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竹垞先生原跋》伪文考原
《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开卷刻《朱竹垞先生原跋》一篇，其后为岳良《跋语》、庄鲁暗《自序》。《原跋》系大字楷书上版，半叶七行，行十二字，全文共计一百八十三字。现录《跋》文如下，后举辨伪证据。
《朱竹垞先生原跋》曰：“宋景濂为俞默翁《杜诗举隅》序，以为注杜者无虑数百家，大抵务穿凿者，谓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经史，巧为附会，楦酿而丛脞；骋新奇者，称其一饭不忘君，发为言词，无非忠君爱国之意。至于率尔咏怀之作，亦必迁就而为之说。说者虽多，不出于彼，则入于此，遂使子美之诗，不白于世。余谓此言盖切中诸家之病。惟阅是集，为二三前辈丹黄评定，虽无笺注而批郤导窾，各寄会心。余因附参末见，以冀作诗宗旨，不仅沾沾于证引也。康熙乙巳夏月，竹垞朱彝尊书于曝书亭侧。”(5)
首先，此《跋》为伪作的最明显的证据，即是开篇部分剿袭何焯《义门读书记》。《义门读书记》卷五一“杜工部集”下题词曰“宋景濂为俞默翁《杜诗举隅》序，以为注杜者，无虑数百家，大抵务穿凿者，谓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经史，巧为附会，楦酿而丛脞；骋新奇者，称其一饭不忘君，发为言词，无非忠君爱国之意。至于率尔咏怀之作，亦必迁就而为之说。说者虽多，不出于彼，则入于此，遂使子美之诗，不白于世。余谓此言盖切中诸家之病，而明人注杜，则又多曲为迁就，以自发其怨怼君父之私，其为害盖又有甚焉者矣”云云(6)。通过两相比勘，可见两处文献“余谓此言盖切中诸家之病”之前文字全同。《义门读书记》“余谓”云云，系何焯就宋濂之说而发己见，此后何焯转而论明人注杜之失，而托名朱《跋》则移花接木为朱彝尊对宋濂之说的评价，接以对虚构的“二三前辈丹黄评定”进行的评论，以使跋语切题，其作伪痕迹宛然。按《义门读书记》全本成书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且于是年刊刻。而《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刊刻于道光十一年（1831），则从时间节点上看，伪朱彝尊《原跋》自然有剿袭何焯的条件。
其次，《朱竹垞先生原跋》落款也可疑。朱跋落款谓“康熙乙巳夏月，竹垞朱彝尊书于曝书亭侧”。康熙乙巳为康熙四年（1665），据朱彝尊同乡后学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此年朱彝尊三十七岁，“正月二十日游应州木塔寺。二月同曹副使出雁门关。秋再度雁门关至太原”(7)。而康熙三年“九月初十日出都，十九日达云中”(8)，康熙五年“客山西布政王公显祚幕”(9)，是朱彝尊于康熙三年九月从京师到达云中后，康熙四年、康熙五年皆在山西，又如何分身作序于朱彝尊故里浙江嘉兴的“曝书亭侧”呢？又据洪颐煊《重建曝书亭记》：“观集中载《曝书亭绝句》《曝书亭得孙学士都下札》诗，大抵在归田后所作。”(10)则康熙四年时，曝书亭尚属子虚乌有。且作伪者虽尽力弥缝，但他并不了解朱彝尊落款的习惯性写法，而露出了“竹垞朱彝尊”这样的破绽。考朱彝尊《曝书亭集》，凡落款署名处通作“秀水朱彝尊”“长水朱彝尊”，从无作“竹垞朱彝尊”之例。
复次，《曝书亭集》未收《朱竹垞先生原跋》一文。《曝书亭集》乃朱彝尊去世前手自编定之本。倘朱氏曾撰此跋，这应当是其学术活动中值得记下一笔的事件，然而《跋》文并不见于《曝书亭集》。这种不见于作者正集而横空出世的“佚文”，在很多情况下是颇为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