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时期章太炎的民粹主义
左玉河
在俄国民粹主义传入之前，近代中国已经有了本土的民粹主义思想。洪秀全定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以绝对平均主义为核心的民粹主义社会构想；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志士，系统阐释了儒家“大同”学说，提出了建构“大同”社会的中国式民粹主义主张。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清末国粹派在抗拒“欧化”及回归“传统”过程中，阐述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思想。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弊端逐渐暴露，欧洲各国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大风潮。这种新变局，引起了以章太炎、邓实为代表的国粹派的关注及反思。邓实在《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二十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1)帝国主义时代是只有强权而毫无平等可言的世界，经济割据、军事扩张以及牺牲弱小国家利益，是帝国主义的生存原则，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乐土，其劳资对立、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资产者之横暴、武人之跋扈，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积重难返的弊病。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方向。但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邓实说：“二十世纪之欧洲有不可避者两大革命。一曰女权革命，一曰生计革命。此两大革命不行，则世界之进化仍未达于极点，何也？盖现今世界上唯男子对于女子，资本家对于劳工犹占莫大之势力。使二者不变，则人类全体之幸福犹不可期，而世界之前途，终将复黑暗可也。”(2)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它是造成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进而探寻中国未来社会理想的出路。其倡导的“国粹主义”方案中，呈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
首先，受儒家“大同”理想和“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章太炎把平均社会财富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文明作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挑战的途径，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截然对立，以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比附西方近代社会主义，并以此批判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提出“均田”“限袭产”等带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的主张。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1899年至1900年间，章太炎在与孙中山、梁启超聚谈时讨论过中国历史上的固有土地制度。1902年前后，章太炎与秦力山、孙中山等人多次聚谈“我国古今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恒以我国古今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为资料。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3)秦力山主张：“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为乌有”，“不问男女，年过有公民权之上者，皆可得一有制限之地，以为耕牧或营制造业”。他认为“苟辨乎此，则智与贫富二者，何愁而不平等”。章太炎根据自己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后认为：“后王视生民之版，与九洲地域广轮之数，而衰赋税，大臧则充。”(4)他主张“排满”革命成功后，可以根据地主拥有土地的多寡与全国土地总数的比例关系，来确定国家征收赋税的额度。他以可耕的熟田（露田）为标准，将土地分成几等来制定赋税征收的等级，认为“赋税所获，视今日孰若”？孙中山则不同意章氏意见，指出：“兼并不塞而言定赋，则治其末已。”因为土地兼并是造成贫富悬殊的根源，而“贫富斗绝者，革命之媒”，社会革命就难以避免。他指出：“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故解决土地问题只能是“不躬耕者，无得有露田。……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5)这实际上包含有“土地国有”之含义。章太炎随后同意孙中山的观点并称赞：“善哉！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荫而不足以养民也。”后来，章太炎根据与秦力山、孙中山讨论的意见制定的《均田法》明确规定：“凡土：民有者无得旷。其非岁月所能就者，程以三年。岁输其税什二，视其物色而衰征之。”(6)力图以古代“均田”之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章太炎认为人类的道德堕落起因于文明的进步，赞美中国上古三代时的井田制及魏晋至唐代的均田制“合于社会主义”，其他一些典章制度也总是“近于社会主义”，主张应对此顶礼膜拜。对此，章太炎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明确指出：“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不说三代井田，便从魏晋至唐，都是行这均田制度。所以贫富不甚悬绝，地方政府容易施行。”章太炎对古代均田制度的向往，颇似俄罗斯民粹派对农村公社的赞美与陶醉，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
章太炎在日本东京演说时强调：“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兄弟今天，略举两项：一项是刑名法律……一项是科场选举。……这两件事本是极不好的，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性质；何况其他好的呢？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们的社会主义……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7)他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说“电车只为商人增利，于民事无益毫毛”，他还议论说“欲事气机，必先穿求石炭，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与其自苦于地窟之中，以求后乐，曷若樵苏耕获，鼓腹而游矣”。(8)他因此主张“重农抑商”，并且“均配土田”。这种主张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主义”倾向。
其次，章太炎对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早在维新变法时，章太炎对美国“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惟刑官独与政府抗衡”的政治制度心向往之，但随着对西方世界了解的加深，尤其是居日期间的切实观察，章太炎不仅看到资本家对工人压迫引起罢工的种种矛盾，而且看到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压迫。他说：“综观今世所谓文明之国，其屠戮异洲异色种人，盖有甚于梁封。”又说：“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显然，章太炎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原先憧憬的那么美妙，为了避免中国未来重蹈西方社会的覆辙，他极力反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他的《俱分进化论》《四惑论》等文，对当时流行的进化论保持了谨慎态度。他认为，生计方面是“乐亦进化，苦亦进化”；道德方面同样是“善亦进化，恶亦进化”，“恶既深，道德日败”的危险趋势。
在近代中国，无论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还是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均以资本主义代议制作为其新政制架构的核心内容。然而，这种民主政制的运作模式，遭到章太炎的激烈批评。1908年，章太炎专门撰写了《代议然否论》，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民主性表示怀疑，对民众权利的获得与维护表示担忧。章太炎之所以不能认同资本主义代议政体，是因为在他看来，欧洲诸国行“代议制”乃是其自身历史逻辑演化的自然结果，并不适合中国特殊的国情。他指出，欧洲“代议制”是由“封建制”蜕变而来，是基于封建政治下等级制度形成的“习惯”，只是到近代才逐渐转成以两院制为表征的间接民主制。故他认定，“上必有贵族院，下必审谛户口土田钱币之数至纤至悉，非承封建末流弗能”。但中国去“封建”已远，“民皆平等”，难以建立这种基于“封建”之上的代议政体。代议制是以选举制度为基础的。无论是普选普遍参与，还是限选有限参与，均离不开自由秘密投票制度。由于中国各地域处于相对封闭的独立状态，各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国民素质的相对低下，加上国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国民文化水准低下，为选举制度的推行带来了巨大障碍。章氏认为，如果在中国真的实行代议制，因为选举之难以推行，其结果只能走向人们愿望的反面，导致共和精神的扭曲。章太炎指出，中国有人口4亿，如果按照西方诸国普选的惯例，一国需选出700名议员的话，则中国需60万人选一名议员，即使除去妇女、儿童尚需20万人选一名议员。章氏认为，“愚陋恒民之所瞩目本不在学术方略而在权力，过人以三千人选一人，犹不能得良士，数愈疏阔，则众所周知者愈在土豪。”所谓土豪，即为豪右、驵侩筹，指有势力者。这样极易导致“贤良终不能与土豪抗”的结局。如果通过普选的方式产生的由主要以“土豪”组成的议院，来议决国家大政，必然导致国会蜕变为“土豪”压抑人民的工具。
章太炎通过考察欧美及日本当时所行的议会制度，发现欧美及日本“选充议士者大抵出于豪家”，那些被国民选出来的出自豪家的议员，“名为人民代表，其实依附政党，与官吏相朋比，挟持门户之见，”他们非但不能代表人民发出正义的呼声，而是勾结政府压制平民。若在中国实行代议制度，将导致“一切使民沦于幽谷”的结局。正因如此，他不仅不赞成中国仿行欧美代议制，而且表示了对资本主义代议制度尖锐的质疑：“议院者，受贿之奸府；富民者，盗国之渠魁”。他对西方代议制本质作了深刻的揭示：“高贵兼并之家，口含天宪，手司民命”，结果导致“贾坚日贵”。故他斥责西方近代代议制是“封建制度之变相”；“民权不借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认定欧美资本主义代议制不适合中国特殊的国情。章太炎对西方代议制度的批判有其深刻之处，但充满了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
第三，章太炎对农业、农村及下层贫苦农民高度推崇，对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加以鄙弃。他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民众的道德高下按照自己的标准分为16层等级，并将农民放到中国社会道德塔的塔尖上。他说：“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暮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因为贫苦农民“劳身苦形，终岁勤动”，故其道德最为高尚，社会地位也应最尊贵，“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工人稍知诈伪……然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其地位亦甚高。然后依次是小商贩、下层知识分子，而“自艺士（医师画家等）下率在道德之城，而通人以上则都不道德者”。故得出了“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速”的结论。其中有知识的“学究者”不如工人、农人道德高尚：“坚守其所诵习者，而不通于他书。贫无所赖，则陶诞突盗之事亦兴，乃有教人作讼，以取温饱，而亦辄与官吏相抗，其他猥鄙，不可历数，然无过取给事畜。”有“迂疏之士”，“虽学术疏陋，不周世事……然未至折腰屈膝为他人作狗马也”。至于世人所仰慕的所谓“通人”，虽通多种学问，但“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9)故标榜有知识文化者之道德，最为低下。
章太炎堪称近代中国突出地在道德上尊崇平民与体力劳动、贬抑上层人物与知识精英的第一人。他把农民视为最有道德的人，而将知识分子和比知识分子地位更高的人视为不道德的阶层，并将在外洋机构中服务的“雇译人”视为最不道德的人，一方面反映出他对上流社会极端鄙视的情绪，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他对农民的崇尚，带有浓厚的崇拜农民和体力劳动者而贬低知识和知识精英的倾向。章太炎这种体现小生产者的民粹主义思想是肤浅的。他以为只有农民、工人是自食其力者，只有他们在生产和创造财富，而知识者、商人、社会管理者均不创造财富，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由于他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小生产者的道德尺度，因此他把组成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质”与“量”作了许多倒置。“知识愈进愈坏”是典型的反智主义的命题，故其思想中带有强烈的反智主义和劳动主义倾向。
总之，从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康有为大同的社会理论到章太炎的民粹主义思想，其思想资源基本上属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是中国传统小生产经济形态所产生的思想意识，正如列宁揭示俄国民粹主义时所说，这是“在完全离开俄国，离开俄国经验和俄国著作的情况下”所提出的民粹主义问题，它“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许多看法上是完全相同的”。(10)正是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这种民粹主义的内因，所以当条件具备时，同一性质的民粹思潮一经从外部传入，就容易内外结合，中外合流，在近代中国社会形成一股强劲的民粹主义思潮。而20世纪初期以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的民粹主义，便是这样形成和涌现出来的。
(1) 邓实：《帝国主义》，《政艺通报》壬寅年第3期。
(2) 邓实：《论社会主义》，《政艺通报》癸卯年第2期。
(3) 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革命逸史》第3集，第206页。
(4)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定版籍第四十二》，《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5) 孙中山：《与章太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3页。
(6)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定版籍第四十二》，《章太炎全集》（三），第275页。
(7)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8页。
(8) 章太炎：《四惑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古书流通处1924年版，第67页。
(9) 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朱维铮、姜义华编《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312页。
(10)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