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不平等的测量

2.1.1　不平等

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一个永久的社会话题，实现二者的高度统一也是一个国家追求的目标，但在社会现实中，财富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却并不容易同时实现。其中，关于公平或平等的理解就有多种，在哲学和政治学上，关于公平、正义、平等、均等的区别也有相当多的探讨，本书不再赘述。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社会公平并不意味着分配结果上的平均主义；反过来看，分配结果上的不平等，也不意味着社会正义就一定不公平。比如，在市场经济的分配过程中，存在劳动能力和天资禀赋上的客观差异，人们也承认个人劳动、个人能力和天赋及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但是拒绝利用公共权力获得私利的行为，拒绝非法获利行为，拒绝腐败行为，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公平观念的体现。

总体看，本书侧重从平等相关的概念出发，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市场和社会政策调节后个体或家庭收入数量上的比较问题，并探讨这种数量差距背后所蕴藏的分配过程和经济政策本身。虽然程序上的公平和结果上的平等存在区别，但是我们仍然侧重从收入结果上的平等问题开始，分析不同经济主体在市场和政府因素的作用下，其在收入或福利数量存在结果上的数量差别。除了收入或福利事实上的分配结果外，我们也特别关心造成这种分配结果差距的客观原因，关心这种数量差距背后的经济解释或政策逻辑。其中与公平问题紧密相关的就是机会不平等和起点不平等问题，如从住户角度看，他们各种市场和政府因素带来的低收入或低福利水平，有可能会继续以各种方式传递到下一代，进而造成下一代之间的分配结果不平等。而对于由上一代等因素带来的下一代分配结果上的不平等，很多人会把此归纳为过程的不公平。从这个角度看，平等与公平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而不能孤立地去看待。在过去40年中，我们的主要精力是发展经济和增加社会财富，而相对忽视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轻视了收入分配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其结果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初期的0.3左右上升到现在的0.46左右。不可否认，收入差距扩大过程中有合理的因素，如教育水平的分化和能力上的显著差异，但同样也有很多不合理甚至是不公平的因素，如交换权利的丧失和制度上的人群歧视等。

总体看，虽然本书侧重研究经济或收入上的不平等问题，但是其中的内容也会与教育、交换权利、权力的不平等有很大关系。比如过去关于贫困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贫困的原因是收入上的匮乏，政府应该给予贫困个体一些收入上的转移支付、福利救助和支持，更多的是要给予资金、资源和其他一些物资上的支持。但后来的研究证明，不平等是因为穷人丧失了对收入的基本权利所致，其中包括直接权利的失败和交换权利的丧失，而正是这种权利分配上的不平等才最终导致了收入结果上的不平等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收入分配结果上的平等或者不平等，最起码仍然要与机会上的平等、交换权利的平等及社会个体对平等的主观认知保持大体的一致。[11]

2.1.2　不平等的范围

正如前面所提，本书涉及的居民收入不平等概念，都是指住户或个体间的不平等问题，而不是指政府与企业间的分配，也不是指不同政府层级间的分配问题。关于居民间的不平等，经济学中主要区分为两个概念，一是特定时期范围内不断新增的流量，即指带有时间跨度或在一个时段上所累积变动的量，如工资和收入等；二是特定时点存量上的财富数量，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上某一变量的量值，包括储蓄和财产等。[12]存量和流量是一对相互联系的概念，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收入分配总是表现为一定时期的收入流量，以及作为活动结果的财产存量，即从存量开始，经过收入流量，达到新的存量，形成周而复始的收入循环。可以说，本书就是从存量和流量两个方面，来对收入分配活动进行全面反映的，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如劳动者工资统计、可支配收入核算等是对流量的核算，储蓄和财产核算是对存量的核算，而存量核算与流量核算又是相互联系的。以2013年全国境内居民储蓄存款为例。居民2017年年末人均住户存款为46312元，这是在2017年年末这个时点上的财产存量；假定2018年全年居民储蓄回报率为7.85%，则居民新增3636元收入，这是一个流量；2017年年末的储蓄存款加上2018年一年的流量，就等于2018年年末时的49948元储蓄存款，这又形成一个新的存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等，2017）。

在关于不平等的研究中，我们最初从市场化的劳动工资这个流量开始，再加上从单位得到的实物产品折价、服务折价和实物福利报销所得，从而形成市场化的初始收入。在典型的三部门经济中，政府通过征缴个人所得税和各种社会保障费，并对部分群体进行社会救济和补助（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性生活补贴、惠农性惠农补贴、其他经常转移收入等，从而形成政府调节之后的居民收入水平。在此基础上，居民通过婚丧嫁娶礼金等方式进行再分配，从而得到居民内部再调节之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当然，前面劳动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都是流量上的概念，每个月居民在扣除一定的消费之后，就会形成实际上的储蓄，居民本月新增的储蓄水平加上前期积累的所有储蓄总和，就会得到年末最终的储蓄财产。这样，关于不平等的度量范围就包括劳动工资不平等、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和财产不平等。一般来说，这三者相互影响而且密切相关。

当然，除了工资、收入和财产分配的研究外，经济学还会从多种角度来衡量不平等问题，包括消费、福利、公共服务、健康、教育的不平等。如通过居民实际消费的数量及其结构测算居民各种消费类型数量上的差距等，就可以描绘居民间消费的不平等；同样，计算居民实际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包括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和环境保护支出等），就可以得到社会全体居民间的公共服务差距；最后，调查每个居民的实际受教育阶段、正规受教育年数、身高/体重指数等，也可以计算出个体或家庭间教育与健康水平的差距程度。而且，除了经济学常用的工资、收入、财产、消费、公共服务、健康、教育的不平等之外，还存在居民间政治权力的分配和科技使用的数字鸿沟问题。不管是哪种方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测算居民间的不平等指数。然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收入仍然被视为一种最终的结果。无论是工资、教育、健康还是公共服务，无论是科技数字鸿沟还是政治权力分配程度上的差异，其最终结果都要反映到收入指标上来，因此在一般的研究中，最为常用的衡量不平等的指标仍然是居民可支配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