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二
在海边，波浪几乎能够打得到的地方，二十几棵树皮黝黑的山樱枝繁叶茂地排列着。新学年伊始，山樱褐色的新芽稚嫩伏帖，在海的背景下，绚烂的樱花随之绽放。又到了樱花如雪的季节，微风拂过，无数花瓣被吹散在海里，随着水波飘荡，渐渐地又被推回岸边。这样遍地樱花的沙滩，被划到东北的一所初中作为校园的一部分。我在没作什么考前准备的境况下，竟然顺利地考进了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制服的纽扣上，帽子的徽章上，樱花的纹样也如这春天的樱花一般绽放着。
有一个算是远房亲戚的，就住在学校的旁边。父亲帮我选了这个海边的樱花初中，也是考虑到这一点。父亲让我寄宿在这个远方亲戚的家里，因为他家就在学校旁边，我甚至听到早操的铃声才跑着出门上学。尽管我是这样一个不思进取的初中生，可是凭借着我逗笑的功夫，我也一天天地成了班上的红人。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所谓远走他乡。在我看来，他乡可是比自己的故乡好玩多了。想来，这或许也是因为自己逗笑的伎俩日益精进，骗人也不像以前需要煞费苦心的缘故吧。然而似乎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就算再有演艺天分的人，即使是神的儿子耶稣，在面对亲人和外人，在故乡和他乡，表演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演员，在自己家乡的剧场是最难发挥出水平的，更何况是换成上上下下聚集一堂的家里，再好的演技也是空谈了吧。然而我就是在这样最困难的环境中练出来的，而且还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像我这么专业的演员，又到了他乡，就算再疏忽大意也是不可能出多大纰漏的。
尽管在我内心深处，对人的强烈恐惧比起在家的时候丝毫未减，可是因为演技的精进，我总是成为班上的开心果。这个班如果没有大庭，该是多好的一个班啊。老师嘴上这么念叨着，却又用手捂着嘴笑个不停。连那些天天用雷声一般的大嗓门嚷嚷的分配到学校里的军人，我都能易如反掌地让他们笑喷出来。
正当我心满意足地觉得已经把真实的自我完美地包装起来的时候，自己却着实意外地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那个捅我刀子的人却出人意料的平庸。他在班上身体最瘦弱，面孔肿胀发青，成天穿着家里别人留下来的、圣德太子的水袖一般的、袖子长半截的旧衣服。他学习一塌糊涂，军训课和体育课都是在一边观战，像白痴一样。正因如此，即使是一贯小心翼翼的我也不由得对他疏于了防备。
那天，体育课上，那个叫竹一的学生（姓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是名字大概是叫竹一），按往常一样站在一旁看我们练习单杠。我故意摆出一副体操选手的严肃表情，注视着单杠，嘿的喊了一声跳起来，然后三不粘地像跳远一样飞了出去，在沙地上着实地摔了个大屁蹲。一切都是在计划之中的出洋相。当然，大家都被逗笑了，在笑声里，我一脸苦笑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沙子。可就在这时候，竹一竟不知不觉地站在我身后，他戳了戳我的后背，低声细语地说：
“故意地，故意地。”
我被彻底震慑了。我从未料到自己精心设计的局竟会被人看破，更不用说是被竹一。那一瞬间，我仿佛坠入了地狱，被炙热的烈焰所包围。我几近崩溃的边缘，想声嘶力竭地呐喊。我咬牙切齿地强忍住内心的抓狂，才算没有爆发出来。
充满不安和恐惧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表面上，我一如既往地演戏逗大家开心，背地里，我却常常在不觉间苦闷地叹气。不论再怎么样的表演，在竹一面前都只是一戳即破的闹剧。这样一来，早晚有一天，我的这些秘密一定会不胫而走，被传得人尽皆知。我只要这么一想，就会出一头冷汗，我会像疯了一样地瞄着四周，察看哪怕蛛丝马迹的可疑动向。如果可能，我真想二十四小时守在竹一身边防止他把秘密走漏出去。我要一边天天缠着他，一边想尽办法让他觉得我所有的逗笑都不是所谓演戏，而是真的。只要能成功阻止他，我甘愿把他拉成我最好的死党。但是，如果这些都失败了，我甚至一味地想过只有期盼他能早死。然而，即使如此，我却从未动过要杀他的念头。对我而言，从小到大，尽管我几度希望死在别人手里，但是杀人这样的想法却一次都没有过。面对那些让我害怕的人们，相反地，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为了拉拢竹一，首先，我在脸上堆满了虚伪的、虔诚信徒一般“温柔的”媚笑，一边用右手轻轻地揽着他瘦小的肩膀，一边朝右三十度左右向他歪着头，用撒娇的猫咪一般甜腻的声音，几次三番地请他到我寄居的家里来玩。可是他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对我不理不睬。终于，大概是初夏的一天放学时，我找到了机会。那天，傍晚的阵雨哗哗地下着，学生们正愁着如何回家，因为自己住的地方就在学校旁边，所以我就像没事人一样向外跑。正要出门，我一眼看见竹一孤零零地倚着鞋柜站着。“跟我走，我借你伞”我跟他说着，还没等他犹豫，我一把抓起他的手跑向了雨中。到了家，我拜托阿姨把我俩淋湿的上衣拿去晾着，就这样，我成功地把竹一骗到了我在二楼的房间里。
我住的家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一个三十左右戴眼镜的貌似抱病在家的高个子姐姐（这个女孩，曾经嫁出去过一次，然后又回到这个家里。我学着家里别人的叫法，管她叫大姐），和一个最近刚从女子学校毕业的、跟姐姐不同、矮个圆脸的叫小节的妹妹。一家三口人，在楼下的店面里卖些文具、运动用品什么的，但是主要的收入似乎是已过世的老爷建成留下的五六间房的房租。
“耳朵好疼。”
竹一还没坐下就说。
“灌了雨水，当然会疼了。”
我看了看他的耳朵。他的双耳里充满污秽，脓血简直快要流到耳朵外面来。
“这可真够呛。肯定很疼吧。”
我夸张地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下着雨就把你拉出来，是我不好。”
我用女生一样的口吻温柔地向他道歉，然后到楼下拿了棉花和酒精。我让竹一侧躺在我的大腿上，专心致志地开始给他掏耳朵。被我这样一搞，即使是竹一，也丝毫没有觉得这是我伪善的技俩。
“你这家伙，一定会有女人迷上的。”
他躺在我的腿上，漫不经心地奉承了我一句。
多年之后我返回头去看，竹一的这句无心之辞竟出人意料地成了恐怖的恶魔的预言。迷上别人，或者被人迷上，这样的说法听上去异常低俗，不正经，充满了卖弄。如果在所谓的“严肃”场合无心地这样说，眼见着就会破坏郑重的气氛，让人严肃不起来。可是如果把“桃花劫”这样的俗话换成“被爱的不安”这样的文学用词，却一下子又与严肃那么贴切。这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帮竹一掏着耳朵，听他说着“你这家伙会有女人迷上”这种不着边际的奉承话。当时的我，尽管只是羞赧地笑笑，什么也没有说，但在我心里却隐隐觉得有点道理。一听到别人说“会有人迷上”这种粗俗的话语就变得沾沾自喜，还“隐隐觉得有点道理”，听起来似乎是在发出愚蠢的感怀，连相声里惹人发笑的少爷都不会说。但我的隐隐觉得有点道理，当然并不是怀着那种玩世不恭的沾沾自喜。
在我看来，人类中女性要远比男性更加难以捉摸。自己家里，女性的数量比男性多，而且亲戚里也有好多是女孩子，再加上之前说过的那些对我犯下“恶行”的女性下人，说我从小就是跟女的一起玩大的一点也不算过分。但事实上，我和那些女人们的相处时如履薄冰，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做。我糊里糊涂地时常踩到老虎尾巴，然后落得遍体鳞伤，那些伤口和从男性那里得到的鞭笞不同，都是些让人痛不欲生的难以治愈的内伤。
女人时而拉近我，时而推开我。她们人前藐视我，冷淡我，而当人都走了，她们又与我紧紧相拥。我时常觉得女人是否是为睡眠而生，因为女人总像死人一般睡去。这些都是我在幼年时代观察到的很多女性的特质，此外还有很多。总之，我觉得女人和同为人类的男人是完全不同的生物，她们以不可思议的方式陪伴着我，让我难以捉摸又无法掉以轻心。“被她们迷上”或者“被她们喜欢”这些表述对我一点都不合适，倒真不如“被她们陪伴”这种说法，更加贴合我的真实情况。
比起男人，女人更喜欢被人逗笑。我再怎么演戏，男人也不至于每天都看着我笑个不停，我自己也深知太得意忘形演过头了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总是注意在演得差不多的时候赶紧收尾。然而女人在这方面根本没有节制，她们一分一秒，每时每刻都希望我逗笑她们。为了应付女人无穷无尽的返场要求，我真是累得精疲力竭。女人可真是爱笑。不知为什么，女人总是比男人能够收集更多的快乐。
上初中的时候照顾我的这家的姐姐也好，妹妹也好，只要一有空就会到我二楼的房间来。我每次都会被她们的突然造访吓一大跳，然后战战兢兢地问：
“做功课？”
“不是。”
我微微抿嘴一笑合上书。
“今天呢，学校里，有一个叫棒棰的地理老师……”
然后开始打开话匣子说起一些言不由衷的好笑的事。
“小叶，戴上眼镜看看。”
一天晚上，妹妹小节和大姐一起到我的房间里来玩，让我几次三番表演逗笑之后，他们又想起了这么一出戏。
“为啥？”
“好啦，试试嘛，快去跟大姐拿眼镜。”
她们从来都是这样野蛮的命令口气。于是，影帝就这样乖乖地戴上了大姐的眼镜。一瞬间，两个女孩就笑翻了。
“太像了，简直和劳埃德一模一样。”
当时，在日本，外国喜剧明星哈罗德·劳埃德深受大家的欢迎。
我举起一只手：
“各位！”
我说，
“这次，为了各位日本的忠实粉丝……”
一句开场白又是把两个女孩逗得大笑不止。就这样，以后凡是城里有劳埃德的电影上演，我每次都会去看，边看边偷偷研究他的表情举止。
还有一次，一个秋天的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大姐像小鸟一样飞快地跑到我房间里来，二话不说就倒在我的被窝上哭了起来。
“小叶啊，你一定会救我的，是不是？这家真是待不下去了，陪我一起走吧。救我，小叶救我。”
就这样，她说着胡话，又开始哭。不过还好，我不是第一次见到女人这样发疯。我对于大姐的一些夸张言辞并不感到吃惊，反倒是觉得有点空洞老套让人听得不耐烦。我爬出被窝，剥开桌上的柿子，递给了大姐一片。大姐哽咽着把它吃了。
“有好看的书吗？借我。”
她说。
我从书柜上拿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给了她。
“谢谢你的柿子。”
说完，大姐不好意思地莞尔一笑，走了。包括大姐在内的所有女人，到底是以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在活着啊？思考这个问题，简直就像揣摩蚯蚓在想什么一样，复杂而麻烦，我真有些吃不消。然而，凭着从小到大的经验，每逢女人那样突然哭起来的时候，只要给她们来点甜的东西，她们吃了大概就都没事了。
妹妹小节也是一样，甚至连她的朋友都会领到我的房间里来，让我像往常一样逗她们开心。可是当她的朋友走了，小节却无一例外地开始说她朋友的坏话，大概就是说那个孩子是不良少女，一定要多加注意之类的东西。既然这样，不带回家来不就好了嘛。拜这两个姐妹所赐，我的房间里来的几乎都是女性客人。
然而，这和竹一奉承我的“会有女人迷上”还相去甚远。那时候的我，说到底，不过是日本东北的哈罗德·劳埃德。竹一那漫不经心的奉承，变作阴暗的预言，以活生生的灾难呈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在那之后好几年的事情。
除了那个预言，竹一还留给我了另一个意义重大的礼物。
“这是妖魔的画。”
曾几何时，竹一来我二楼的房间里玩，得意地让我看一幅他带来的彩色印刷的卷头插画。
我看了心中一惊。现在看来，那一瞬间早已注定了自己今后的沉沦。我看过那幅画，那不过是人尽皆知的凡高的自画像。我的少年时代，正是法国所谓的印象派在日本特别流行的时候。欣赏外国绘画，大概都是从这些人的作品开始，凡高、高更、塞尚、雷诺阿，这些人的画的印刷版本，即使是乡下的初中生也大概都见过。像我，更是看过好多凡高作品的彩色印刷版。尽管我对他巧妙的用笔和鲜明的色彩充满兴趣，可是我却从来没想过这是什么妖魔的画之类的事情。
“那这个怎么样。难不成也是妖魔的画？”
我从书架里拿出莫蒂里安的画集，给竹一看那幅著名的有着古铜色肌肤的裸妇像。
“太厉害了！”
竹一目瞪口呆地感叹。
“就像地狱里的马一样。”
“果不其然，还是妖魔的画哈。”
“我也想，画这种妖魔的画。”
对人本身充满无限恐惧的那些人们，反而越想亲眼看到那些真正可怕的妖魔。越是神经敏感、唯唯诺诺的人们，越是祈求暴风骤雨的降临。啊，这些画家在世间被人这种妖魔所伤害，被逼无奈之下，终于开始相信幻觉。光天化日下，他们眼前都是活生生的妖魔，然而，他们对此毫不掩饰，他们竭尽所能画出自己的所见，正如竹一所说的，勇敢地画出了这些妖魔的画。他们真是我的榜样，我想着，感动得几乎要哭出来。
“我也会去画，画这些妖魔，画地狱的马。”
我不知缘由地用最小的声音跟竹一说。
我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绘画，喜欢看也喜欢画。然而，我画的画并没有像我写的作文一样得到大家的好评。但是，我从来不相信别人说的话。对我而言，作文什么的只不过是讨好别人的工具，就算从小学到高中都以此博得了老师的欢心，我本身对作文却一点也没有兴趣。比起写作，倒是画画（漫画什么的不说），我一直坚持自己初出茅庐的风格，在练习上花了相当多功夫。学校里的绘画模板实属无聊，老师的画又没什么水平，无奈之下，我就自己胡乱地尝试各种各样的画法。可是进入初中，即使我已经有了全套的油画用具，即使我在技法上尽力模仿印象派的画风，我画的画还是像遍地都是的招贴画一样平淡无奇，难登大雅之堂。竹一的话，让我茅塞顿开，让我觉得至今为止我对绘画的认识仿佛都是错误的。我在愚昧而天真地竭力还原那些我感到美的事物的时候，大师们却在凭借主观意识创造美，在令人作呕的丑恶事物面前丝毫不隐藏自己的兴趣，一心沉浸在表现的快乐之中。由此，我按照从竹一那里学到的朴素的绘画的真谛，完全不再在意世人评价。我背着那些常来找我的女人，开始一点点地创作我的自画像。
让自己也不寒而栗的阴暗画像出炉了。然而，这正是深藏心底的真实自我。我也不得不偷偷承认，外表阳光的乐天派，大家的开心果的我，实际上却有着一颗如此阴郁的内心。可是，这画像，我确实不敢给除了竹一以外的任何人看，一方面，我怕别人可看穿我在逗笑下掩藏着这样阴暗的内心而对我产生戒备，另一方面，我也担心他们看不出这才是我的本来面目，反倒认为这是我开发出来的新鲜的逗笑，成为大家的笑谈，那可真是比什么都痛苦的事情。完成以后，我把这画赶紧藏到了柜橱的最里面。
另外，在学校的图画课上，我也是把这种“妖魔画法”封印起来，一如既往地用着还原美好事物的平庸技法画画。
我安心地给竹一看了我的自画像。因为只有在他面前，我才能毫无保留地展示我那容易受伤的神经。得到了竹一的大加赞赏之后，我又接二连三的画了好几幅妖魔的画。
“你这家伙，一定能成为伟大的画家。”
这是我从竹一那得到的又一个预言。
加上我会被女人迷恋的那个预言，竹一的这两个预言深深印在了我心里，跟随我来到了东京。
我原本打算上美术学校，可是父亲却一直希望我上高中，最终能够上大学成为一个政府官僚。父亲这么吩咐了，我不敢说一个不字，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答应了。父亲让我四年级开始就试考高中，正好我在海边的樱花初中四年也差不多玩腻了，当我考取了东京的高中，就没上五年级，四年级一结束就毕了业。我很快住进了学校的宿舍，但是却受不了那里的肮脏和野蛮，根本就没办法去逗笑别人，于是让医生开了一张肺浸润的诊断书。就这样，我搬出了宿舍，住进了父亲在上野樱木町的别墅里。我，无论如何也过不了集体生活。青春的赞美、年轻人的骄傲这样的话更是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和所谓的高中生精神格格不入，在教室里、宿舍里的那种让人感觉透着色欲的、垃圾堆一般的氛围里，连我近乎完美的逗笑，也毫无用武之地。
议会休息的时候，父亲每个月有一两个星期在这座别墅里度过。父亲不在的日子里，偌大的别墅里就剩下我和看门的老夫妇三个人。我有事没事就翘课，可就是这样，我也提不起兴趣去逛逛东京什么的（眼见高中就要毕业，可是我连明治神宫、楠正成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武士墓都没去看过）。我成天泡在家里，要么读书，要么画画。父亲一进京办事，我就每天慌慌张张地装出一幅去上学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是去本乡千驮町的油画家的画塾，或者安田新太郎先生的画塾里，三四个小时地练习素描。自打从学校的宿舍搬出来以后，去学校上课，我也感觉自己好像是个旁听生一样成了班上的外人。尽管那或许只是我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可是我却渐渐越来越抵触，最终变得害怕去上学了。终于，小学、初中、高中就这么一晃就过去了。自己落得连爱校心是什么都不明白，校歌什么的更是一句也没背得。
不知什么时候，我通过画塾的学生接触到了烟、酒、妓女、当铺和左翼思想。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听起来奇怪，可是事实却恰恰就是这样。
有个画塾的学生叫堀木正雄，在东京的市井出生，比我大六岁。听说他从私立的美术学校毕业，因为家里没有地方，就到画塾里继续学习油画。
“能借我五块钱吗？”
我只是见过这个人，可是一句话也没有跟他讲过。我一时间慌了神，不知所措地给了他五块钱。
“好，喝酒去。今天我请你，可以吧？”
我半推半就，最终被他拖到了画塾附近蓬莱町的小酒吧。我和他的来往从此开始了。
“好久以前我就开始注意你了。对对，就是这种腼腆的微笑，前途无量的艺术家才有的表情啊。来，喝了这杯酒，咱们就是兄弟了。干！绢小姐，这家伙帅吧？小心被迷住哦。因为这家伙来了画塾，很遗憾，我只能沦为二号帅哥了。”
堀木长着一张端正的小麦色的脸。他穿着画塾学生里不多见的正式西装，系着朴素的领带，打着发蜡的头发齐齐地从中间分成两半。
或许是由于在我不熟悉的地方，我紧张得一会交叉着双臂，一会又松开。我只是一味腼腆地笑着。可是奇怪的是，当两三杯啤酒喝下肚，我竟然觉得自己渐渐放开了，变得轻松了很多。
“我，本来是想着进美术学校的……”
“别介，太没劲。那种地方，没意思。学校什么的，都没意思。我们的老师啊，尽在大自然中！对大自然的激情！”
然而，他说的这些，我从来就没认真地听进去过。我觉得他就是白痴一个，画的画也一定好不到哪去，可是作为玩乐的狐朋狗友，可能还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对当时的我而言，他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货真价实的社会上的小混混。他和我不是一路人，但是我俩都是在迷茫中生存，完全游离在现实生活之外，从这点来说，我们又确实得归为同类。只是他毫无意识地逗笑别人，完全感受不到逗笑的苦痛，这点和我有着本质的不同。
只是玩乐而已，我跟他只是酒肉之交。我心里一直看不起他，我甚至为自己和他交往感到丢人。可是，就这么和他混着混着，终于，连他都把我打败了。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这个男的不错，是个难得一见的好人。在东京他是个不错的向导，连我这种害怕与人交往的人都能完全放下防备，放心跟他去玩。实际上，如果我是一个人，乘电车我会害怕列车员，去歌舞伎剧院我会害怕正门口铺着红地毯的台阶两侧站成排的迎宾小姐，去餐厅我会害怕默默站在我背后准备撤盘子的服务生，特别是在结账的时候，啊，简直不敢想自己那种生疏的动作。买东西交钱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是舍不得花钱，是因为特别紧张，特别不好意思，特别不安而害怕，我常常会感到头脑发晕，眼前发黑，几乎要疯掉。哪里顾得上砍价，找的钱不说，甚至是买的东西我都常常忘了拿。其实也因为我一个人真的是在东京寸步难行，我才不得已整天泡在家里无所事事的。
然而，只要把钱包交给堀木，和他一起出去，一切就截然不同。他很会砍价，而且会玩。他知道如何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比如他带着我不坐出租车，改乘电车、公车、渡轮等各种别的交通工具用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比如一早从妓院回来，他亲身教我中途停经某某饭馆，泡个晨浴，喝个酒吃个汤豆腐，不但没花多少钱，而且很享受。还有别的，他告诉我路边摊的牛肉饭和烤鸡串又便宜又有营养，向我保证没有比电子白兰地(1)让人醉得更快的酒等等。总之，有了堀木，对于结账这件事，我是再也不用感到恐怖和不安了。
除此之外，和堀木交往受益匪浅的是，堀木根本不管对方的感受，二十四小时激情四射（那些激情本身或许就是不顾别人感受的表现）地满嘴跑火车。两个人走得累了，也根本不用担心落入令人尴尬的沉默中。面对别人时，本身就不善言辞的我，因为担心冷场，总是拼命地演戏逗笑别人。现在堀木这个白痴，无意识地就自己把我逗笑的角色担了过去，我都不用怎么仔细回话，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只要时不时地笑着说上一句“不会吧”就够了。
渐渐地我明白了，烟、酒、妓女，哪怕只是短暂的一时，都是能分散我对人的恐惧的相当好的方法。我甚至开始觉得，为了这些，即使花光一切我也心甘情愿。
在我看来，妓女这种人就像弱智或者疯子，既非常人，也非女性。和她们同床共枕反而让我觉得安心，能够安稳睡去。她们没有半点贪念，这一点甚至让我觉得她们可怜。不知她们是否也对我抱有同类的亲切感，总是毫不吝啬地自然地对我好，那是没有半点所求的好意，没有半点强买强卖的好意，面向或许再也不会重逢的人的好意。有些夜晚，我真的在这些弱智或者疯了的妓女身上感受到了圣母玛利亚一般的光芒。
就这样，我为了逃避对人的恐惧，为了求这仅此一夜的安生，去妓院里，找这些恰和自己“同类”的妓女。然而，玩得多了，不知不觉之中，我身上开始下意识地散发出一种让人不自在的气质。这真是我从未想到过的所谓“后遗症”。这种“病症”渐渐鲜明地在外表上浮现出来，被堀木调侃过以后，我不由地愕然，觉得恶心。别人看来，通俗来讲，就是自己通过找妓女玩了不少女人，最近猎艳的水平明显上升了。据说找妓女来练习情场功夫，是最难也最有成效的方法。我身上沾染的这种“花花公子”的气息，让无数女性（不单是妓女）本能地被我吸引，闻风而来。作为“后遗症”的这种猥亵的、不知廉耻的气质，已经远远地埋没了我那求一夜安生的初衷了。
堀木跟我说的话也许是半带奉承，但是，我自己也亲身遇到很多让我喘不过气来的事情。比如，我记得酒吧的女招待曾经给我写过幼稚的情书，樱木町的别墅邻居将军家二十岁左右的女儿，每天早上都会画化着淡妆，在我上学的时间，有事没事地在我家门口转悠，“去吃牛肉吧”，即使自己一言不发，那个女店员都会……再有，经常去买烟的店老板的女儿会在递给我的烟盒里……再有，去看歌舞伎吧，邻座的女孩……再有，自己醉倒在深夜的市内电车上……再有，意外收到家乡亲戚的女儿寄来的写满思念的信……再有，不知是哪个女孩趁我不在的时候送给我亲手制作的偶人……以上这些，因为我的置之不理，都一一无疾而终，没有一点后话。不是我信口胡诌地吹牛，这种附着在我身上的，让我身边的女人心驰神往的气质令我无法否认。自从被堀木这种人指出这一点，我就感受到一种近乎屈辱的痛苦，自此，也就对去妓院找妓女很快失去了兴趣。
此外，一天，堀木为了爱慕虚荣赶时髦（到现在我也从堀木身上想不出别的理由来），还带我去了一个自称什么共产主义读书会（名字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叫R·S什么的）的地下研究会。对堀木而言，可能带我去这个共产主义的地下组织也不过就是一直以来“东京向导”的一部分罢了。他把我介绍给所谓的“同志”，让我买了一本宣传手册，然后我们就听一个长相奇丑的领头的年青人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然而，我感觉那些东西我似乎早已看穿，比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人的内心深处无疑还藏着更加艰深，更加恐怖的东西。这些东西用欲望无法充分形容，用虚荣无法充分形容，色和欲两个加在一起，也无法充分形容，具体是什么尽管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在人世的最深处，让我感觉并不仅仅是经济，而是什么更加光怪陆离的东西。对于被那种光怪陆离的东西完全吓倒的我，尽管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而然地承认所谓唯物论，可是通过唯物论我并没有摆脱对人的恐惧，像眼见春天的新芽带来希望一样感到欣喜。但是即便如此，我却一次也没有缺席过R·S（我记得是这个名字，但也有可能不是）的各种会议。我看着“同志”们像处理一等一的大事一样，摆出郑重其事的表情，潜心研究那些不比一加一等于二的初等算数复杂多少的理论，觉得搞笑得不行。我用自己最擅长的逗笑本领努力让大家开心，由此打破研究会的沉闷气氛。就这样，渐渐地，我也毫无争议地成了这个地下组织不可或缺的开心果。那些单纯的年青人或许理所当然地把我看成和他们一样单纯、搞笑的乐天派的“同志”，如果真的是那样，我简直是从头到尾都在哄骗这些人。我不是他们的什么同志。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不缺席，一如既往地逗笑这里的人们。
我是因为喜欢才这样做的。我挺欣赏这里的人们，当然这种欣赏并不是因为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而生的情愫。
不合法，这才是让我偷偷乐在其中的原因，这里简直让我乐不思蜀。世间那些所谓合法的东西，反而让我觉得恐怖（他们让我感到深不可测的强大），我摸不透其中的奥妙，在所谓合法的没有窗户，阴冷刺骨的房间里，我如坐针毡。即使外面是不合法的汪洋，我也会奋不顾身地跳出去游泳，直到最后一口气，这样让我觉得快活得多。
有一个词叫渣滓，被用来瞧不起那些在人世中失败、破落、道德丧失的人。然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天生的渣滓，当我见到那些被世间戳着脊梁骨说是渣滓的人时，心里总会不由得心生同情，那样的同情甚至会让我陶醉。
还有一个词叫犯人意识。这个尘世中，一方面我的一生被这种意识折磨，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却或许早已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像我的糟糠之妻一般在孤独中与我为伴，陪我嬉戏人生。我还听说过一句俗话，叫腿上有伤怕人知。那样来看，我的伤，早在我还是婴儿时就已经自然地长在我的一条腿上，长期以来，不要说治愈，那伤却是越发加深，几乎发展到了骨头。尽管疼痛让我夜夜如临十八层地狱（这么说或许听上去很奇怪），可是这伤却渐渐地变成了比自己的血肉还让我亲近的的存在。与其说那伤带来了疼痛，不如说那伤带来了温情，只让我觉得像是爱的缠绵耳语。对于这样的我，那个从事地下运动组织的氛围，只会让我觉得安心而自在。总之，比起运动本身的目的，我感觉运动的性质更合我的心意。至于堀木，他不过是个一无所知的看客，自从把我介绍进组织的那一次开始，就冠冕堂皇地借口说马克思主义在关注生产方面的研究的同时，也要有必要进行消费方面的视察，从此再也不跟组织接触，有事没事只想着拉我出去一起进行所谓消费方面的视察。想来，当时真是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像堀木这种为了虚荣的时髦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像我这种只是因为中意这种不合法的氛围，赖在组织里的人。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被真正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揪出来，他们肯定会对我们大发雷霆，把我们作为卑鄙的叛徒即刻扫地出门吧？然而，我，甚至连堀木都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尤其是我，比起在合法的绅士们的世界里，我在这个不合法的世界反而更是如鱼得水，大显才能。我被看成是前途无量的“同志”，被委以各种被他们过度渲染的秘密重任。而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们的各种任务，每次都是欣然接受，也从来没有因为办事不利索而失误，被狗（同志给警察的称呼）怀疑，抓去审问。我一边自己笑着，一边也逗别人开心，就这样算是顺利无误地干着那些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危险的事（这些搞地下运动的家伙，会像有多大事一样地紧张，仿佛在演绎侦探小说里的情节一样，以极高的警惕性，对交给我的傻子都会办的芝麻大点的小事不厌其烦地千叮咛，万嘱咐）。我当时的想法是，即使自己成了党员被抓起来，以后终身都要在监狱度过也无所谓。在我看来，比起我现在每天都害怕世间人们的“真实生活”，每夜在无眠的地狱中呻吟，监狱对我而言，也许更能让我过得开心。
父亲住在樱木町的别墅时，不是会客，就是外出，即使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三四天我们都见不上一面。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害怕父亲，对父亲敬而远之。我甚至想过干脆从这个家里搬出去，找个寄宿家庭什么的，但是我说不出口。就这样，终于，我从别墅看门的老大爷那里听说父亲打算把这个别墅给卖掉了。
父亲作为议员的任期行将期满，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父亲也没有打算再继续参选。父亲已经在故乡建了一栋隐居的住所，而且对东京似乎也没有什么留恋。他估计是觉得留着宅子和佣人只给我一个高中生用实属浪费（和世间别人一样，父亲怎么想的我也搞不太明白），总之，这栋别墅很快就易主他人，我呢，则被迫搬到本乡森川町一个叫仙游馆的老旧寄宿家庭的昏暗房间里，生活上也一下变得拮据起来了。
在那之前，尽管父亲每个月给的定额的零用钱到我手里两三天就会用光，可是因为家里总是备着烟、酒、奶酪、水果，日常生活一点也没有问题。书啊，文具啊，还有和穿相关的各种东西，都可以到附近的店里用所谓“记账”的方法赊来，即使是我请堀木吃个荞麦面或者炸虾饭，只要在父亲经常光顾的店里，不掏腰包就走也不会怎样。
然而一下子到了寄宿家庭开始自己生活，当所有的费用都要从那每月定额的零花钱里挤的时候，我慌了。寄来的钱依旧是两三天就不见了，我慌得手足无措，几近抓狂。我给父亲、哥哥、姐姐轮番的发电报要钱，然后再写信细说自己的窘境（信里哭诉的情况净是些为逗笑他们而胡编乱造的剧本。求人之前，必须先博人欢心，我是这么想的）。另外，我还被堀木怂恿，走投无路地开始去当铺换钱。但即使如此，钱还总是不够花。
说到底，自己在这个无亲无故的寄宿家庭里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我害怕自己一个人待在寄宿家庭的那间房间里，我觉得随时会有人窜进来，把我一击毙命。就这样，我尽量出去，要么帮助那个地下组织的人做事，要么和堀木一起出去转悠，喝点便宜酒。与此同时，我的学业和画业双双荒废。直到我高中入学以来的第二年十一月，闹出和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殉情的事件，我的生活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一直以来，尽管我常常翘课，一点也不学习，可是我偏偏总能像事先知道考试答案一样拿个不错的成绩，在故乡的家人那里蒙混过关。然而，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终于，因为出席日数不足等原因，学校给故乡的父亲秘密地打了报告。我从作为父亲的代理的长兄那，收到了长篇大论的警告信。尽管如此，比起这个，没有钱，以及那个组织的任务已经到了由不得我三心二意地繁忙剧烈的境地，这两件事更让我直接地痛苦。说是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总而言之，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一带学校马克思主义学生的行动队队长这个职位落在了我身上。说要搞武装起义，我就买了小刀（现在想起来，那刀脆得连削铅笔都不够），放在雨衣的口袋里，然后满世界跑，进行所谓的“联络”。我真想好好喝一顿酒，睡个好觉，但是，没有钱。可是P（我记得我们用这样的隐语代替党，但是也可能不对）那边却一件接一件让我喘不过气来地给我下任务。我一直孱弱的身体真的是已经吃不消了。我本来就只是因为对不合法有兴趣才帮这个组织做事，现在闹到假戏真做，让我忙到要死，我是真的做不下去了。你们找错人了，你们应该找你们直系的人干这些事，我忍不住对P的那些人产生了这种厌恶的情绪，就这么逃走了。然而逃走以后，我的心里却着实不好过，我选择了去死。
那时侯，对我暗送秋波的女人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我寄住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这个女孩，每次在我帮那个组织做完事，累得半死地回来，晚饭也没吃就睡下以后，就会拿着信纸和钢笔到我的房间里来。
“对不起，楼下的弟弟和妹妹太吵了，没办法好好写信。”她说。然后就这么在我的桌子上一趴一个多小时写信。
我原本可以不理不睬地就这么睡过去，可是因为看得出她特别希望我和她讲话，尽管我是没有半点想聊天的心情，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发挥自己逆来顺受、为人服务的精神，不顾自己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一鼓作气翻过身来趴在地上，点上烟：
“听说有个男的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呢。”
“呦，真是的。是你吧？”
“我的只够煮牛奶而已。”
“好样的，那你就喝吧。”
这个女的能不能快点走啊，我想，说写信什么的，根本都是些幌子嘛，这么半天，她肯定一直都是在用假名画脸谱。
“给我看看。”
我心里想着我死也不看那信，嘴上这么一说。“不行，你讨厌，不行，你讨厌！”看着她那自作多情的高兴样，真是丢人，我越发忍不下去了。我想着，我得给她找点事把她打发走。
“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去铁路旁边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我实在太累了，脸上像发烧似的，让我反而睡不着。不好意思。钱，我……”
“不用啦，钱不钱的。”
她高兴地起身走了。吩咐女人办事，她们不但不会嫌烦，反而会因为男的愿意托她们办事而开心。这一点，我早就心里有数。
另一个女人，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生，是我所谓的“同志”。因为帮那个组织做事，不管愿不愿意，我和她每天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使办完公事，她也总是跟着我，然后硬给我买这买那。
“把我当成亲姐姐就好了。”
她的话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强颜欢笑地说，笑容里都浸满了愁苦。总之，惹急了她一定很可怕。不论怎样，我都一门心思想着要把她敷衍到底。就这样，我越来越顺从这个又丑又烦人的女人。她买东西给我（因为她买的东西净是些恶俗的玩意，我基本都是马上转手就把它们送给烤鸡店的老板什么的）我就装出一幅开心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她说什么都不肯让我走，把我逼到无路可逃，我就在路边的幽暗之处无可奈何地吻了她。接着她就像花痴一样疯狂起来了，她叫了出租车，把我领到大概是组织为搞地下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写字楼办公室模样的小房间里，跟我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这个亲姐姐可真可以，我暗自苦笑。
房东的女儿也好，这个“同志”也好，因为环境关系，每天都是和我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没办法像以前对待那些女人一样成功疏远她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又因为我一直都胆小怕事，最终我只能选择拼命讨好这两个人。我在被金钱束缚之外又如出一辙地被女人束缚住了。
与此同时，我还受到了银座的一个大酒吧里女招待的意外恩惠。仅仅是一面之缘，我却对那恩惠念念不忘。满腹的担心和杯弓蛇影的不安让我几乎动弹不得。那个时候，即使不靠堀木帮忙，我也能一个人乘电车，一个人去歌舞伎剧院了，我甚至还能穿着碎花和服，装出一副厚脸皮的样子一个人进去酒吧之类的地方。我的内心，还是一成不变地对人们的自信和暴力等感到疑惑、恐惧和苦恼，可单是表面上，我却一点点地能和别人进行像模像样的交流了，不，不对，因为那些交流都少不了自己那种失败的逗乐的苦笑作陪衬，但是总之，即使是不着要领的交流，我也算是能够施展这种“伎俩”了。这是通过为那个地下组织奔走而学到的吗？或者说是女人？还是酒？应当说，金钱的拮据是最大的功臣。那时候的我觉得，既然哪里对我来说都是恐怖，不如干脆到大酒吧里被众多醉汉、女招待、男学徒包围起来，隐没在他们之中，那样或许更能让我那颗无时无刻不被外界牵绊的心得到慰藉。我就带着十块钱，一个人去了银座的那个大酒吧。
“只有十块钱，看着来吧。”
我笑着对接待我的女招待说。
“别担心。”
她的话里带着点关西腔，但是，正是这简短的一句话，奇迹般的让我战战兢兢的心平静了下来。那并不是因为我不需要担心钱不够了，而是待在这个女招待的身边，让我把所有的担心都放下了。
我喝了酒。因为那个女招待让我安心，反倒没有心情去逗笑了。我毫不掩饰沉默寡言的、阴森的真实自我，一个人就那样默默地喝着酒。
“喜欢这些东西吗？”
女招待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在我面前。我摇了摇头。
“光喝酒啊？那我也喝点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天的晚上。我按照常子（应该是这个名字，可是因为记忆渐渐淡薄，我也不是特别确定。这就是连一起殉情的女子的名字都能忘了的我。）说的，去了银座后面的一个路边的寿司摊，一边吃着味如嚼蜡一般的寿司，一边等她。就算我能忘了她的姓名，那时候吃的寿司的难吃劲，却不知为何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那个光头的寿司师傅，长着大青蛇一样的脸，摇头晃脑，好像练了许多次一样装模作样地捏着寿司的样子现在仿佛还鲜明地浮现在眼前。甚至到了好多年以后，在电车什么地方，好几次，我看到一个人长得面熟，然后想上很久后苦笑着恍然大悟，原来是像那时侯的寿司师傅啊。事隔多年，连她的姓名和长相都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渐行渐远，可唯独那个师傅的脸我甚至还能准确地画成画，这大概是因为那时侯的寿司实在太难吃，给我带来了更多寒冷和苦痛的缘故吧。原本，就算别人带我去以好吃闻名的寿司店里吃，我都从来没觉得有多好吃过。在我看来寿司这东西太大了，每次吃的时候我都在想，就不能捏成大拇指那么大吗？
她租住在本所(2)一家木工店的二楼，我在那里，一点都不隐瞒自己平日里那阴郁的心。我像是害了严重的牙疼，一手托着下巴，一边喝茶。然而就是这么一副模样的我，却让她看了怜爱。她自己也是一样，仿佛身处萧瑟秋风中，任身边落叶纷飞，这个女人让人感到是彻彻底底地孤单。
同床共寝，我从她口中渐渐得知她是比我大两岁的广岛人。她跟我讲她是有夫之妇，丈夫曾经在广岛经营理发店。去年她俩一起私奔到东京，丈夫却在东京不务正业，最后因为诈骗罪被抓进了监狱。我每天都会去监狱给他送点这啊那的，但是，明天开始我决定再不去了，她说。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她说话不得要领，总是抓不住重点的原故吧，我对这个女人的身世一点也提不起兴趣。她跟我说那些，对我而言都像是在对牛弹琴。
我好孤单。
比起女人千言万语的身世，或许这样短短的一声叹息无疑会更让我感同身受。然而，即使我这么期待着，我也从未听世上任何一个女人这么说过，这真是不可思议。可是，尽管常子嘴上没说过“孤单”，那种无声的孤单却仿佛在她身体周围筑起了一寸左右厚的气场，只要靠着她，自己也会被那气场包围。那种气场和我的那种带着些棱角的阴郁气场相得益彰，就像枯叶贴伏在水底的岩石上一样，让我忘记了所有恐怖和不安。
我记得我也曾和那些弱智的妓女一起安心熟睡，但是，这和那些是截然不同的（首先，那些妓女们都是很阳光的）。和这个诈骗犯的妻子一起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是幸福（像这样毫不犹豫地用这么夸张的词，我保证在我的手记里绝无二次）而释然的一夜。
然而，仅仅只是一夜。早上，醒过来，爬起身，我又变成了原本那种轻薄而虚伪的演员。我是懦弱的人，连幸福都会害怕。柔软的棉花会伤到我，幸福也同样会伤到我。在那之前，我慌忙地退回伪装的壳，打算与她就此了断。
“不是有句话叫财尽即缘绝嘛。其实它的本意是正相反的。不是说男的没有钱就会被女的甩掉，而是说男的会甩掉女人。男人只要没有了钱，他们就会变得意志消沉，一事无成，连笑的力气都没有。然后他们会变得乖僻，最终自暴自弃。他们会甩掉女人，疯了一样地和女人决绝。这是金泽大辞典的解释，真可怜。但是那样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我确实记得，我的一派胡言让常子笑了出来。久留无益，不如先走，我这么想着，连脸都没洗就急忙离开了。当时的我还不知道，我胡乱讲出的“财尽即缘绝”到了后来竟然生出了意外的枝节。
从那之后一个月，我都没有和那夜遇到的这位恩人见面。分别的时间越长，当初的欣喜越渐渐淡薄，在酒吧里所受的那些不值一提的恩惠反倒时时令我放心不下。那时候酒吧里的账，都是常子帮我付的，这种俗事也开始令我耿耿于怀。这些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紧紧束缚着我的心，让我觉得常子到底也是和那个寄宿家庭的女儿、那个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一样是对我步步紧逼的女人。即使相隔很远，也无法缓解我因此而生的恐惧。而且，我原本就害怕再次见到和我同床共寝的女人，因为我一厢情愿地觉得她们再见到我一定会突然发作，向我咆哮。终于，我连银座都变得避而不去了。但这种回避真的不是因为我是始乱终弃的人，这只是因为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女人是如何做到把同床共寝和次日一早起床后的生活完美地一分为二，进退自如地活在那样的二重世界中的。
十一月末的一天，我和堀木在神田的路边摊上喝了酒。结了账，那个混蛋竟然还吵着要去别的地方喝。走嘛，再喝点，明明知道我们没什么钱，他还是在那死皮赖脸。那个时候，也是因为酒后壮了胆，我就跟他说：
“好！那我带你去人间天堂，做好准备啊，那里可是所谓酒池肉林的……”
“酒吧？”
“对。”
“走！”
就这样，我们俩坐上了市内电车。车上，堀木放出大话：
“老子今天想玩女人。找个女招待什么的让我亲亲。”
我不喜欢堀木的这种酒后乱性。然而堀木正是利用这一点，挑拨我的情绪。
“瞧着啊，一会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亲给你看看，瞧着啊。”
“随便你。”
“好嘞，老子正想玩女人。”
就这样，我和堀木在银座四街下了车。仗着有常子在那里，我带堀木身无分文地进了那个所谓酒池肉林的大酒吧。我俩刚刚找了个空着的隔间面对面的坐下，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就朝我们走过来了。看到那个不认识的女招待坐在我旁边，常子就一屁股就坐在了堀木旁边。我顿时一阵纠结：常子，马上就会被亲。
我并没有感到惋惜。本来自己就没有什么占有欲，即使偶尔我会隐隐觉得心有不甘，我也没有本事勇敢地站出来和别人争执，维护自己的利益。正如到了后来，我甚至一言不发地看过自己有实无名的妻子被别人强奸。
我尽可能地远离人们的各种纷争，唯恐被卷入其中。常子和我，只是一夜的缘分，她不是我的女人。我没有理由为她感到惋惜，为她出头。但是，看着那场景，我心里还是一阵吃惊。
眼看着常子就要被堀木一口亲下去，我觉得她真的很可怜。被堀木占有过的常子，大概也没法再跟我在一起了吧，而且我自己也没有想挽留常子的那份心。啊，一切只能落幕。一瞬间我想着常子的不幸，为之揪心。但我马上又像没事人一样让那些想法瞬间断灭，我端详着堀木和常子的脸，淡淡地笑着。
事情出人意料地向更坏的地方发展了。
“算了。”堀木撇着嘴说，“我还没到了非要和这么穷酸的女人……”
他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两手插在胸前，一边苦笑，一边瞄着常子。
“酒拿来，钱没有。”
我低声对常子讲。心里真想就这么喝到一醉不醒。在所谓俗人的眼里，常子只是一个低贱、穷酸的女人，连让醉汉亲吻的价值都没有。这个事实太过出乎想象，就好似晴天霹雳，让我难以接受。我一杯又一杯，从没喝过那么多酒，醉到摇摇晃晃。我和常子相对无言，只是彼此悲伤地微笑。常子被堀木说成那样，让我也不由得觉得她不过就是一个为了生活疲于奔命的穷酸女子。然而同时，我的心头又涌上一种见到为钱苦恼的同路人的亲近感（尽管有点老掉牙，我到现在也一直觉得贫富两路是戏剧永恒的主题之一）。我觉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主动对别人萌生了些许爱恋，我爱常子。我吐了，然后失去了知觉。喝酒喝到这样没有一点意识，我还是第一次。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常子正坐在我的枕边。我睡在本所的木工店二楼的房间里。
“说什么财尽即缘绝，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原来你是说真的啊。你也不来看我，我们的缘分还真是绝得让人摸不着头脑哈。我出去赚钱，不行吗？”
“不行。”
就这样，她也睡了。黎明的时候，我从她嘴里第一次听到了“死”这个字。为了生活而奔波，她确实太累了，我这方面，想到对于人世的恐惧、苦闷、钱、地下运动、女人、学业，我也真的没有信心继续活下去。我爽快地同意了常子的提议。
然而，那时侯的我，还没完全做好死的准备。在我心里，总觉得死这件事好像不过是一种什么游戏。
那天上午，我俩徘徊在浅草六区，走进咖啡馆，喝了牛奶。
“你先付一下钱。”常子说。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拿出钱包打开一看，只有三枚铜钱。那一瞬间，悲凉多过羞耻。我脑中闪过我在仙游馆的那已然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面除了制服和被褥以外，能够拿去典当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剩下。那点东西，加上我现在穿的碎花和服和披风，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我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我已经没法活下去了。
她看着我愣在那儿，就站了起来，朝我的钱包里看了看。
“哎呀，只有这点？”
尽管她话出无心，对我却又是彻骨之痛。第一次，我仅仅因为我爱的人的话而受伤。三枚什么钱也不是的铜钱。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从未尝过的奇耻大辱，让我无法苟且于人世。说到底，这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己，还没有完全摆脱富家子弟的自我意识吧。就这样，我终于下定决心，即使是我一个人，我也必须得死。
那天夜里，我们在镰仓跳了海。她说她的腰带是酒吧里的朋友的，然后就把腰带解下来叠好放在了岸边的石头上。我也把披风脱了，放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就一起走向了水里。
她死了。然而我却得救了。
大概一方面因为我是高中生，另一方面因为父亲的名声具有一定的所谓新闻价值，这件事在当时在被媒体上，被作为重要新闻大肆炒作。
我被海边的一所医院接收。然后，从家乡来了一个亲戚，帮我处理了各种各样的后事。他在走之前告诉我说因为以父亲为首的全家都对我的事情大为愤怒，可能会和我断绝家族关系。可是，当时，比起这个事情，我却无限想念死去的她，每天以泪洗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女人里，我只爱过这个穷酸的常子。
寄宿家庭的女儿给我寄来了洋洋洒洒罗列着五十首短歌的信，里面净是以“活下去”这种奇怪的词开头的短歌，整整五十首。另外，护士们也常常快乐地笑着来我的病房里玩，其中有护士走之前还会紧紧地捏着我的手。
我在那间医院里检查出左肺有问题，这在之后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因为涉嫌帮助他人自杀被警察带走。在警察局里，他们见我是病人，特别准许我住在医务室里。
深夜，在医务室隔壁的传达室里值班的上了年纪的老警卫，悄悄的把两个房间中间的门打开。
“喂。”他叫我。
“冷吧，过来烤烤火。”他跟我说。
我故意步履蹒跚地去了传达室，坐在火炉边的椅子上。
“还是忘不了死了的那个女人吗？”
“嗯。”
我装出一副气若游丝的样子，小声说。
“那也是人之常情啊。”
接着，他越来越得寸进尺了。
“最初在哪儿和那个女人发生关系的？”
他好像自己就是法官一样装腔作势地问我。他是看我是个好欺负的孩子，自己故意装出一副调查主任的模样，想借此引我说些猥亵的故事聊以排遣秋夜的空虚。我早就看穿了他的把戏，拼命忍住不笑出声来。尽管我知道我有权完全不回答这个警卫所谓的“非正式审问”，但是反正漫漫长夜无心睡眠，我索性展示出自己的诚意，一门心思地装出自己深信这个警卫就是真正的调查主任，我的量刑全在他一念之间，于是给他说了一套基本能满足他肮脏的好奇心的胡编乱造的“供词”。
“嗯，我大致明白了。看你这么配合，我这边也会想办法帮你争取一下。”
“谢谢你。那就麻烦你了。”
我都佩服我自己出神入化的演技。可是，这场以假乱真的戏却一点也没有帮上我的忙。
第二天早上，我被署长叫了出去。这次，才是真正的调查取证。
我刚刚推门进到署长室，署长就说：“嗬，真帅。这事不是你的错。要怪也只能怪生出你这个帅儿子的妈。”
那是一个皮肤略黑，像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被他这么劈头盖脸的一说，我就仿佛是半边脸上长了胎记，或者是身有残疾一般感到自卑。
然而这个柔道或者剑道选手一般的署长，调查取证却非常简洁，跟昨夜那个老警卫偷偷摸摸、不知廉耻的色情“调查”简直是天壤之别。盘问结束，署长一边填写发往检察院的文件，一边说：“不把身体养好怎么行，听说你血痰都咳出来了，不是吗？”
那天早上，我不知为什么有点咳嗽。因为我咳嗽的时候都是用手绢捂住嘴，他是看见我手绢上沾着的红晕般的血才这么说的。然而，那却不是从我喉咙里吐出的血，那是我昨天晚上抠我耳朵下面长出的痘痘时出的血。我可以告诉他，但是鉴于当时的情形我觉得还是不说为妙，于是我就低下头，诚心诚意地应了一声：“明白。”
署长写好文件对我说：“起不起诉要由检察长决定，你在这边有监护人或者保证人什么的，给他打个电话今天来横滨的检察院接人吧。”
我记得给我作学校保证人的是一个叫涩田的，以前经常出入父亲东京别墅的古董书画商人，四十几岁，独身，五短身材，和我们是同乡，在父亲身边一直是个小丑一般的打杂角色。因为他的脸，特别是他的眼神看上去像比目鱼，父亲一直就叫他比目鱼，我也就跟着那么叫他。
我借了警察局的电话薄，找到比目鱼家的电话，给他打过去让他到横滨的检察院来接我。电话里的他是一种神经病一样的嚣张态度，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答应了。
“喂，赶紧把那个电话拿去消消毒，那个人刚才血痰都咳出来了。”
我回到医务室坐下，听到署长大声地吩咐警卫，声音大得我都能听到。
过了中午，一个年轻的警卫用细麻绳把我绑好，上面再给我套上披风，他手里紧紧地捏着麻绳的一头，就这样，我们两个一起乘上电车，赶往横滨。
我没有一点不安，甚至开始怀念警察局的医务室和那个老警卫。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作为犯人被绑着，心里却反而放松下来，觉得踏实自在。那时侯的这些回忆，现在写起来都让我觉得开心愉快。
可是就是在这些令人怀念的记忆里，还夹杂着一次让我出了一身冷汗、终生难以忘怀的悲惨失败。我在检察院一间昏暗的房间里接受检察官简单的调查。检察官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稳重大气的男人（如果说我长相还不错，那也一定是所谓淫亵的美貌，那个检察官的长相看上去既有智慧，又有风雅，不由得让我觉得那才是正统的美貌）。在他面前，我完全没有戒备，了无兴味地说着事情的原委。突然，我感觉又要咳嗽，就从袖子里拿出手绢。我一眼看到手绢上的血，想起这咳嗽说不定能像上次一样帮我博得些许同情，我就在喀喀两声真咳之后故意添油加醋地夸张地咳了一阵。我用手绢捂着嘴，瞥了检察官一眼，但惊险就是那一瞬。
“真的假的？”
我看到的是检察官异常冷静的微笑，顿时一身冷汗。唉，现在想想都让人手足无措。如果说初中时，傻蛋竹一的“故意地，故意地”曾一把把我从背后推入深渊，这次的经历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我人生中演技两次最大的失败。我有时候甚至觉得，与其被检察官这样冷静地侮辱，真不如直接给我判个十年来得爽快。
我被判了延缓起诉。但是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觉得活着根本没意思。我坐在检察院等候室的长凳上，等着比目鱼来接我。
透过背后的高窗可以望见黄昏的天空，飞翔的海鸥划出“女”字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