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矿产资源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产和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内矿产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使矿产资源全球化布局成为必然。在“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推动下，中国企业在全球谋求优化资源配置的步伐不断加快，采矿业也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了新的机遇，为其利用地缘优势进行矿产资源的全球化布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为确保国家战略资源安全需要，平抑国内价格波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对外投资的实践和探索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近年来，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一些问题，对外投资亏损或失败的现象频繁发生。从投资类型上看，投资品种集中在石油、铁、铝资源，而后两者在国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另外，就某个矿扎堆竞争现象普遍，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内部竞争，影响投资效率。从时间上看，金融危机后的投资集中度高，一味追求危机下的企业价值低估机会，却忽略自身能力以及所投资企业的价值和增长潜力，将会造成资产负债不匹配、引发流动性风险。从空间上看，在发达国家投资的集中度高，易引起民族主义抬头、政治警惕加大等问题，同时使资产暴露在东道国汇率波动的风险敞口中。

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过度暴露在一些风险敞口中，显然已不仅仅是实体经济放缓和资本市场波动的原因。本书认为矿产资源的金融属性以及国有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存在导致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形成一种特有的“套利动机”，是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内部动因，并影响了投资决策的形成。其在为企业创造获利空间的同时也成为形成以上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本书将“套利动机”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引入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中，着重对套利动机的形成机理、作用机制，以及套利动机下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机制进行研究。

第一，本书通过对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问题的分析，探寻其投资特征及规律。在此基础上，分析套利动机的形成过程及作用机理，并提出制度套利、期限套利和市场套利三种形式的套利动机。同时，发现这三种套利动机分别通过影响投资成本不确定性、投资项目价值不确定性以及投资标的初始价值不确定性而影响投资决策，并基于此对衡量套利动机的指标进行筛选。

第二，本书基于实物期权理论，以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决策模型为基础模型，加入套利不确定性，构建套利动机推动下的多因素不确定性投资决策模型，研判套利动机下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规律及优化。结果表明：三种套利的存在均会加速对外投资。同时，由于套利动机的存在，即使项目未来潜在的经济价值小于投资成本，投资也有可能发生。在项目投资可能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三种套利动机的存在也会推动投资的加速进行。

第三，建立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套利动机对其对外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框架，并对模型未推导部分进行补充验证。基于中国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2001—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据，本书研究发现三种套利动机对投资决策均产生影响，对企业对外投资起到促进作用；而三种套利动机同时存在时，其对投资决策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制度套利、市场套利和期限套利。进一步研究套利动机对投资区位决策产生的影响，发现套利动机明显改变了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寻求资源的初衷，投资倾向于市场进入成本高、监管质量低的国家或地区，这一倾向在金融危机后更为明显。

第四，对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集聚性的原因进一步进行探析。从生态学演化角度将投资决策过程看作不同信息竞争的过程。在Lotka-Volterra模型基础上构建对外投资区域选择模型，刻画主观信息影响下投资区域选择模仿对海外投资量及区域分布的影响，并进行仿真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选择平衡量与信息替代系数（信息竞争力）密切相关，且与区域投资容纳量正相关；而到达平衡状态的时间与信息自然扩散率相关。同时，研究发现主观信息下模仿行为的存在，对投资区域分布结构产生影响，会造成某一区域的投资集聚，并引发更多投资，促使投资总规模超出区域投资容纳量，加剧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

第五，为使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获取收益，规避套利动机下可能出现的投资决策短视、低估风险以及自利动机等问题造成的投资低效和海外国有资产流失，本书给出了针对不同套利动机的监管、引导及审查机制等相关建议。

对套利动机下矿产资源型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问题的研究丰富了中国对外投资理论体系；对规避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效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新机遇，规范、引导和监管企业对外投资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为宏观政策制定找出微观基础层面的原因，对改善外汇服务实体体制、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