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其解释
解释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需要从收入差距的变化和收入分配公平性两个角度出发。前一个角度是实证性分析，通过对收入差距的测量来描述其变化，并且对其变化的背后原因加以分析；后一个角度是通过价值判断来发现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政策，以及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对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人们首先会关心收入差距的大小，以及自身收入与其他人群（特别是可比人群）收入之间的差距。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既会重视绝对差距，也会重视相对差距。我们举例来说明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的不同意义。如个人A的年收入为2万元，个人B的年收入为20万元，他们两人的绝对差距为18万元，相对差距为10倍。第二年两人的收入都上升了20%，他们之间的绝对差距扩大为21.6万元，但是他们之间的相对差距没有变化，仍是10倍。由此可见，对于收入差距变化的判断，根据的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在收入分配的研究文献中，收入差距基本上都是相对的标准，如基尼系数。对于学者们总是倾向于使用相对差距而不是绝对差距的理由并不是十分明确，也许是相对差距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可比性。人们除了关心收入差距的大小之外，更会关心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和公平性。这来自人们对收入分配现状的一种价值判断。这种判断的基础是一种价值观，而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既有价值和文化理念，又有社会习惯和伦理，还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在变化的，会随着上述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以中国为例，在经济转型之前，人们受到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收入差距越小越好，而且把平均主义的分配结果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在经济转型之后，人们逐步放弃了平均主义的价值理念，取而代之的是“发财致富”的价值观。于是，一些被认为合理的收入差距慢慢被人们所接受。但是，一些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或者一些严重违背共同价值观的收入差距仍然受到社会的批评与谴责。对于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判断，人们不仅要看分配的结果，也会看分配的过程和原则。
3.1.1 改革前收入差距状况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收入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一项相关的研究，在1953年中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558。[19]在新政府接手国家经济的开始阶段，国民经济格局基本上是旧中国经济格局的延续，这个时期的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差距也是旧中国的模式的延续。如此之高的收入差距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经济社会制度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了雏形，特别是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急剧下降，在“文革”前的1965年，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降低为0.3左右；而在“文革”期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继续下降，1975年基尼系数大约为0.27（Dowling and Soo，1983）。为何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一种低水平不难解释。一是行业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不断国有化和集体化，到了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消除了私营和个体经济，城市中实现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制度；二是城市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工资决定和分配实行了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从上至下的集权分配体制，实施了分门别类的工资制度。虽然工资标准是“金字塔”形，但是最低工资标准与最高工资标准之间的差异不大；三是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这主要体现在“文革”前几次调整工资上，不同工资等级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小。
计划经济体制下较小的收入差距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的公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也是严重违背了这个原则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失去了激励作用，按劳分配基本原则得不到贯彻执行，实际上对劳动贡献大、个人禀赋高的劳动者而言是不公平的。而且这个时期官僚体制内实行了严格的等级分配制度，等级之间除了工资收入差别外，非工作性的福利制度和实物分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同时权力不时地参与分配过程，一部分特权阶层获得更多的利益，带来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在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制度有过严厉的批判，认为它最大的弊病是损害效率。细细分析起来，它带来的不良后果不仅在效率损失上，而且还带来新的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长期实行了工资冻结政策，实际上产生了代际之间的不平等（赵人伟、格里芬，1994）。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在改革开放前主流的意识形态是主张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这一差距仍是很大的。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仍为2.56倍。如果算上城市职工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要大得多。这一结果与城乡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分不开，也与当时采取的通过压榨农民获得原始资本积累的发展战略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战略成了政府优先考虑的要务。
3.1.2 转型期农村收入差距演变
农村经济改革初期是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同时发生的“美好时代”，是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年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既带来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也缩小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见图3.1）。1978—1984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6.4%，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增长奇迹”，不但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没有出现过，而且在此之后的40年中也没有出现过。对这一时期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有许多解释，归结起来有两大类，一是改革效应，二是价格效应。所谓“改革效应”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出量。同时，改革也给予了农民更多的土地经营自主权，提高了土地的配置效率。此外，改革允许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经营活动，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所谓“价格效应”是指在这一期间政府几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由此带来的农民收入的提高。[20]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期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1979—1984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0.24—0.26之间波动。由此可见，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还是较低的，而且变化幅度很小。
图3.1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1978—2017年）
相对于农村改革来说，中国城镇改革起步较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镇还是保持着原有的分配制度，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虽然这段时期城镇居民的工资增长快于“文革”时期，但是仍大大低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21]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快速下降，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比率由1978年的2.6倍下降为1983年的1.82倍。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以来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处于最低水平的一个时期。
然而，这一时期是短暂的。随着农村改革红利的逐步消失，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低速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很长时间内农民收入增长一直处于低迷状态。1985—1995年十年间的农民人均实际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6%。而且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出现和发展，非农就业机会的出现，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开始逐步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由1985年的0.26上升到1995年的0.34，上升幅度非常明显。另外，根据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住户调查数据（CHIP）估算出来的1988—1995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由0.34上升为0.40。[22]
这一时期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非农产业的出现，农村工业化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提供了机会。然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地区的不平衡。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处于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之时，西部农村地区农民的收入仍然主要来源于土地经营。农村非农就业不仅给农民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也改变着农民的收入结构。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一种来源。而当非农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只有少部分人可以获得时，它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1988年相比，1995年农村住户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超过了22%，家庭非农经营收入占比达到6%。更值得注意的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非农经营收入的分配极为不平等，前者的集中率为0.74，后者的集中率为0.54，都大大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卡恩、李思勤，1999）。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这引起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工资收入和家庭非农经营收入占比进一步提高。到了2002年，农村住户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已接近30%，比1995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家庭非农经营收入占比达到12%。然而，这一时期工资收入分配的差距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农村居民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家庭非农经营收入的分配依然很不平等，其集中率比总收入的基尼系数高出18个百分点，具有更大的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期。
在过去十多年中，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虽然收入差距仍在缓慢地扩大，但是其扩大速度与20世纪9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根据CHIP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2013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较2002年上升不到2个百分点。这种变化是与一系列农村发展政策分不开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惠农政策的实施，扶贫政策力度的加大，对于落后地区农民收入的提高，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1.3 转型期城镇收入差距的变化
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中国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是很小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出来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16左右（见图3.2）。由于城市经济改革滞后于农村，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一些城市改革基本上是围绕着激活国有企业效率展开的，为此对企业内部的薪酬制度做了一些小调整。这些改革并没有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变化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不是非常明显。在改革开放后的近10年中，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仍在0.2以下。在80年代后期，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中私营个体经济的出现，以及价格“双轨制”带来的暴利机会。从收入差距变化来看，1985—1992年间基尼系数有了很大的提升，上升了约9个百分点。进入90年代后期，城市改革开始进入实质阶段，改变城市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成了改革的主旋律。为了实现企业转制，推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减员增效，大批国有和集体企业员工下岗失业，同时民营和个体企业快速发展，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如图3.2所示，1995—2002年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又上升了7—8个百分点。从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其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近2个百分点，而退休金收入上升了3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上升了2个百分点（李实、史泰丽、古斯塔夫森等，2008）。这一方面反映了失业压力下提前退休人员的增加，另一方面反映了私营个体经营活动带来收入的增加。
图3.2 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1978—2017年）
进入21世纪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也许是加速扩大。从人们的感受来看，过去10年中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要超过农村，但是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却显示了不同的结果。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见图3.2），在21世纪的开始三年，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基本上没有变化，基尼系数为0.32；2002—2005年，基尼系数上升到0.34，之后几年都在这个水平上徘徊；2009年基尼系数开始下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从0.34下降为0.33。这一结果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城镇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存在着低估问题。由于国家统计局住户抽样调查中抽取到高收入住户样本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住户调查中高收入样本比例严重偏低，造成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低估（李实、罗楚亮、史泰丽，2013）。当然这个样本偏差问题也造成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低估和全国收入差距的低估。根据相关研究，如果对调查样本偏差加以修正后，现在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许超过了0.4（李实、罗楚亮，2011），要大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由于农民工不断向城镇流入，改变了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虽然农民工大多属于低学历、非技术劳动力，但是他们能够吃苦耐劳，易于管理，属于企业青睐的高“性价比”员工。一方面，城镇低端制造业、建筑业和低端服务业雇佣大批农民工，由此也得到了大发展。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进入对城镇户籍的低学历员工的就业带来了竞争压力，也导致了他们的工资水平处于一种缓慢增长（Cai and Du，2011）。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和科技发展对高学历和高技术员工带来了旺盛的需求，从而引发了他们工资更快速度的上升。加上新兴产业和新就业形态的出现，都会引发工资分配更加向高能力、高素质、高学历的劳动力倾斜。更重要的是，高收入人群正以更大比例不断增加，其结果是城镇内部收入差距不断上升。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着城市内部收入差距。
3.1.4 转型期全国收入差距的变化
在进入21世纪的几年中，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估计，从2000年至2008年，全国收入差距一直处于扩大趋势，基尼系数从0.44上升到0.49以上。[23]近几年收入差距出现了缓慢下降的势头，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全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下降到2014年的0.47。[24]另外，Kanbur, Wang和Zhang（2017）利用CHIP和CFPS数据证明，2012年以后，中国收入差距有缩小的势头。还有Piketty, Yang和Sucman（2017）利用国家统计局的分组数据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数据表明，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有所缩小。
图3.3 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1978—2017年）
由于全国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很小，这样一种下降的势头是否会演变成一种长期状态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鉴于住户抽样调查中存在高收入群体样本偏差问题，全国收入差距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而低估的基尼系数是否能反映收入差距变化的真实趋势也是一个问题。[25]而且，罗楚亮、史泰丽、李实（2017）利用CHIP最新的调查数据，对2007—2013年全国收入差距的变化做估计，其结果显示只是利用住户调查数据，得出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两年之间是下降，然而如果对高收入人群样本偏差问题加以修正，得出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是上升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以过度解读短时期内出现的收入差距小幅度下降的现象，更不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长期趋势的开始。综合各种因素来看，当前全国收入差距仍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它已超越了过去60年中的任何时期。考虑到低估的一些因素，中国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应该不低于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