武器材料及外国精良火器，加强军需品的储备。1614年4月，江户英国分馆负责人理查德·威克姆收到幕府200斤铅棒的订单，致信馆长考克斯调发货物，此为日英两国最初的一单军需品买卖。[28]其后幕府对英国铅棒的需求量不断增加。1614年5月，购入铅棒1356斤；11月更一次性购入600捆，合计11510斤。[29]钢铁、锡也是幕府购买的主要武器材料。1615年10月，长崎奉行长谷川藤正前往平户，要求预留幕府所用钢铁及锡820斤。[30]1616年11月，德川秀忠要求英国商馆准备1200斤钢铁，与铅棒一同发往江户。[31]鉴于关原合战中大炮的成功使用，幕府从英国方面购买西式火炮。1614年4月，德川家康以5贯的价格购入普通后膛火炮一门；11月又以14贯的价格购入加长重炮（Culverins）四门、猎隼炮（Saker）一门。[32]
除了军需品，幕府还从英国商馆购买呢绒。但自1614年11月后，因商馆库存量有限，新运进的呢绒又存在虫蛀、腐烂等质量问题，幕府对英国呢绒的需求量逐渐减少。此外，幕府还向商馆购买生丝及香料，但数量有限。1616年11月，考克斯以每百斤3贯120匁的价格，向将军出售生丝，单价虽高，但交易不多，获利不大。[33]1616年2月，幕府还购入胡椒154斤。[34]
德川幕府对英国输入的军需品有较大需求，用以维护在全国的统治。伴随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幕府对军需品的购买量逐渐减小。此外，包括呢绒在内的其他商品，幕府需求不稳定，购入量有限。可以说幕府对英国输入品并没有较强的依赖。在此背景下，德川家康去世后，德川秀忠为保护本国商人利益，将英国贸易场所限定在平户、长崎两地，限制了英国对日贸易的发展。
2.大名阶层
所谓“大名阶层”，主要是指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下各藩的藩主及其亲族，在英日早期通商中，他们同样是商品购买者，主要有平户藩松浦氏、萨摩藩岛津氏、唐津藩寺泽氏、福冈藩黑田氏及伏见藩松平氏。大名一般通过派遣负责金钱出纳等家中事务的“用人”，与商馆或代理店方面交涉，购入所需商品。
平户松浦氏。长期经营平户藩海外贸易，并将其作为藩内财政的主要来源。藩主松浦镇信对英国通商使节来航表现友好，积极提供船员住所，承诺为日英商贸做出努力。平户英国商馆设立后，历代藩主均对商馆业务开展提供帮助，参与贸易活动。松浦大名购买的英国输入品种类丰富，衣料类包括呢绒、布匹及生丝。1614年3月，松浦镇信以55匁的单价购入宽幅呢绒20反；5月再次购入相同尺寸的呢绒25反。[35]1615年11月，隆信以960匁的价格购入白麻布30反、薄麻布3反。[36]香料也是购买的主要商品，1613年12月松浦镇信购入胡椒52斤。[37]1615年7月，松浦隆信一次性购入胡椒180斤，并提出此类香料应大量输入。[38]此外松浦大名还购买一定量的军需品，如1613年12月，松浦镇信购入火药15桶，合60斤。[39]1621年1月松浦隆信购入后膛火炮两门，火药110斤；2月又购入火药80斤，火绳60捆。[40]
松浦大名相关亲族也广泛参与到贸易活动中。如松浦镇信四弟松浦信实在1615年多次从商馆购入宽幅呢绒。松浦隆信二弟松浦信清于1615年11月购入红色棉布3反，1616年3月又因制备拜谒将军所需物品购入各类棉布4反。[41]松浦隆信三弟松浦信辰1615年7月购入红色棉布8反，10月又购入蜡20斤。[42]
萨摩岛津氏。英国商馆设立之初，并未与萨摩方面取得贸易联系。考克斯欲扩大日本国内销售市场，将目光投向萨摩。1615年4月，“大坂夏阵”[43]结束，考克斯得知岛津家久经由平户归藩，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开启与萨摩的贸易。6月，岛津家久率领舰队抵达平户港，考克斯与馆员威克姆前往拜访。会谈期间，考克斯提出“能在萨摩藩内自由买卖商品，并给予相应的通行证”。[44]岛津家久欣然接受，并承诺英国人将会“受到友好接待”。7月中旬，岛津家久返回领内，但一段时间英国商馆并未接到萨摩方面的贸易许可证。为此，考克斯致信亚当斯，希望得到德川家康的帮助。1615年11月，德川家康给予英国商馆在萨摩贸易的朱印状。[45]翌年4月，考克斯将该状转交岛津家久，7月获得通行证。商馆随后派遣威廉·尼尔森、沃尔特·卡瓦登开展业务。同时岛津家久也派遣家臣至平户采购商品。1616年9～12月，购入天竺木棉25反；1617年3月，购入苏拉特产棉布20反，呢绒10反。[46]
唐津藩主寺泽广高、福冈藩主黑田长政。两藩临近平户港，派遣家臣购买英国商品。从考克斯日记看，两藩与英国商馆贸易联系并不密切。1615～1616年，寺泽广高两次派遣今井重兵卫至商馆，购入天竺木棉60反、苏拉特产棉布5反。[47]1618年，黑田长政也派人从商馆购买呢绒。
伏见代理店设立后，伏见藩主松平定胜参与到同英国的贸易。1615年，定胜通过家臣共自代理店购入天竺木棉140反。[48]此外，高田藩主松平忠辉、松代藩主森忠政、会津藩主蒲生忠乡均曾由英国商馆购入商品，但次数有限，购买量少。
3.商人阶层
所谓“商人阶层”，主要指英国在日本各地所设置的代理店的店主，以及日本国内的个体商人。两者在英日贸易中兼具商品购买与销售者的角色。就代理店主而言，他们协助英国商馆销售商货，亦购入英国输入品，将日本国内产品销售给英国商馆。而个体商人则主要购入英国输入品，销售日本产品。
考克斯于1614年11月在日本11个地方设置代理店，店主大部分为日本商人，目的在于解决商品调运时间过长问题，满足各地需求，扩大销售市场，增加销售量。各代理店设立后，平户商馆依据以往需求情况直接将商品交予店主销售，销量得到了保障。以京都为例，1614年2～7月的销售记录中出现了4次因商品无法及时运达而订单被取消。[49]但在1615年，此一情况未再发生，从店主伊丹屋孙左卫门提供给威廉·伊顿的买卖信息看，由于代理店库存充足，仅呢绒的销量就比去年增加了220反。1615～1616年，三崎、伏见、鞆津商品销量记录也呈增加趋势。
各地店主在承担销售任务的同时，也从英国方面购入商品。从考克斯日记、商馆工作人员往来书信看，鞆津、堺、京都的店主多次以私人身份购买商馆输入品。1617年10月，鞆津店主白桥与三兵卫购入价值24贯130匁的呢绒及棉布。[50]1616年11月，堺店主平野屋藤左卫门购入各类样式的呢绒，1617年3月亦购入苏木30斤。[51]为维持商馆的正常运营，保证商馆各种所需品的供应，考克斯通过各地店主购买日本产品。在1616年12月，商馆从堺店主处购入大量铜。1617年7月，从鞆津店主处购入大型货船侧覆板用的铁钉5000枚，小型货船铁钉20000枚，普通型号货船铁钉40500枚，价值1贯305匁6分。[52]由此可见，代理店主是两国商品相互流通的主要推动者。
个体商人是英国输入品的主要销售对象，他们将购入的商品销往日本各地，最终转向大众消费领域。此类商人主要来自平户当地，1614年12月至1615年3月，包括衣料商、食品商、木材商在内的平户商人共买入价值56贯230匁的货物，同时英国输入日本的商品总价值约290贯。[53]京都、大坂商人也多来商馆采购，1616年京都食品商伊藤与吉多次买入胡椒、肉蔻等香料，1617年大坂吴服商平野屋四郎右卫门多次买入生丝、象牙。此外，江户、堺、对马的商人亦参与贸易。
各地商人亦将日本国内产品销售给商馆，维持商馆的正常运营。在两国通商的11年间，公司购入大量木材及白石灰，部分用于仓库及住宅改造，部分用于船只修缮。商馆也大量购买粮食，部分用于自身消费，还输往东南亚，用于英国在当地贸易站点的补给。
4.一般武士
相对于幕府将军及大名而言，一般武士作为将军或大名的家臣，地位较低、俸禄较少，自身及家庭内部对相关生活用品亦有所需，一般亲自前往商馆购买所需用品。他们主要购入衣料类产品如呢绒、棉布及生丝。[54]史料有关他们的记录十分有限，购入量不多，在两国通商中无关紧要。
综上所述，在两国早期通商中，伦敦官商对东印度贸易公司为英方贸易主体，幕府将军、大名、商人、一般武士则为日方贸易主体。若将两国贸易主体相比较来考察，英方是以股份公司为形式的贸易组织，凭借合理的资本运作与高效的机构管理，从事专业性跨国贸易；而日方并未形成任何贸易组织，只是由个体参与其中，依据自身或市场需求情况，进行相对简单的商品买卖活动。从主体承担的职能看，英国公司兼具商品购买与销售者双重角色，可最大限度降低贸易成本，使大规模、远距离的商品交易有利可图；而日本方面除了商人，商品的购买与销售主体分离，并不利于大宗贸易的开展。从主体权利看，英国公司享有对日本贸易的独占经营权和垄断性，由于缺少竞争，不利于公司在出现经营问题后及时做出调整；而日本方面各主体可自由参与贸易活动，表现出相对的开放性，从而保证了商品可供不同阶层的人群使用。
三 英日贸易方式
贸易方式是指买卖双方在贸易活动中采取的具体方法，包括卖方针对买方所需商品的购入情况、商品购入后的交易流程、交易价格的确定及结算方式等。以下就“英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与“英国从日本购入的商品”两方面进行考察。
（一）英国输往日本商品的贸易方式
英日早期通商中，英国输往日本的商品占整个交易的绝大部分。由于英国在日商贸机构的调整以及日本贸易环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的贸易方式亦有所不同。
1.1613年12月～1614年2月：平户商馆设立后，江户、大坂分馆设立前
此时英商刚进入日本，对市场并未充分了解，所有商品均由塞里斯运来，包括英国生产的呢绒、钢铁、铅、锡，南亚印度半岛、美洲、非洲生产的棉布，东南亚香料、生丝。商品运至日本后，最初存放于英国船中，商馆建成，遂将货物卸载清点，制作清单，入仓保管，以备交易之需。商馆人员随后对日本的买卖情况进行调查。1613年12月5日，亚当斯报告江户方面的商品购买价格，长棒形的钢铁每百斤约合20克朗（Crown），即100先令，有时会下落至15克朗；铅每百斤约25克朗，有时上涨至30克朗；锡的价格与在英格兰几乎相同。[55]16日，威克姆亦打探到长崎的外国输入品信息：宽幅呢绒每码（yard）约合日本货币55匁；粗木棉，依照该国的测量，每反约12匁；缟木棉则与该国市价大致相同。[56]商馆人员采集到的信息汇总于平户商馆，考克斯据此拟定英国输入品的价格。
此后，商馆等待日本商人或大名家臣“来馆交易”，负责货物管理的理查德·哈德森提供商品清单，买方提出购入的商品。随后双方移至货仓，商馆工作人员调出货物样品，买家对样品进行检验，如认为不符合要求则终止交易；若确定所需，则商谈货物价格。在价格交涉中，一般由英国方面先行报价，买家则对该价格进行估算，若认为合理并确认购买，则进行结算。若有异议则买家提出可接受的价格，英国方面再就此提出意见，如此反复进行，直到双方达成一致。以上交涉过程可在一日内完成，也可能持续数日。如1614年1月20日，平户商人助太夫（Skidayon）购买粗木棉，商馆给出的价格为每反15匁，助太夫提出每反11匁，对此商馆认为不能少于13匁，双方当日未达成一致；次日，助太夫提出12匁的价格，英国方面仍坚持之前的报价，双方交涉未能取得进展；第三日，助太夫再次来馆，经双方商谈，最终将价格定为13匁。[57]
商品价格确定后，交易活动进入结算环节，双方采取的方式为现金结算。即日本方面支付现款，其中商人直接支付予商馆，大名则委托家臣支付。结算货币依交易量大小，大额时采用“庆长丁银”，小额零钱则辅以“庆长豆板银”，一概为日本银货。结算过后，商馆工作人员依据所销售商品的种类、价格及数量制作账单，账单交予馆长汇总，一次交易即告完成。
2.1614年2～11月：江户、大坂分馆设立后，各代理店设立前
因分馆机构设立，英商贸易方式相应发生变化。1614年2月，依照塞里斯指令，理查德·威克姆与威廉·伊顿携带少量样品前往两地，进行市场调查，范围以江户、大坂为中心，包含周边主要城市。威克姆搜集到江户呢绒、生丝的销售价格，了解到骏河、浦贺的商品需求情况。[58]伊顿对大坂、京都、堺等地贸易做出调查。[59]两人将采集到的信息报告给平户总馆的考克斯，以供制订备货计划。
英方一改之前被动的交易形式，通过分馆寄宿主与各地商人建立联系。英国输入品逐渐被日本各消费群体所了解，各地商人多至分馆采购，销售市场不断扩大。从分馆负责人的业务往来书信看，日本商人来馆后，负责人提供商品清单，商人于馆内查验样品，商谈价格。出价方法由英方先行报价，日方做出回复，直到双方达成一致。
确定商品价格后，分馆负责人依据价格及购买量制作货物订单，由江户、大坂发送至平户总馆，平户方面则向两地发送货物。货运方式，初期主要是经日本东南沿岸海路运输，后因“耗时过长，多次错失商品买卖最佳时机”[60]，改为经关门海峡陆路运输。商品运至分馆后，核查无误，即刻运往各需求地，买卖双方依据之前商定的价格进行结算。结算方式以日本银货现金支付。商品结算后，负责人携货款返回分馆，制作两份相同的销售账单，一份留馆中，另一份与货款一同发往平户。
除以上常规交易，幕府开始从英国商馆购买商品，形成特有的贸易方式。从考克斯日记看，幕府方面虽对英国输入品有所需求，但并不直接参与购买活动，而是委托长崎奉行办理。幕府老中本多正纯拟定商品目录，直接交予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广。藤广将加盖印章的目录单留于府中，并制作誊清稿。稿件誊清后，藤广致信考克斯说明采购商品为幕府御用，并附上稿件。考克斯即刻准备货物样品，与价目单一同发往长崎。样品运达后，奉行于府中查验，通过书信沟通价格。[61]商品价格确定后，奉行前往商馆提取货物，亲自将货物运至幕府。幕府确认无误，奉行返回平户，以日本银货现金支付。结算过后，商馆制作销售账单，作为货物与资金流动的依据。
3.1614年11月～1616年9月：日本代理店设立后，新的贸易许可朱印状颁布前
1614年11月，依照考克斯指令，英国商馆于日本11地设置代理店，商馆方面雇用当地商人为店主，并给予一定量的本金及商品开展销售工作。鉴于塞里斯来航购入的商品已大部分卖出、库存量不足，考克斯要求江户、大坂分馆负责人搜集所辖代理店地区的商况报告，整理上交平户，对马、长崎地区的报告直接由店主发送至总馆。这些情报的内容主要包括：英国输入品在各地的需求情况、输入品的买卖行情及价格等。[62]考克斯根据情报，制订备货计划、采购商品及数量。
从考克斯日记看，采购工作主要由威廉·亚当斯、理查德·威克姆负责，采购所需商船最初由日本船主新三郎提供，年租金180匁。[63]后来商馆购买并自行建造了适合近海航行的商船。采购地点主要分布在暹罗、万丹、北大年、琉球及台湾岛。每次采购时间，依目的地远近及采购情况，短则20余日，多则3～8个月。货物采购完成，商船返回平户港，货物储存于仓库，航程负责人则进行费用清算并制作账单。
依据商况报告，考克斯将货物发送至代理店，店主依据商馆提供的价格进行销售。此期的交易方式与前一阶段基本相同，仍由买方依据目录清单提出希望购入的商品，查验样品并确定价格。确定价格后，买方直接从代理店提取现货，不必再等待两分馆中转，从而保证了交易的时效性。交易结束后，店主制作销售账单，与货款一同上交平户。其中江户、大坂下属代理店的账单及货款需先经分馆负责人核算。1616年4月17日，威廉·伊顿核算堺的代理店主平野屋藤左卫门一次交易货款为4贯355匁。[64]而长崎、对马代理店则在上交总馆后再做核算。从考克斯日记看，商品销售完成后，账单及货款须在第一时间发送，以保障商馆的收支决算工作顺利进行。[65]
4.1616年9月～1623年12月：新的贸易许可朱印状颁布后，至平户商馆关闭、两国通商终断
因将军德川秀忠对英方的商品买卖活动做出限制，商馆不得不对贸易方式进行调整。1616年9月，德川秀忠颁布新朱印状，要求“自伊祇利须至日本国渡海商船，平户可买卖，他处不许之”，[66]即将英国贸易地点限制于平户。幕府要求考克斯关闭各地分馆及代理店，禁止在日本内地开展贸易。针对这一形势，考克斯一度委托亚当斯进行交涉，希望恢复原有商贸特权，但没有成功。11月20日，考克斯召开商务会议，决定撤销平户商馆以外的所有机构。然而，各地机构关闭后，商馆仍与之前的代理店主保持密切联系，同时鉴于“将来可能面对的严峻贸易形势”，考克斯致信各店主，希望提供全力帮助。[67]因此，这一时期英国输入品的交易在原代理店主的深入参与下展开。
从商馆工作人员往来书信看，分馆、代理店关闭后，平户方面转为由店主提供商贸情报，内容包括：原代理店所在地区的物价、商品需求情况；江户、大坂的商品需求情况等。[68]考克斯依据以上情报储备货物。原店主继续承担商品销售任务，只是原有的业务从属关系不复存在。因此，商馆与原店主间针对不同商品的销售价格、销售货款与本金的返还方式订立契约，以防止交易活动中可能出现纠纷。[69]契约订立后，原店主一般依据各地商况及订单派遣雇工至平户提取货物，有时亦亲自前往。商品运至需求地后，原店主即刻开展销售工作，交易结束后，原店主制作销售账单。商馆方面依据账单，对货款及本金进行清算。1621年8月，考克斯从堺的原代理店主平野屋藤左卫门处收回本金及利息69贯478匁8分，货款94贯512匁7分。[70]清算完成后，商馆对收支情况进行统计。
除了以上交易方式，商馆还曾委托平户商人将英国输入品运销内地，但因藩主松浦隆信不愿违抗将军命令，一段时间后这一方法便被禁止。[71]这一时期幕府御用商品的买卖方式也发生变化。长崎奉行将幕府需求告知商馆后，商馆不必再将样品发送至长崎，而是提前在采购的货物中对这些商品做出预留。[72]奉行前往平户核查，若确认无误，则由唐津藩提供运输船，由奉行家老安右卫门负责押送。[73]商品运至幕府，确认购买，奉行支付货款。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英国输往日本的商品贸易方式，第一期以平户商馆为主要交易场所；第二期则在江户、大坂分馆主导下进行；第三期以代理店为主要销售机构，总馆提供货物保障，分馆则进行资金监督；至第四期，鉴于日本贸易环境的变化，英国方面积极采取手段规避交易风险，通过原代理店负责人继续从事商品买卖活动。以上各期变化趋势明显，体现了贸易方式开展的阶段性特征。此外，针对不同时期日本贸易主体的实际需求，英国商馆在交易流程等方面做出适时调整，从而保证了两国贸易的开展。
（二）英国从日本购入商品的贸易方式
英国从日本购入的商品在两国早期通商中所占比重不大，主要用于商馆的正常运营，贸易方式相对单一。平户商馆建立之初，主要通过馆员威廉·尼尔森进行采购。尼尔森依据考克斯拟定的商品清单，一般在荷兰及中国商人协助下先于平户或长崎采购，荷兰及中国商人向尼尔森推荐信用良好的日本商人，有时提供商品的价格信息。[74]购入商品后，商馆对样品进行查验，若确认所需，则与卖方进行价格交涉，以日本银货现金结算，并将货物运回商馆。从英日两国文献看，尼尔森并没有制作支出账单，这可能与此时英国对日本商品需求量极少有关。
江户、大坂分馆及各代理店设立后，英方开始通过机构负责人进行采购。馆长考克斯先制作清单，并将采购金一同发往分馆及代理店。负责人则依据清单与所在地的销售商进行沟通，鉴于英国“所需商品的种类单一，且长期固定”，[75]负责人与卖方商谈价格，以日本银货进行现金支付。在货款支付时，考克斯明确要求使用商馆给予的专项资金，以严格区分商贸机构的采购款与销售款。[76]支付过后，负责人制作购买明细表与货物一同发往平户。
至1616年9月，英国在日本内地的商贸机构关闭，商馆的货物采购基本局限在平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商馆扩建，木板等建筑材料需求量扩大，贸易方式发生一定变化。1621年2月，考克斯委托平户商人清左卫门购入价值12贯900匁的木材。该批货物由于数量较大，无法在短时间内提取，因此，商馆支付货款后，双方订立买卖契约，规定自契约缔结后5～6个月内将货物发送至商馆。[77]据考克斯日记所载，此时还出现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1618年12月，尼尔森以12贯240匁的宽幅呢绒换取了同等价值的莳绘制品，包括：莳绘书桌、莳绘梳妆箱等。[78]
总的来说，英国对日本商品的贸易量不大，主要是为维持商馆的运营，通过馆员、分馆及代理店负责人与平户当地商人进行购买，在不同时期虽有变化，但基本面没有改变。
四 主要贸易商品结构
贸易商品结构是指在贸易活动中用于交易买卖的所有商品的构成。从英日两国早期通商历史看，英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来自本国，还有一部分由海外转销。日本对英输出的商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供平户商馆使用，另一部分供英国在东南亚各贸易站点使用。
（一）输往日本的英国本土商品
1.呢绒
呢绒为输往日本市场的最主要英国商品。塞里斯初航日本，装载总价值约11812英镑的货物，其中呢绒约3987英镑，约占到总价值的34%。[79]英国向日本输出大量呢绒，与这一时期国内产业发展及海外贸易策略有密切联系。16世纪以来，英国呢绒业发展迅速，呢绒制品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大部分销往安特卫普（Antwerp）。然而16世纪中后期，英国呢绒在安特卫普市场严重饱和，供过于求；而且1568年发生英国海盗劫掠西班牙商船事件，导致“伦敦—安特卫普”贸易中断。因此，寻找新的呢绒销售市场，成为英国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目的。而东印度贸易公司的成立，及其对亚洲商贸的经营，使英国商品跨区域出口成为可能。1611年4月，公司董事会下达航行指令，要求塞里斯“在抵达日本之际，利用最佳手段开展呢绒销售工作”[80]。
公司销往日本的呢绒种类丰富，从规格上看有“宽幅呢绒”（broad cloth）、“普通呢绒”（cloth）及“半幅呢绒”（half cloth）。宽幅呢绒又称“广幅”或“大幅”呢绒，此类每反幅宽54英尺（ft）；幅长则没有固定值，一般在94英尺左右，约合日本计量长度16间。[81]普通呢绒幅宽27英尺，多为英国克尔赛（Kersey）地区出产。半幅呢绒则基本在20英尺以下。从染色样式上看，主要有纯色、杂色两种。纯色为单一染料上色，包括黑、黄、绿、深红等颜色。杂色则为两种或多种染料上色，包括渐变红、灰棕色等。此外，呢绒的材料质地亦存在差异，主要有纺织密实的粗呢，以及毛料含量较高的长毛呢、短毛呢。其中长毛呢属优质呢料，短毛呢则品质较差。
英国呢绒运至日本后，由商馆工作人员依据规格、色样及质地进行编号，随后销往日本各地，销售总趋势是不断增加。1613年平户商馆初建，销售152英镑；1614年，仅江户8～9月即销售1742英镑；1616年2月，平户的销售额达2597英镑。[82]大量质地优良、色种多样的呢绒被幕府、大名购入，用于自身消费。威克姆致书考克斯说：“该国上流阶层喜好珍奇品，我等应大量输入各种染色样式的呢绒。”[83]而商人购买的呢绒大多为深红及黑色，质量较差。这类呢绒主要卖与一般武士或平民，作为军装、马装或耐寒防水用的衣料。[84]
呢绒作为英国对日输出的最主要商品，在日本有良好的销路，并且由于江户筑城的需要，英方更能获取高额利润。[85]伴随日本贸易环境的变化，荷兰对日呢绒输出不断增加，英方遭到竞争，加之呢绒质量下降，销售对象集中于上流阶层，使得英日间呢绒贸易量始终上不去。
2.军需品
所谓军需品指铅、钢铁、火药及大炮，铅最重要。公司商船前往日本，曾经接到指令：“在抵达日本之际，利用最佳手段开展呢绒销售工作”，另一项任务便是寻找铅的销售市场。[86]公司这一目标很快实现。1614年初，德川家康为消灭以大坂城为中心的丰臣氏政治集团，大肆采购军需用品，铅的需求量最大。
铅为武器制造必需之金属。佐藤信景在《山相秘录》中言：“夫铅者，诸金自在变化之效能也，亦可用于水休、屋根、瓦杵、镳、铁炮玉之造。”[87]伴随幕府制造刀具、铁炮的战备需要，使用量激增，最初来源于葡、西两国，后因德川家康对两国商人贸易与传教一体化行为不满，遂转向英方。
1614年4月，江户分馆负责人理查德·威克姆收到幕府铅货订单，致信考克斯调发货物，对日输出“铅板”（lead sheet）、“铅棒”（lead rod），其中铅板需用布匹包装发送，运输不便，且在日销售不佳，考克斯于1617年1月致信公司总部，提出此类铅货不必大量运往日本。[88]而铅棒则销路良好，其运载销售以捆为单位，每捆重量20～40斤。1614年1月，塞耶斯携带商品前往对马，其中铅棒共10捆，每捆约24斤。[89]1617年10月，长崎奉行提取的铅棒则为每捆33斤。[90]
日本对此类铅货需求极大，幕府购买居多。1614年5月，幕府购入铅棒1356斤，11月又一次性购入11510斤。[91]铅的价格亦不断上涨。1614年，京阪地区铅价为每百斤55匁。[92]至1616年1月，大坂铅价达到74匁；11月，京都铅价更达75匁。[93]因此，随着铅输入量及销售价格的增加，英方铅货贸易利润高涨。
大坂之役后，幕府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得到加强。为防止叛乱发生，德川家康严禁铅货私人买卖。同时幕府委派长崎奉行与商馆交涉，不断压低销售价格。1619年，双方交涉后铅的定价为每百斤55匁，1620年下跌至45匁，而幕府在具体购买时甚至更低。[94]因此，英国对日铅货输出量虽仍较大，但由于幕府的垄断及价格控制，商馆贸易利润变得微薄。
钢铁是公司输往日本的另一重要军需品。其形制亦为棒状，因幕府军备需求而大量输入。[95]因其品质优良、精炼纯度高，幕府多用于刀剑及甲胄武具的制造。所造产品质地坚实，一度刺激“南蛮铁”锻冶业的发展。[96]大坂之役后，日本国内恢复和平，钢铁输入量逐渐减小。幕府还从英国方面购买火药及大炮，虽数量有限，但在对丰臣氏集团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英国输入日本的海外商品
根据日本国内贸易状况，英国还将海外商品转销日本，利用同一商品在不同地区的差价，适时进行买卖，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1.生丝及丝织品
生丝及丝织品在日本国内有大量的需求，阿比拉·希隆在《日本王国记》中说：
日本人是非常喜好华丽的民族。无论吃穿，都很讲究清洁、华美，而且举止极为端庄……之所以如此，是24年前丰臣秀吉阁下平定、征服这个王国以来，人们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追求华丽，以致现在已俨然形成从中国、马尼拉贩来的全部生丝亦不能满足他们需求的现状……而且在这个王国的年年岁岁，消耗掉3000～3500匹可（30万～35万斤）生丝，有时甚至更多。
除此生丝之外，还有素地的或经过刺绣的天鹅绒，素地的琥珀织、缎子及薄罗纱等各式服料和数以千反的绸缎运来，并全部年年被销售一空、消费殆尽。不论男女，且无论少女、未婚的姑娘，抑或年龄已逾五旬的老妇，人人皆穿着各种色彩的衣裳。[97]
由此可见，自丰臣秀吉结束战国乱世以来，日本国内相对和平，人们对物质生活有所追求，华美衣着的喜好刺激了各色人群对生丝及丝织品的购买欲望。然而受长期战乱影响，丝织业发展缓慢，庆长至元和年间（1596～1624）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较落后，对生丝及丝织品的需求更多依赖于进口。以往的生丝贸易主要靠葡、西商人，德川家康执政后转向新教国家，英国担任重要角色。
英方销往日本的生丝主要来自万丹、暹罗等东南亚地区，万丹的生丝采购在当地英国商馆协助下进行，主要种类为黄丝及经纺车加捻的捻丝，此两类生丝均为明末江南织造，由公、私贸易船运达该地。塞里斯来航之时，舰队便经万丹购入少量黄丝试销日本。至1616年11月，平户英国商馆以每百斤3贯120匁的价格，卖给将军御用黄丝，获利甚多。[98]此后考克斯多次致信万丹，希望保证充足的生丝供给。1617年8月，“忠告号”经航万丹抵达日本，载来黄丝及各类天鹅绒34箱，合计3840斤。[99]暹罗为另一生丝采购地，多为品质较高的白丝及绢、绸缎。这些生丝及丝织品主要产自大明应天府，由贡舶及商船运往日本。1617年2月，日本国内白丝价格高涨，考克斯委派威廉·伊顿至暹罗采购，同年6月运来白丝1001.5斤，[100]开启了暹罗生丝对日输出。此后平户商馆多次派商船赴暹罗购入生丝。1621年3月，堺市的原代理店主平野屋藤左卫门一次性购入白丝3575余斤；8月藤左卫门又购入白丝及各类绢织物1188斤，合计丁银26贯15匁。[101]
生丝及丝织品是英国最主要的转销品，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本国商品无法长期占有日本市场的局面。然而由于旧教国家在对日贸易中仍保持较大的生丝输入量，荷兰也积极参与生丝贸易，平户商馆竞争压力很大。而东印度贸易公司始终无法与生丝出产地中国取得直接联系，导致英日生丝贸易很不稳定。
2.棉布
棉布是英国对日输出的另一重要转销品，商品来源地广阔，种类亦十分丰富。（详见表3）
表3 英国对日输出棉布来源地及种类一览
由表3可见，西印度地区是英国对日输出棉布的主要来源地。1605年，加勒比海东岸之巴巴多斯岛归属英国，伦敦商人开始以此为据点传入棉花种植术，该地区棉布产量不断增加，出产之棉布大多运往伦敦市场。1613年，英国开启对日通商，东印度贸易公司开始将该地区棉布销往日本，其中以坎巴亚布为最多。1615年9月，考克斯提供的商品卸载清单中，坎巴亚布计5120反，其他五类棉布则总计4960反。[102]在商馆布匹销售记录中，此类棉布所占比重也较大。1615年10月，松浦高信采购坎巴亚布25反，达特布5反。1616年5月，寺泽广高家臣购入坎巴亚布20反，坎迪奎伊布仅2反。[103]此外，巴夫塔布在日亦有良好销量，京都代理店设立后，商馆方面委托店主伊丹屋孙左卫门开展销售业务，1616年5～7月，代理店共售出巴夫塔布96反，价值960匁。[104]
印度半岛是另一主要货源地。1608年，公司商人抵达印度西部港口苏拉特，迅速建立了商贸联系。1613年日英通商后，公司从苏拉特向日本输出棉布，主要销售对象为大名阶层。1617年2月，平户藩主松浦镇信购入苏拉特布20反；同年3月，萨摩藩岛津氏亦购入45反。[105]1618年4月至1620年8月，福冈藩黑田氏及唐津藩寺泽氏也有苏拉特布的购买记录。伴随英国势力向印度西北部扩张，巴罗达地区出产的达特布也于1615年销往日本，此类棉布该年在日销售159反，价值1贯590匁。[106]
17世纪后，英国商贸势力重返地中海地区。科凡特公司开始由地中海东岸之阿勒颇港输入土耳其出产的棉布，此类棉布运往英国后，少量用于消费，其余再行出口，公司销往日本的拜拉姆布便是其中一部分。然而拜拉姆布在日销量有限，主要作为对幕府将军、各类官员以及大名的赠礼。公司亦将非洲加那利群岛出产的棉布及中国的葛布转销日本，但销量极不稳定。1621年8月，商馆一次性售出葛布2000反，[107]但此前几乎没有交易记录。
棉布种类丰富，输入量也有保障，但价格过于低廉，巴夫塔布、苏拉特布每反仅10匁，葛布更低至7匁。因此英方虽竭力扩大该商品的货源，但棉布贸易带来的利润不高。
3.皮革类商品
皮革类是指用于物品制造的材料皮，即动物原皮，包括鹿皮、鲛皮。公司对日输出鹿皮与日本国内需求情况密切联系，冈田章雄在考察17世纪日欧贸易时指出，鹿皮在日本具有广泛用途。首先作为马鞍敷皮的行具之用。《贞丈杂记》载：“马鞍敷皮之类，公方吉良殿三职，虎皮豹皮用之；弹正又检非违使，熊皮用之；平人鹿皮用之。”[108]可见鹿皮作为平民的马鞍敷皮，是普遍使用的行具用皮。其次因质地柔软强韧，鹿皮多被制成鞣革，用于甲胄、剑套等武具。再者鹿皮质密、柔滑，适于各种染色，多用于饰品及袋品的制作。然而，日本国内之“倭鹿皮薄小，而肌不浓也”[109]，故大量寻求海外进口。平户商馆馆长考克斯对此有敏锐的观察，在1613年11月致东印度贸易公司的书信中提出：“鹿皮在日有良好销量，应大量采购。”[110]英国对日输出的鹿皮主要源于东南亚地区的万丹、暹罗。1614年，平户方面与万丹英国商馆达成了转销协议，翌年输入鹿皮9000枚。1615年，东南亚的输入量更达180700枚。[111]平户商馆亦从中国台湾采购，但由于荷兰及中国商人的竞争，购入量有限。纵观英国对日鹿皮贸易，万丹商馆货源稳定充足，但鹿皮价格起伏较大。1617年11月市价每百枚230匁，1621年8月340匁，1622年10月又跌至130匁。[112]故贸易利润时高时低。
鲛皮即鲛鱼皮，是英国转销日本的另一重要皮革，主要用于刀剑柄部及鞘的包装与制作。《倭汉三才图会》记述，“皮皆有沙如珍珠，可饰刀鞘”[113]，但“本朝之鲛全体粒粒平等，止可为鞘鲛”，“欛鲛皆用异国之产”。[114]武士对柄鲛极为珍重，“其堪比黄金一枚”[115]。因此，日本对包装刀柄所用的鲛皮需求量极大。针对这一情况，1614年11月考克斯赴暹罗，提出“要寻找一种用于刀柄包装的鱼皮”[116]。翌年3月，商船返航载来此类鲛皮500枚，开启了英日间的鲛皮贸易。从威克姆致万丹方面的书信看，英国对日输出的鲛皮总量并不大，最高输入年份1616年为2000枚。[117]但日本鲛皮价格高昂，依品质不同一枚可至20～60匁不等，[118]故商馆由此获得一定贸易利润。
4.染料及香料类商品
染料是指苏枋木，主要采购自东南亚地区的暹罗，又被称作“暹罗木”。1613年11月，考克斯在致公司的书信中提出：“暹罗、大泥作为主要的商品来源地，当地出产的苏枋木在日销量良好，应大量购入。”[119]同年12月，商馆委派皮科克及卡瓦登采购，输入日本。贸易初期情况并不理想，1616年输出量激增，商馆采购船载来苏枋木237000斤，1617年达253100斤，1619年为210000斤。[120]1618年8月，馆员奥斯特维克向大坂分馆发送的苏枋木达134000斤。[121]苏枋木在暹罗等地的购入价为每百斤5匁至7匁3分，但在日销售价却达24～27匁，公司因此获利颇丰。
公司亦着力经营香料贸易，主要采购地为万丹、琉球群岛。1613年塞里斯于万丹购入胡椒试销日本，平户商馆建立后，考克斯亦多次派遣馆员采购。1615年9月，亚当斯从万丹载来胡椒800袋，约合11200斤。[122]1617年8月，商馆采购船载来胡椒620袋，计8680斤。[123]琉球作为另一采购地，主要输入龙涎香，但数量较少，且品质不佳，难以打开市场。总体而言，由于天主教国家占据日本市场的主导地位，加之荷兰、中国商人竞争，英方香料贸易情况不理想。
（三）平户英国商馆采购的日本商品
1.木材
木材是平户英国商馆采购的最主要日本商品。从用途来看，此类木材供商馆扩建住房、增筑货仓，以及商馆建造、修缮采购船之用。1613年12月平户商馆建立，英国方面为扩大对日贸易并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不断提出扩建与增筑商贸机构的请求。1615年10月，经松浦隆信许可，考克斯购入住房用屋，11月购入备货仓用地。1618年3月，考克斯又获得50户残破住房，用于修建大型货仓。从考克斯日记可见，商馆对此类木材的采购主要源于平户商人助太夫。从1616年3月木材清单中，可以了解商馆建筑用材的种类及价格。（见表4）
由表4可见，商馆所需木材类型至少有11种，其中刨花木板作为建筑地基用板，需求量较大，价格也相对较高。梁木即房屋横梁所用之木，主要用于搭建屋脊，是建筑骨架的主要木件，价格也较高。普通木板用于房屋地面及墙壁的铺设，使用量大，但价格较低。横木为加固床板所用的木材。控柱则是防止建筑物门、壁倾斜的支柱性木材。
1614年分馆机构设立，平户方面亦通过分馆负责人采购。1616年5月，威廉·伊顿自大坂发送价值451匁的建筑木材，包括刨花木板500块、圆木100块、房屋入口门柱4块。[124]由于木材运输需支付大量费用，此类方式并不经常使用。
表4 1616年3月助太夫提供的建筑木材清单
为方便商品采购，平户商馆建造了3艘近海航行的商船。为修造、维护商船，商馆也购入了一定量的木材。1615年9月，助太夫提供1英尺厚的木板600枚，2英尺厚100枚，3、4英尺厚各5枚，价值2贯990匁。[125]同年11月，尼尔森采购1英尺厚木板632枚，2英尺厚114枚，3、4英尺厚各10枚，价值3贯82匁4分。[126]以上木材主要用作商船覆板及侧覆板。1621年2月，浦贺商人清左卫门提供1.5间长的锥形圆木1根，9、10、11间长的角柱各2根。[127]此类木材主要用作商船桅杆、帆杆。
2.白石灰及铁钉
白石灰及铁钉用以建筑与船只维护。白石灰主要用于填补货舱船板及甲板连接处的缝隙，以阻断海水浸入船中。1615年6月，考克斯针对来航商船屡次出现的货物浸泡问题，提出“应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以保证商馆利益不受损害”[128]。9月，商馆经助太夫购入白石灰200袋，用以修补商船漏水处。[129]考克斯一度要求，来航平户及由平户出海的商船，在装载货物前均应进行填隙工作。1616年9月，沃顿号返航万丹采购商品，临行前购入150袋白石灰。[130]1617年12月，海上探险号驶向暹罗前，由商馆雇工名村八左卫门进行货舱填隙。1618年，松浦镇信将50户残破住房划归商馆后，商馆使用白石灰修建货仓。同年5月，奥斯特维克购入白石灰460袋，用于仓库墙壁的粉刷。[131]从考克斯日记还发现，袋装白石灰还可以作为空气干燥剂置于货仓中，但此种用途的需求量较小。
铁钉集中用于修造商船，主要通过馆员及鞆津代理店采购。1615年8月，威廉·尼尔森以38匁7分的价格购入小型货船所需铁钉2000枚。[132]1617年7月，商馆从鞆津店主处购入大型货船侧覆板用的铁钉5000枚，小型货船铁钉20000枚，通常型号货船铁钉40500枚，价值1贯305匁6分。[133]
（四）英国运往东南亚贸易站点的日本商品
这里的“贸易站点”系英国公司于1601年、1611年在万丹、北大年设立的商馆，以及1605年在暹罗成立的代理店。这些商贸机构所需的日本商品，均由平户商馆负责采购转运。
1.贵金属
此处所谓“贵金属”专指金、银。16世纪中叶，伴随近世日本封建体制的确立，出现全国性的金银矿山开发浪潮。17世纪后，日本越中松仓金山每坑道年运上金量达1200～1980斤，佐渡矿山一个矿师的年运上金量更达1950斤。[134]同期，石见银山每坑道的年运上金量为24000斤，佐渡相川矿山的银产额每年更达120000～180000斤。[135]金银产量激增为海外出口提供了可能。同时英国在东印度地区的商贸经营，以及向日本输出商品，皆依赖金银作为支付货币。对贵金属的需求，刺激了平户商馆的贵金属贸易。
1615年7月，皮科克赴万丹，临行前考克斯给予其大判金200枚、小判金300枚，作为万丹商馆开展中转业务的资金。[136]英日贵金属贸易由此开始。平户商馆输往万丹的日本金币数额最多，北大年次之，暹罗最少。1615～1618年，商馆向万丹输出日本金币11次，大、小判金总量超过3200枚。[137]商馆亦多次向北大年输出日本金币，1616年5月，托马斯号返航北大年，载去大判金220枚，小判金400枚。[138]平户方面直接输往暹罗的日本金币有限，但有部分经万丹转运至该地。
白银在英日贸易乃至整个亚洲区域贸易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作为通行货币，白银是衡量英日两国进出口商品价值的重要标准，也是双方商品交易的主要支付手段。在流通领域，日本白银大量输往东南亚各商贸中心，成为该地区贸易的主要货物与结算货币。平户方面输出日本白银以万丹商馆为主，1616年2月，霍泽安德号前往万丹，运送丁银44贯689匁7分。[139]1617年1月，输送白银111贯726匁6.5分。[140]6月又运送64贯。[141]1618年2月，忠告号由日本返航万丹，运载白银109贯207匁8.5分。[142]暹罗是日本贸易市场的重要货源地，包括生丝、皮革、染料等多类商品，平户商馆向暹罗代理店的输出白银数量也较多。1616年2月，平户方面向暹罗输送白银29贯236匁3分。[143]1617年12月，海上探险号前往暹罗，其中白银计33贯741匁5分，所有商品总计38贯130匁，白银占88%。[144]
日本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英国输往东南亚站点的主要商品，对两国贸易正常运营起了重要作用，有效刺激了两国商品的等价交换，对日本参与当时区域乃至国际贸易起到了关键作用。
2.粮食
平户商馆与日本的粮食交易，与公司在亚洲中转贸易密切相关。中转贸易形态下的商业往来，需要能够构成贸易网链的多重商业据点，以维持货物的中转流通。17世纪初英国商贸势力之所以能进入亚洲，就依赖于其在日本、暹罗、印尼爪哇岛、印度半岛等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建立的商馆与代理店。而各地商贸机构毕竟悬于海外，需要就地或就近解决商馆所需各种用品，包括进口粮食，日本成为主要的购粮区。
1615年2月，万丹商馆参事员斯波尔丁在致考克斯的书信中提出，为保证公司在马鲁古群岛贸易的良好运转，“日本之小麦、米面等粮食应大量供给”[145]。6月，考克斯向万丹方面运送了1198袋小麦，合计3000斤。[146]此后，平户商馆持续给万丹供给粮食。1616～1619年，日本粮食输往万丹的以小麦、大米居多，其间小麦总量超过10380斤，大米则超过3200斤。[147]另有稻谷、蚕豆、豌豆等杂粮、豆类产品，以及盐、酱油等调味品。此外，北大年的粮食也多依赖于日本供给。1615年6月，商馆方面运去小麦1175袋，[148]此后平户—北大年间粮食贸易持续不断。从种类看，小麦、大米占主要部分，大麦亦有相当比重。1616年皮科克运往北大年的小麦为820袋，大麦、大米均为500袋。1617年大麦增至750袋，[149]稻谷、各种豆类食品也有一定数量。平户商馆对暹罗的粮食供给则不稳定，1615～1617年共有5次，1618～1620年有2次，输入量有限。1618年7月，亚当斯前往暹罗，装载小麦150袋、大米50袋、蚕豆100袋。[150]
以上为英日两国早期通商中的主要商品结构。可以看出，英国对日输出商品包括来自本国的呢绒，铅、钢铁等军需品，以及由海外转销日本的丝织品、棉布、皮革、染料、香料。英国购买日本的商品，则包括供平户商馆使用的木材、石灰、铁钉，以及英国在东南亚贸易站点所需的贵金属、粮食。这一商品结构由两国生产、贸易与市场需求情况所决定，基本反映了双方的商贸往来关系。若将两国商品结构相比较，可以发现彼此间的不同特征：其一，英国输出品种类较为丰富，日本则相对单一；其二，英国输出品价值相对较高，日本输出商品除了金银，其余价值较低；其三，英国输出的大部分商品深入日本国内市场，在一定时段内获得可观的利润，日本商品则是供英国平户商馆及东南亚贸易站点使用，没有打进英国国内市场。
上述三方面的差异，究其原因既有传统因素，又有当时贸易环境因素；有政治因素，又有经济因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英日两国海外贸易发展策略不同。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任英国国王后，全面承袭都铎时代海外商贸扩张政策，大力推行特许公司经营下的独占贸易。在此背景下，英国海外商贸事业迅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包含欧、亚、非、美洲在内的全球贸易网络。因此，这一网络所触及的广阔货源市场，为丰富英国对日输出品结构提供了可能。同样，力行商贸扩张以增加财富积累的目标，也刺激了公司将高价值的商品运往日本，以获取巨额利润。反观日本，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后虽积极构建海外贸易体系，但具体商贸活动多局限于本国及邻国，是一种相对内敛的对外贸易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与各国贸易中所输入的商品，几乎全部用于满足本国的需求，而非用于再出口。日本在与英国的通商过程中，没有丰富的货源供给，只得输出本国商品，从而形成了输出商品结构单一的局面。第二，英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进入16世纪以来，英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商业网络初步形成，刺激了手工业门类的增加与商品生产的发达。以纺织业为例，15世纪中叶用于出口的呢绒生产总量为年均54000匹，到亨利八世在位的1547年总量已达122354匹。[151]不仅如此，混合使用精、粗纺纱线的纺织技术的提高，更丰富了呢绒的种类。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为英国对日输出高价值的商品并打开销售市场提供了保障。而同时期的日本，受长期战乱影响，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同样以纺织业为例，16～17世纪日本国内纺织业发展缓慢，衣料等纺织品的使用主要依赖于中国的进口。1637年，64艘唐船共输出50550反的纺织品，[152]并在随后半个世纪内不断增加。而幕府为支付如此大量的高级加工品不得不输出巨额贵重金属，至18世纪中后期，幕府财政出现危机，大量白银流失海外，这才以此为契机，推动国内纺织业发展。因此，日本在与英国的通商过程中，只能输出价值低廉的初级产品，也无法打进英国国内市场。由此可见，英日两国在商品结构方面表现出的诸种差异，其实质是由各自海外贸易发展策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所致。
结语
新航路开辟引发的商业革命推动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产生于东西方世界的商贸交往中，并伴随两个世界交流互动的加深而迅速发展。本文所考察的英日早期商贸历史，正是这样一个推进交流互动的典型案例。客观而言，英日两国早期商贸交往并没有像伊比利亚国家及荷兰东方殖民贸易那样具有广泛吸引力和影响力，但其在开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互动性，以及对于生产要素全球性流通的积极推动作用，仍然具有研究价值。
17世纪是东西方商贸交往的扩大时期，以对日通商关系建立为契机，英国势力初至东亚。应当看到，此一时期英国商贸势力尚属薄弱，无法掌控东亚贸易的主导权，而同时期日本积极构建海外贸易体系，[153]对海外商品有着极大的渴求。两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态势决定了在贸易开展过程中彼此依赖、相互作用。伴随“商馆（总馆）—分馆—代理店”这一商贸机构组织的形成，英日两国商人共同参与，通力合作，确保了贸易发展。针对德川秀忠贸易许可朱印状中的限制，平户商馆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建立交易风险规避机制。利用这一机制，商馆仍可通过原代理店主开展贸易活动。因此，无论在英国商贸机构的设立与运营方面，还是在商品的销售购买环节中，双方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相互合作与博弈的互动过程。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人员、资金、货物出现空前的流动性，这在英日两国商贸中表现得甚为明显。从人员方面看，英日两国商贸主体共同参与，联系密切，彼此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往来。从资金角度讲，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资金投入日本市场，以确保商贸事业的良好运营，又将金、银贵金属确定为对日进口的大宗货物，作为商业资本投入东南亚、南亚市场。这种资金在地区间的互通有无，一方面加强了英日两国的经济往来，另一方面也使英国与亚洲各地区间的联系变得密切。在货物流通上，英国方面依据自身及日本市场的需求，将欧洲的呢绒、美洲的棉布、亚洲的生丝及香料汇聚在一起，形成以往国际贸易所不具备的商品汇聚能力，预示着一个全球性市场网络即将到来。
The British-Japanese Trade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Liu Qin
Abstract：The British-Japanese trade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rade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the British business organizations in Japan formed a three-level organizational form of “Factory-Branch Factory-Agency”. “London Merchants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okugawa Bakufu”，“Daimyo”，“Merchant”，“General Bushi” together constituted the main body of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commodity trading，the trade development methods adopted around the import and export products of the two countries all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ge. In addition，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overseas trad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there were many differences in commodity structure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above trade development shows that the early commercial exchanges between Britain and Japan were highly interactive，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trad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Keywords：Early 17th Century；Britain；Japan；Business Communication；Earl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执行编辑：申斌）
[1] 刘钦，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本文系临沂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早期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日英通商问题研究（1613～1673）”阶段性成果。
[2] 相关著述主要有：M.Paske-Smith，Western Barbarians in Japan and Formosa in Tokugawa Days，1603-1868，Kobe：J.L.Thompson & Co.（Retail）Ltd.，1930；セイディー·パーチャー「イギリスの平戶商館と極東政策」中村質編『鎖国と国際関係』吉川弘文館、1997年、209～235頁；张兰星：《17世纪初的英日贸易及其失败原因》，《史林》2012年第3期。
[3] 平凡社編『大百科事典』第十二卷平凡社、1932年、565頁。
[4] “伦敦官商对东印度贸易公司”系1600年12月由伊丽莎白女王批准从事东印度贸易的股份公司。该公司成立后，享有对东印度地区的独占经营权，每次航海活动均能获得可观收入。巨额的贸易利润使英国国内许多商人不满该公司的垄断。1698年5月，一家新的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公司成立，即“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The English Company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两家公司相互排斥、打击，严重影响了英国在东印度地区的贸易事业。1702年3月，英国政府强迫两家公司合并，合并后的名称为“英国商人对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即通常所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5]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London：The British Library，1991，p.83.
[6] Samuel Purchas，Purchas His Pilgrimes in Five Books（The First Part）The Forth Book，London：Printed by William Stansby for Henrie Fetherstone，1625，p.368.
[7] 近藤守重編『外藩通書』第二十七册近藤活版所、1901年、260頁。
[8] 幸田成友『日歐通交史』岩波書店、1942年、224頁。
[9] 武藤長藏『日英交通史の研究』內外出版印刷株式會社、1942年、40頁。
[10] 商务员考克斯也为此说道：“我们没有选择较大的城镇，因为那里居住有大批葡萄牙传教士，他们划分了许多教区并建有修道院。”
[11]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93.
[12]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1616年2月3日”条始有外科医生莫里斯·琼斯的信息，但具体配备时间不详。
[13] 匁，日本古代重量单位，1匁约为3.75克。
[14]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東京大学出版會、1980年、155～156頁。
[15]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193頁。
[16]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271頁。
[17]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119.
[18] 反，日本古代面积单位，多用于布匹及土地的度量，江户时代早期1反约合991.736平方米。
[19]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雄松堂、2005年、181頁。
[20]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206頁。
[21] 安德里亚（Andrea）为该日本信徒的教名，原名不详。
[22] 武藤長藏『日英交通史の研究』、44頁。所谓“独立外国商人”是指商人独立从事贸易经营，而非通过贸易组织开展。
[23] S.V.Desika Char ed.，Readings i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India，1757-1947，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7.
[24] S.V.Desika Char ed.，Readings i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India，1757-1947，p.7.
[25] 乔纳森·巴伦·巴斯金、保罗·J.小米兰蒂：《公司财政史》，薛伯英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第66页。
[26] 武藤長藏『日英交通史の研究』、24頁。
[27]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597頁。
[28]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149.
[29]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209、293頁。
[30]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311.
[31]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205.
[32]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209、293頁。
[33]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559頁。
[34]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I），p.1331.
[35]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p.136、155.
[36]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191～192頁。
[37]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I），p.1272.
[38]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20.
[39]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I），p.1272.
[40]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2），p.127.
[41]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213、322～323頁。
[42]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51、166頁。
[43] “大坂夏阵”是指德川幕府消灭丰臣氏家族的战争，此役彻底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的战乱局面，巩固了德川家康政权的稳定。
[44]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8頁。
[45]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193～194頁。
[46]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p.168-225，246.
[47]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89.；（Volume 2），p.56.
[48]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p.79，81，88.
[49]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143～287頁。
[50]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638.
[51]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561、708頁。
[52]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24～25頁。
[53]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12.
[54] 参见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109頁。
[55]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87頁。“克朗”为古代欧洲国家的一种通用货币，1克朗约合5先令。
[56]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123.
[57]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137頁。
[58]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168～170、227～228頁。
[59]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174～197、223～226頁。
[60]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148.
[61] 参见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p.25-26。
[62]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47、143、252、369頁。
[63]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57頁。
[64] E.M.Thomps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I），p.1349.
[65]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p.67-68.
[66] 近藤守重編『外藩通書』第二十七册、262頁。
[67]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495.
[68]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163、319、332、358、379、732頁。
[69]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314.
[70]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774～775頁。
[71]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756～757頁。
[72]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9、345頁。
[73]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840、842頁。
[74] 在英日通商关系建立初期，有大量关于荷兰商馆长斯佩克斯及中国商人李旦协助英国采购商品的信息。参见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p.123-135。
[75]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301.
[76] 参见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2），p.37.
[77]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617～618頁。
[78]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497頁。
[79]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I），pp.1270-1271.
[80] 村川堅固·尾崎義訳、岩生成一校訂『セーリス日本渡航記』雄松堂、1999年、296頁。
[81] 岡田章雄『日欧交涉と南蛮貿易』思文閣、1983年、122頁。“间”，日本古代的长度计量单位，一间约等于1.818米。
[82]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I），pp.1261，1280，1332.
[83]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162.
[84] 参见岡田章雄『日欧交涉と南蛮貿易』、114～115頁。
[85] 庆长十八年（1613），幕府命西国大名修筑江户城石垣。翌年春，工事开始进行。筑城期间，诸大名大量购入英国方面的呢绒。参见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174～175頁。
[86] 村川堅固·尾崎義訳、岩生成一校訂『セーリス日本渡航記』、296頁。
[87] 『山相秘錄』下「鉛山第六」細川潤次郎等編『古事類苑』吉川弘文館、1985年、30頁。
[88] 岡田章雄『日欧交涉と南蛮貿易』、87頁。
[89]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I），p.1273.
[90] 岡田章雄『日欧交涉と南蛮貿易』、88頁。
[91]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209、293頁。
[92] 岡田章雄『日欧交涉と南蛮貿易』、94頁。
[93]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277、562頁。
[94] 参见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2），appendix，pp.300-301。
[95] 塞里斯来航日本时，德川家康便曾提出钢铁及铅棒百吨（约合20万斤）的购买希望；参见Samuel Purchas，Purchas His Pilgrimes in Five Books（The First Part）The Forth Book，p.372。1613年12月，亚当斯在致万丹方面的书信中也提出幕府有1000捆（25000～30000斤）钢铁的购买需求；参见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118頁。
[96] 『新刃銘盡』（一）細川潤次郎等編『古事類苑』吉川弘文館、1984年、1317頁。
[97] アビラ·ヒロン著、佐久間正訳注『日本王国記』岩波書店、1973年、66～67頁。
[98]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203.
[99]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p.292-293.
[100]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605.
[101]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2），pp.149，188.
[102]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p.49-50.
[103]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p.58，134.
[104]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p.135，153，157.
[105]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p.237，246.
[106]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137頁。
[107]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769～770頁。
[108] 伊勢貞丈『貞丈雜記』吉川弘文館、1899年、599頁。
[109] 寺島良安編『倭漢三才圖會』中近堂、1885年、49頁。
[110]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76頁。
[111] 岡田章雄『日欧交涉と南蛮貿易』、58頁。
[112]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162、789、852頁。
[113] 寺島良安編『倭漢三才圖會』、426頁。
[114] 寺島良安編『倭漢三才圖會』、427頁。
[115] 『細川家記』七「忠興一」，转引自岡田章雄『日欧交涉と南蛮貿易』、25頁。
[116]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231.
[117]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586.
[118]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452頁。
[119] 岩生成一訳注『慶元イギリス書翰』、76頁。
[120] 岡田章雄『日欧交涉と南蛮貿易』、34頁。
[121] 岡田章雄『日欧交涉と南蛮貿易』、34～35頁。
[122]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56.
[123]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p.289-290.
[124]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382～383頁。
[125]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125～126頁。
[126]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201～202頁。
[127]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617頁。
[128]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104.
[129]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142頁。
[130]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179.
[131]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307頁。
[132]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上、103頁。
[133]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譯文編之下、24～25頁。
[134] 小葉田淳『日本鉱山史の研究』岩波書店、1968年、6頁。此处“运上金”，指针对日本国内金、银矿山开发所征之税。
[135] 小葉田淳『日本鉱山史の研究』、6頁。
[136]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295.
[137]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766.
[138]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134.
[139]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385.
[140]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594.
[141]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611.
[142]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701.
[143]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385.
[144]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347.
[145] Anthony Farrington ed.，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Volume I），p.284.
[146]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8.
[147]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p.166，196，243，326，347；（Volume 2），pp.59，96，97.
[148]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11.
[149]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1），pp.147，234.
[150] E.M.Thompson ed.，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5-1622（Volume 2），p.54.
[151] 陈勇：《从呢绒工业看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成长的有利条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152] 永積洋子編『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 1637～1833年』創文社、1987年、330頁。
[153] 参见刘钦、陈景彦《江户时代早期日本海外贸易体系的构建》，《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