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出口产品质量的一般影响因素

以Krugman（1979）、Krugman（1980）为代表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贸易模型都认为产品价格与生产效率成反比。然而，经验研究发现，不论在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产品价格与生产效率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Schott, 2004；Hummels和Klenow, 2005；Kugler和Verhoogen, 2012）。在理论与经验不符的背景下，学者们提出了另一个异质性维度——产品质量，试图通过它来解释产品价格差异的事实。

2.2.1　出口产品质量的目的地影响因素

本书将出口国经济变量视为固定，则双边因素（距离、汇率等）可归入需求侧影响因素。从已有文献来看，出口产品质量的目的地影响因素主要有（相对）人均GDP、GDP、距离、来自国外的竞争等。

Linder（1961）最早认识到产品质量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意义，认为富裕国家能够生产高质量产品，且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也更大，需求相似的国家更容易发生贸易，这一预测被称为Linder假说（Linder hypothesis）。之后的少数文献通过在引力模型中加入收入相似性来检验Linder（1961）的结论（Leamer和Levinsohn, 1994；McPherson等，2001）。使用该方法的问题在于，相对收入是通过质量还是其他产业间因素影响贸易流量，则无法区分。Hallak（2006）首次从需求侧讨论人均收入和产品质量的关系。他构建了一个识别出口产品质量和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模型，并运用1995年包含60个国家的行业层面双边贸易截面数据对理论预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产品质量是双边贸易模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富裕国家从高质量出口国进口更多。Hallak（2010）进一步强调，总量贸易数据存在系统性偏误，因此，使用国家层面数据得到的结论不支持Linder假说。微观方面，Bastos和Silva（2010）、Manova和Zhang（2012）分别运用葡萄牙与中国企业层面的出口数据发现，企业对富裕国家的出口单位价值更高。Feenstra和Romalis（2014）对比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人均收入的相对重要性：相比出口质量，一国产品的进口质量与该国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更弱，贫穷国家是高质量产品的净进口国。换言之，出口国收入水平对出口质量的影响比目的地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大。

目的地GDP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确定。基于线性需求和质量差异化的异质性企业模型，Kneller和Yu（2008）发现，更大的目的地市场规模带来更激烈的竞争，导致更低的企业价格和加成，低质量出口企业退出市场，平均出口产品质量上升。Bastos和Silva（2010）、Manova和Zhang（2012）用微观企业数据发现了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相关关系。相反，Baldwin和Harrigan（2011）则认为，目的地市场规模扩大，低质量出口企业发现其有利可图后进入，会导致整体质量下降。Görg等（2010）发现市场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弱负相关性。

许多研究探讨了出口产品质量和两国距离之间的关系。最早阐述该问题的是Alchian和Allen（1964）。他们列举了苹果的例子：虽然华盛顿州生产很多种类的苹果，但最好的苹果被运往最远的地方。其观点为：运输成本会降低高质量产品的相对价格，使企业将高质量产品销往海外，这种产品质量与距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称为“华盛顿苹果效应”。之后的理论进一步论证了这一效应（Gould和Segall, 1969；Borcherding和Silberberg, 1978；Umbeck, 1980）。Hummels和Skiba（2004）首次运用HS6位产品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了“华盛顿苹果效应”。他们发现，运输成本增加一倍，FOB价格平均增加80%～141%。Helble和Okubo（2008）、Baldwin和Harrigan（2011）也从产品层面发现，出口到更远市场的产品，其FOB价格更高。另一类经验研究运用的是各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在特定企业和产品内，出口的FOB价格随双边距离的增加而增加（Bastos和Silva, 2010；Görg等，2010；Manova和Zhang, 2012；Martin, 2012）。Harrigan等（2015）横向比较了已有文献中目的地特征（人均GDP、市场规模、距离）对不同国家企业层面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差异，发现出口价格的距离弹性在美国最大，而在中国最小。不同的是，Lugovskyy和Skiba（2016）构建了一个包含非位似偏好和内生产品质量的模型，发现了出口产品质量中距离和人均收入的交互作用，即距离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方向取决于目的地相对出口国的富裕程度，如果目的地相对更富裕，则“华盛顿苹果效应”不再成立。他们用世界对美国和其他9个拉丁美洲国家出口的产品层面数据证明了其理论命题。

除传统引力模型中的因素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低收入国家的竞争也会改变发达国家的生产分工模式，从而影响产品质量。Schott（2008）运用1972—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发达国家和中国对美国产品层面的出口数据发现，来自中国的竞争使发达国家放弃低技术产品，提高产品质量。Piveteau和Smagghue（2015）发现，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会使法国企业的产品质量提高，并且对垂直差异化程度较大的行业产生的影响更显著。但质量升级是一个长期过程，从低工资国家的进口渗透率增加10个百分点，法国企业4年后的产品质量将提升2%。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缓解了低工资国家竞争的负面效应。Martin和Méjean（2014）则分析了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对企业间资源再配置的影响。他们认为，低工资国家对外开放后，由于其在生产低质量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资源会流向高质量生产企业，发达国家则更加专业化生产高质量产品。

2.2.2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进展

已有测度质量的文献通过跨国比较发现，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较低（Schott, 2008；Hallak和Schott, 2011）。Feenstra和Romalis（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1987—2007年，中国相对其他国家的质量下降了12%，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绝对下降。中国相对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低质量产品的大量涌入可能使其他国家更专注于生产高质量产品；二是产品出口结构的转换，即由具有质量竞争优势的初级产品出口迅速转向相对质量较低的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

聚焦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文献一般借鉴国外的质量测度方法，考察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施炳展（2013）的测度结果表明，虽然2000—2006年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增长了0.88%，但进一步区分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后发现，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上升，而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下降。余淼杰和张睿（2017a）发现，2000—2003年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保持平稳，之后显著增长，样本期间出口产品质量上升了15%左右。殷德生（2011）、李坤望等（2014）、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王明益（2014）也得出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有所升级的结论。然而，施炳展等（2013）运用Khandelwal（2010）的框架测度产品质量，发现1995—2006年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下降了14.72%。张杰等（2014）基于Piveteau和Smagghue（2015）的估计方法，描绘了2000—2006年出口产品质量变化，发现出口产品质量总体上轻微下降，但呈现“U”形的演进态势，即2004年之前下降，之后有所回升。

已有文献主要从供给侧角度出发，研究了国内政策、金融环境、企业特征等因素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国内政策方面，贸易自由化最受关注。Fan等（2015）构建了局部均衡模型，该模型假设企业同时进口中间品和出口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削减降低了生产既定质量水平产品所需的成本，企业出口量增加，质量升级的收益高于成本。他们用中国企业层面的匹配数据验证了理论预测，发现在产品差异化程度较高的行业，进口关税下降有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但在产品差异化程度较低的行业，关税削减反而降低了产品质量。Fan等（2018）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在异质性企业之间的差别。结果显示，进口关税下降后，低生产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幅度比高生产率企业更大，说明贸易自由化导致不同生产率企业的产品质量趋于收敛。刘晓宁和刘磊（2015）则认为贸易自由化对质量领先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具有促进作用，而对质量落后企业具有负面影响。Bas和Strauss-Kahn（2015）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企业—产品—国家层面交易数据和进口关税数据，并以加入WTO事件为准自然实验，以免关税的加工贸易企业为对照组，采用DID方法估计了进口中间品关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他们发现，中间品关税的削减增加了企业从发达国家的进口份额，中间品进口质量的升级使企业可以生产并出口更高质量的产品，同时索取更高的出口价格。也有学者研究了政府补贴和出口退税的质量升级效应。张杰等（2015）发现，政府补贴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抑制效应，其作用机制是，补贴导致企业采取低价竞争的策略，获取较低的利润，从而缺乏质量升级的动力；李秀芳和施炳展（2013）、张洋（201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政府补贴能够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影响程度在绩效好的企业中更大。张洋（2017）指出，补贴通过创新渠道和投入品进口质量升级渠道改善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刘怡和耿纯（2016）研究了出口退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退税率上升1%，则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增加3.69%。出口退税引起了更激烈的市场竞争，这迫使企业增加创新活动，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还有学者研究了工资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张明志和铁瑛（2016）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中引入效率工资与产品质量，构建了工资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工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方向取决于生产率，只有当生产率较高时，工资才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积极效应。许和连和王海成（2016）收集了县区级最低工资标准，并结合企业层面数据实证评估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降低质量水平，这种负面影响在劳动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中更显著；田曦和朱春昊（2016）聚焦生产小家电产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发现了相同的结果。此外，盛丹和张慧玲（2017）基于1997—2002年海关数据，发现环境管制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彭冬冬等（2016）则发现环境管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为“U”形。

企业面临的金融环境也会显著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在理论方面，Fan等（2015）在Melitz（2003）模型中引入信贷约束和质量选择，发现当企业无法选择质量时，信贷约束越高，企业索取的价格也越高；而当允许企业选择质量水平时，信贷约束紧张的企业选择低质量产品，从而索取较低的出口价格。樊海潮等（2015）建立的理论表明，当企业生产率高于门槛值时，信贷约束降低了出口产品质量。在实证方面，多数文献发现较高的融资约束抑制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陈清萍和鲍晓华，2014；汪建新和黄鹏，2015；许明，2016）。张跃和王大中（2016）基于经济史的视角，以茶叶为研究对象，证明了融资约束与产品质量的负向关系。罗连发等（2016）认为，只有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融资约束才会抑制产品质量的升级。张杰（2015）则认为，融资约束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为倒“U”形关系。

从已有文献来看，探讨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目的地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Manova和Zhang（2012）描述了六个有关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事实，其中一个事实涉及出口产品质量与目的地特征的联系，即中国企业将较高质量的产品出口到规模较大、较富裕和距离较远的目的地。韩会朝和徐康宁（2014）则发现目的地人均GDP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成正比，而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杜威剑和李梦洁（2015）研究了目的地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目的地收入分配失衡将导致该国偏好更低质量的产品，从而不利于中国企业对该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