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十七歲入讀柏拉圖的學院，長達20年之久，是學院的傑出學生。雖然深受柏拉圖的影響，但也是柏拉圖學說的嚴厲批評者，其名句正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亞里士多德反對柏拉圖的理型論，認為觀念（即理型）不是獨立於個別事物而存在，而是存在於個別事物之中。舉個例，「人」這個觀念是不變的，意思是人的本質不變，但本質並不是獨立存在，而是存在於個別的人當中，個別的人會死，但人的本質卻不會消失。既然本質是存在於個別事物之中，所以要認識事物的本質，就必須研究具體事物。
希臘三人幫
古希臘最傑出的三位哲學家就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也有着師承的關係。
亞里士多德被譽為學問之父，的確，他是很多學科的奠基人，例如生物學、氣象學、邏輯學、物理學、修辭學、倫理學和政治學等等。亞里士多德也是第一位將政治學從倫理學區分出來，他所寫的兩本書《政治學》和《倫理學》就分別探討政治和道德的問題。
1 目的論
亞里士多德有一個目的論的宇宙觀，他認為萬物都有其特定的目的，一件事物的目的就在於實現它的功能，例如醫療的目的是為了健康，法律的目的則是為了正義；那麼，人生的目的又是什麼呢？什麼才是人的功能呢？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最高級功能是理性，也是人的本質；所以人生目的就是充分發展其理性的能力，實現人的本質。充分實現理性就是過着理智的生活，成就德性。亞里士多德認為有兩類德性，一類是知的德性，另一類是品格的德性；前者是理性的直接實現，例如智慧，後者是人的非理性部分如情感、慾望和意志等服從理性的指引。擁有這些德性的人就是一個幸福的人，幸福的生活涵蘊着快樂，比起其他活動如運動和遊戲所得的快樂更為自足和持久。當然，這並不排斥名譽、金錢和地位也能增加我們的快樂，只是這些都不是幸福的必要條件。
亞里士多德認為，倫理學研究的是一個人如何過美好的生活，而政治學是研究一個社群如知過美好的生活，而個人的美好生活的實現是離不開群體的。換言之，人生目的跟國家目的是分不開。亞里士多德說：「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意思是人的本性是群居，自然組織家庭，由家庭發展為部落，部落再結合成國家，國家正是人類組織的極致。雖然國家可以滿足我們的經濟需要，及提供安全的保障；但對亞里士多德來說，更加重要的功能是培養我們的德性。如果說近代西方人將國家看成「必要的惡」的話，亞里士多德則將國家視為「必要的善」——國家的成立是好的，因為它能幫助我們過幸福的生活。
目的與本質
2 中庸之道
既然國家的目的是實現美好的人生；那麼，什麼樣的政體才可以達成這個目的呢？亞里士多德認為，並沒有所謂理想的政體，適用於何環境，每一種政體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亞里士多德分析了當時常見的三種政體：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如果有優秀之人當君主，君主制就是好的政體，一人當政，優點是能夠快速作出決策；可是如果君主沉迷於權力，只為個人的利益而不理會公利的話，則君主制會墮落為獨裁政治。貴族制是由少數人當政，優點是權力分散，獨裁的風險較低；但如果貴族墮落的話，就會引起權力鬥爭，變成寡頭政治。民主制是大多數人統治，體現自由平等的精神，如果人民有相當的知識，則會作出公平的決策；可是，如果人民質素低劣，就會受情感左右，或受到政客的煽動，易走極端，民主制墮落為暴民政治。當政體墮落的時候，革命就會出現，更換統治者或政體。政體的變革又往往伴隨着平等的追求，亞里士多德指出，平等有兩種，比例上平等和絕對平等，貴族追求的是比例上的平等，社會利益的分配要按人的能力和貢獻，這樣才是平等，所以有知識和能力的貴族應該得到多些利益。平民追求的是絕對的平等，社會利益應該平均分配。為防止政體的墮落和革命的出現，每種政體應該維持在最佳的狀態。
政體的輪替
亞里士多德對政體的區分跟柏拉圖的《政治家》很相似，也是分出好壞各三種；但亞里士多德不是以是否遵守法律來判斷好壞，而是以追求人民利益或個人私利來判斷。另外，亞里士多德強調的是當某種政體墮落之後，就會引發革命，變更政體。例如獨裁政治可能會引發人民的革命，推翻獨裁，成立民主制；但民主制也有可能演變為暴民政治或無政府狀態，到時就需要有才德之人出來撥亂反正，成立貴族制。當然，政體的變更不一定如此公式化，君主制革命之後出現的也有可能是貴族制，有時革命之後也會沿用原有的政體，之不過換了統治者。
但如何維持政體的穩定呢？其中一個標準就是「中庸」之道。我們的理性會提出「適中」為標準，所謂中庸就是不走極端，無過或不及。讓我們先用德性來說明。以用錢為例，揮霍是過度，吝嗇則為不及，慷慨才合乎中道。又例如魯莽為過，懦弱為不及，勇敢才是適中。驕傲為過，自卑為不及，謙虛就是適中；貪心為過，懶惰為不及，進取就是適中；溺愛為過，麻木為不及，仁慈就是適中。根據這個標準，我們就可以得出一系列的德性。不過，「中庸」的應用不是那麼機械性，硬要在兩個極端找一個中間點，要配合具體的情況，作出最合適的判斷。
將「中庸」之道應用於政治，亞里士多德發現，由富人和窮人來當政就是過和不及，富人的缺點是傲慢，慣於指揮人，不願服從；窮人的缺點是自卑，缺乏自信，不能獨立。健全的人應該既能發施號令，又知謙讓服從，所以由中產階級來當政就最合適，因為他們能自給自足，不像窮人般自暴自棄，也不像富人般貪得無厭，既不會嫉妒富人，也不會欺壓窮人，而且可以跟他們交朋友。如果政體能以中產階級為中心，則能維持平衡和穩定。所以，為了長治久安，方法就是要壯大中產階級。從這個角度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是各走極端，一個是富人當政，富人貪得無厭，貧富懸殊問題嚴重；另一個是窮人當政，窮人出於自卑和妒忌，就會批鬥富人。
如何預防革命？
亞里士多德指出，任何一種政體要預防革命，都可從以下三方面入手改善。
3 公民政體
雖然說沒有一種政體是最理想，每一種政體都有墮落的可能；但君主制很難付諸實現，因為有才幹兼有道德的君主實在難求。至於民主制，由於大多數人都是愚蠢，只有少部份人是有智慧，訴諸多數決的惡果是有才能的人被埋沒，民眾則被奸詐的人所操縱。根據亞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政體應以中產階級為主的話；那麼，君主制看來就不是那麼合適。
政體的分類
亞里士多德有另外兩個分類政體的標準，一個是按立國的原則，共有四個，分別是自由、道德、財富和出身。另一個是國家中的討論、執行和司法機構如何組成。
貧民政體又可分為優良和敗壞兩種，如果人民以農民為主，則為優良，因為他們忙於耕種，無暇出席公民大會，而且他們愛實利而輕虛榮，不願擔任沒有報酬的公職，所以貧民政體可以安於無事。相反，若人民以工人為主，他們居於城市，常出席公民大會，擾亂生事，故為敗壞的貧民政體。
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的理想國有嚴厲的批評。亞里士多德既然不同意柏拉圖的理型論，當然也不同意有所謂「善」的理型，自然也否定哲王（擁有「善」理型的知識）主張。亞里士多德認為共產制和廢除家庭根本是錯誤的，因為它們違背人性，財產私有和家庭生活是人的快樂之源，為了國家的高度統一和團結，要犧牲個人的幸福根本不合乎常理。根據常理，父母會給子女提供最好的照顧和培養，雖然柏拉圖會說，在理想國中每個兒童都得到大家的關懷和照顧，但這種感情根本是淡如水，質素肯定不及自己的親生父母，難怪亞里士多德諷刺地說：「寧願做一個真實的堂親，也不願做柏拉圖的兒子」。還有，私有制能建立人的自尊心，而家庭的教導則培養人的羞恥感，自尊心和羞恥感對人格的健全發展是很重要的（20世紀的政治哲學家洛爾斯認為，自尊心是重要的社會基本有用物品，對任何人生計劃都是重要的）。沒有財富，也不能發展出慷慨的德性；而廢除家庭制度更會產生性濫交、淫亂和性侵犯兒童（因為兒童得不到家庭的保護）等不良後果，有礙節制這種德性的培養。總言之，柏拉圖的理想國根本是行不通的。
柏拉國以航海和醫生作比喻，統治者擁有專業知識，被統治者理應服從，正如病人應該相信醫生的診斷，不要跟醫生爭論；亞里士多德則提出廚師的比喻，治國有如烹飪，廚師除了專業知識之外，也要看食客的反應，所以統治者也要顧及人民的意見，不能一意孤行。亞里士多德針對希臘當時貧富兩極化的狀況，主張一種公民政體，只有公民才有資格參與政事，但低下階層如農民和工人就沒有公民資格，因為他們要從事勞動的工作，無暇參與公民大會，這些公民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講的中產階級。公民雖然擁有選舉及監督政府的權力，但被選舉的人則限於少部分精英分子。由此可見，公民政體正是一種界乎貴族和民主之間的政治制度，是一種混合政體，也是亞里士多德中庸之道的應用，由有能力和社會地位的人來擔任公職，平民則負責議政和監察，集思廣益，減少政府出錯的機會。
雖然柏拉圖後期重視法治，但法治國只不過是次選，比不上理想國。而亞里士多德卻十分重視法律，即使人可以去除私利，但作判斷時總受到情感的影響，法律才是「沒有情感的理智」，冷靜而客觀。
奴隸制度
亞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最為人咎病的地方就是支持奴隸制，他認為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隸，他們缺乏自主的能力，奴隸制就最適合他們。但其實他也不是毫無條件支持奴隸制，以下是他對奴隸制的改善建議。
① 反對戰敗者成為奴隸
② 奴隸也有可能成為自由人
③ 主人應該善待奴隸
4 亞里士多德之後
在亞里士多德之後，有兩個哲學流派開始盛行起來，那就是伊壁鳩魯學派和斯多亞學派。對於人應當怎樣生活這個問題，這個學派的影響力比亞里士多德還要大。也許當時的政局（雅典衰亡，被馬其頓人征服，淪為亞歷山大帝國的一小部分）令得大家對政治沒有什麼期望，加上亞里士多德曾擔任亞歷山大帝的老師，他那套理想公民的思想自然也不受歡迎；哲學家開始反求諸於己，探討如何在亂世之中安身立命。伊壁鳩魯學派延續了至少六個世紀，斯多亞學派也差不多有五個世紀的歷史。
伊壁鳩魯學派與斯多亞學派
雖然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一度沉寂，但其政治思想亦有普遍的意義。先說他的公民政體，比起古希臘時的民主制，其實更接近我們今天的民主政治，因為古希臘的民主制是一種直接民主，所有公民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即使是劣質之人，也有可能通過抽籤而身居要職；而亞里士多德的公民政體則是一種間接民主，公民只有選舉和監察權。另外，他對寡頭政治和貧民政治的分析，對我們了解當今不同政體的衝突也有很大的啟發。亞里士多德所講的國家中的三大機構決策（討論）、執行和司法，也約略對應我們今天所講的三權分立；還有，亞里士多德也提及國家的最後權在於憲法，這又涉及主權的問題，可惜他並未說明清楚這個最後權是什麼，有時又似乎是指公民的選擇和監察權，那就跟主權在民的觀念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