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明诗歌与区域人文

区域人文差异是人类文化史上一种极普遍的现象。诗派群体、诗歌风尚、诗人文化心理受诸多文化因素制约，区域人文和学术思潮、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一样，为重要影响因素，区域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文化场景、学术风气，以及社会网络，无不滋育着诗人及群体的文化“个性”。

我国区域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诗经》十五国风反映诸侯国各异的风土、民情、人文。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观乐，谓二南“勤而不怨”，王风“思而不惧”，豳风“乐而不淫”，魏风“大而婉，险而易行”。战国百家争鸣的诸子皆有地望，鲁迅将周季社会思潮略分四派：一是邹鲁派（孔孟、墨翟），诵先王法，标榜仁义，以备世之急；二是陈宋派（老子、庄周），言清静无为；三是郑卫派（邓析、申不害、公孙鞅、公孙龙、韩非），皆言名法；四是燕齐派（邹衍、田骈），多作空疏迂怪之谈^[1]。唐代的魏徵等撰《隋书》据区域论文学，有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负刚，重乎气质。”^[2]宋人庄绰的说法反映了一种较普遍的认识：“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3]明人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总结前人“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之论，肯定而言：“若其音之出于风土之固然，则未有能相易者也。”

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学差异乃一种客观存在，各区域的文学具备相对稳定的特质，而且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区域诗歌将呈现高扬之势。晚明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诗人有着清醒的区域诗坛归属和振兴意识，旗帜鲜明地标举自我区域诗学，推出自我区域的当代作者，并往往构成区域性的诗派或群体。

1. 区域诗坛归属与振兴意识

先看后七子派、公安派的区域诗歌意识。

太仓王世贞早年承继吴中绮丽诗歌传统，嘉靖中，受李攀龙雄浑大雅诗观鼓动，对吴中诗风滋生不满，“雅不好吴音”，但复古十年而有变，开始回归吴中传统，调剂自我区域诗风和复古诗风。王世懋的调剂态度和世贞类似，李维桢序其集说：“十五国风，同声而异调，西北沉雄，东南巧丽，近代大家未能尽脱其习。公居三吴佳丽之地，累叶绮纨之后，文质剂量，斌斌相得。”^[4]

京山李维桢，末五子之一，结合自我区域文学传统与复古理论，标举“楚风”，取法屈原，《和雪亭诗序》中说：“楚故都郢，于今为江陵，宋玉所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实在其地。……人言《诗》亡而诗在楚，则以三闾氏《离骚》故。……然则吾郡之有郢歌，非无因而至也。”^[5]他阐述“楚风”，借新安诗人方文僎之口说：楚方城为城，汉水为池，用以治诗，“气不欲馁”；物产丰富，用以治诗，“蓄不欲寡”；民风妖冶、激宕，用以治诗，“情态不欲乏”，“味不欲薄，色泽不欲枯，追琢不欲疏曼”；楚俗好鬼而重巫觋，灵氛所占，可谓奇诡，用以治诗，“兴寄物象，变不欲穷”^[6]。

鄞县屠隆，末五子之一，鼓吹浙东地壮气烈，激情形于言表，如云：“窃疑河岳英灵之气，天或者独私于西北？西北土厚而其气雄浑，故其民博大而深沉，若青齐、燕赵，若关中、太原，古振世豪杰之产，往往而在。……是东南之羞也！吴越金陵王气，道走姑苏，下大江，经会稽，而盘礴于甬东。甬东者，西枕会稽，东俯沧海，故越王勾践之墟，地不壮于此矣！大风之所震荡，而长波之所激射，气不烈于此矣！谓宜有振世豪杰生其间，命令当世，而照耀来兹，与青齐、燕赵、关中、太原相等埒可矣。至历千百岁无之，即有之，非其至者。嗟！何以故？乃近者灵气攸降，人文稍稍出焉。”^[7]

后七子派诗人在复古与自我区域诗歌风尚之间探索革新道路，据区域以论诗，构成诗派后期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他们不愿放弃复古，受到了公安派的猛烈批判。

公安袁宏道与李维桢都身自“楚人”，推崇“楚风”，但宏道对王世贞、世懋的调剂态度颇有异辞，他肯定吴中风雅传统，抨击复古影响下的“务为大声壮语”诗歌习气，在《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中说：“大抵庆、历以前，吴中作诗者，人各为诗。人各为诗，故其病止于靡弱，而不害其为可传。庆、历以后，吴中作诗者，共为一诗。共为一诗，此诗家奴仆也，其可传与否，吾不得而知也。间有一二稍自振拔者，每见彼中人士，皆姗笑之。幼学小生，贬驳先辈尤甚。揆厥所由，徐、王二公实为之俑。然二公才亦高，学亦博，使昌谷不中道夭，元美不中于鳞之毒，所就当不止此。今之为诗者，才既绵薄，学复孤陋，中时论之毒，复深于彼，诗安得不愈卑哉！姜、陆二公，皆吴之东洞庭人，以未染庆、历间习气，故所为倡和诗，大有吴先辈风。意兴所至，随事直书，不独与时矩异，而二公亦自异，虽间有靡弱之病，要不害其可传。”这一批评有借吴中诗风传统消解复古的意味。鉴于吴中诗人得失，宏道坚定标举“楚风”之志，《叙小修诗》强调袁中道诗“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决非诗弊，而是“楚人”自为楚诗，“是之谓楚风”^[8]。《赠章子》称楚人“相地多任性”^[9]，《又赠朗哉，仍用前韵》有云：“楚人调涩无佳韵，好谱离骚入管弦。”^[10]此即是说“楚人”愤怼劲质之诗乃“独抒性灵”。很显然，这是宏道标举的“楚风”理论。

公安派及稍后的竟陵派均以楚人为主要阵营，有关“楚风”之论比比皆在，创作上亦不约而同表现出“劲质”、“峭急”的特点。这也难怪当时以及清代的诗论家习惯称其“楚调”，一些持有异论的批评者往往用“楚咻”一词进行诋骂。然而，公安、竟陵派的“楚调”根植于区域文化土壤，深具生命力。

再看山左、闽中、江右诗人的区域诗歌意识。

蒙阴公鼐推崇齐鲁文化传统和雄浑大雅之诗，如云：“关中作者擅辞场，海内争传李梦阳。一自源流归历下，至今大雅在东方。”^[11]我们注意到，公鼐推崇李梦阳、李攀龙，意不在承绪复古理论，他和冯琦、于慎行、邢侗基于齐鲁诗歌文化传统而共同倡导“齐风”。

从万历时起，闽中诗人承绪明初、中叶闽派，形成晚明闽派，谢肇淛被《列朝诗集小传》称作诗派“眉目”，他的《漫兴》论诗绝句有云：“徐陈里闬久相亲，钟李湖湘非我邻。丸泥久已封函谷，怕见江东一片尘。”^[12]朱彝尊、汪端分别采此诗入《静志居诗话》和《明三十家诗选》。现代学者编《万首诗论绝句》，于明代收录不多，此为其一，注解指出钟为钟惺，大抵不错。不过，李、徐、陈具体所指，向未见述及。据笔者考察，李为李维桢；徐指闽县徐熥家族的诗人，陈指闽县陈价夫家族的诗人；“江东一片尘”主要指先追摹复古、再染指竟陵的吴中诗人。谢氏挑明闽中诗人“久相亲”，不欲附和江浙、荆楚，因此，朱彝尊和汪端均视此为闽中诗人自重之语。

临川汤显祖认为区域之诗，“各以所从”，“不可强而轻重”，诗人若能发扬自我区域诗风，诗自可传，《金竺山房诗序》云：“诗者，风而已矣。或曰：风者，物所以相移，亦物所自足，有不可得而移者。十三国之风，采而为诗，舒促鄙秀，澹缛夷隘，各以所从。星气有直，水土有比。宫商之民，不得轻而徵羽；明条之地，不得垂而阊莫。此仪所以南操，而舄所以庄吟也。江以西有诗，而吴人厌其理致；吴有诗，江以西厌其风流。予谓此两者好而不可厌，亦各其风然，不可强而轻重也。立言者能一其风，足以有行于天下。”^[13]汤显祖本人即是传承江右王学，祖述江西风雅。

2. 区域诗坛概况与特征

晚明诗派群体多缘地域构成，如新安诗群、甬上诗派、粤东诗派、晚明闽派、公安派、竟陵派，从名称上就可明晰看到这一特征。而“文人集团”之得名，同样具有鲜明的区域性。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14]辑录公安三袁、娄东二张一类的“文人集团”九十四种，大致分为地域、社所、时代、官职、师门、家庭关系、品题、齐名八类，其中地域、社所、家庭关系、齐名与区域人文密切相关，此类“文人集团”约七十种，属于晚明者居半。笔者在此基础上增辑晚明“文人集团”至八十二种（附录二），由区域关系得名者超过总数的70%。

晚明区域诗风高扬，区域诗坛勃兴，以吴中、越中、甬上、公安、竟陵、山左、闽中、松江、岭南、新安最为引人注目。

（一）吴中诗坛：以苏州为中心，包括太仓、常熟诸州邑。宋室南迁后，吴中诗文便雄视海内，朱彝尊《张君诗序》说：“汴宋南渡，《莲社》之集，《江湖》之编，传诵于士林；其后顾瑛、偶桓、徐庸所采，大半吴人之作。至于北郭十友、中吴四杰，以能诗雄视一世。降而徐迪功颉颃于何、李，四皇甫藉甚七子之前。海内之言诗者，于吴独盛焉。”^[15]

明初吴中四杰创立吴中派，奠立清新明秀、才情浪漫的区域诗风。明中叶，吴中才人辈出，吴宽、王鏊、黄省曾、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享誉文坛。文徵明老寿，宗盟吴中，周天球、彭年、黄姬水、王稚登、张凤翼、张献翼出其门下。王世贞早年亦从学，尔后习慕复古，中岁又调剂吴风与复古。吴中诗人受世贞影响，诗兼采复古。万历以后，王稚登主持诗盟，大抵不事复古，其子王留继父风，倡“吴下体”。吴中四杰、吴门四才子、王稚登、王留一脉传习的吴中诗风，以绮丽之调为工，“雅好靡丽”、“争傅色”、“务谐好”^[16]，不同于江西的崇尚“理致”。

另外，徐波、葛一龙、沈春泽加盟竟陵派。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张溥、张采承东林风绪组织复社，推重诗教和用世，不专尚文采，代表着明末吴中诗坛走向。钱谦益总结说：“自万历末造迄今五十年，吴中士大夫相率薄文藻，厉名行，蕴义生风，坛相望。”^[17]

（二）越中诗坛：以绍兴为中心。明中叶，王守仁创立阳明学，诗有“击壤”遗风。之后，王畿为首的左派王学异军突起，诗宗自然。晚明越中士子以习尚王学为荣，诗亦奉阳明、龙溪蓍蔡，兼重情、理，推崇自然之法。如徐渭《肖甫诗序》：“于是肖甫者为诗，始入理而主议。”他虽不支持“悉出乎理而主乎议”，但对肖甫诗表示赞赏：“余独私好之。”^[18]《草玄堂稿序》又指出：“谓理可以兼诗，徒轨于诗者，未可以言理也。”^[19]徐渭开公安派先河，惜其“身卑道不遇”，后在袁宏道、陶望龄等人推扬下，越中形成诗宗徐渭的风尚。陶望龄、周汝登主持万历中叶越中学坛和文坛，推毂公安派。明末，王思任、张岱、倪元璐、祁彪佳、陈洪绶发扬区域诗歌传统，兼采公安、竟陵诗风，越中诗坛蔚为壮观。

（三）甬上诗坛：以宁波为中心。甬上结社风气兴起较早，诗坛之盛则在隆万之际，张时彻、沈明臣、屠大山、余寅、沈九畴、汪礼约、闻龙、丰越人、杨承鲲、屠本畯、屠隆组织诗社，张时彻、屠大山、沈明臣为耆宿，屠隆、余寅等新秀多出其门下。《明诗纪事》称沈明臣创立“丰对楼一派”，实指甬上诗派。甬上诗风高华流丽，才气逸宕。屠隆入后七子派，为复古新变高手，作品体现了甬上诗风与复古的交叉。屠隆视乡人袁时选为甬上继往开来的作者，但袁氏未能承担此任。明清之际，高宇泰、徐振奇、林时跃、徐凤垣、钱光绣、高斗权、李邺嗣等结南湖九子社，陆宇等结观日堂七子社，万泰、徐凤垣、高斗权、李邺嗣、沈士颖等倡鹪林八子社，甬上诗坛再兴。

（四）楚地诗坛：楚文化的“狂简”与文学“变风变雅”一直是楚地士子持重之资。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载：“（王夫之）又以文章之变化莫妙于《南华》，词赋之源流莫高于屈宋。《南华》去其《外篇》、《杂篇》诃斥圣门之讹妄，其见道尚在狂简之列；屈子以哀怨沉湘，抱今古忠贞之恸，其隐情莫有传者，因俱为之注，名曰《庄子衍》、《楚词通释》。”从王夫之的诗文观，可知“楚风”文论的一些特点。吴国伦、李维桢与后七子派其他诗人的一个显著区别即在其根深蒂固的楚文化意识。“楚人”的简狂与善变在公安派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袁中道认为历史上文风之变多导自“楚人”，《花雪赋引》说：“变之必自楚人始。季周之诗，变于屈子，三唐之诗，变于杜陵，皆楚人也。夫楚人者，才情未必胜于吴越，而胆胜之。当其变也，相沿已久，而忽自我鼎革，非世间毁誉是非所不能震撼者，乌能胜之！”^[20]黄冈人杜濬《跋袁中郎遗墨后》阐述了与之相近的观点：“二百年来，海内之诗，大都视吾楚为转移，始之为长沙（李东阳茶陵派），继之为公安，又继之为竟陵。虽各出手眼，互有异同，然能拘束天下豪杰之士，受我驰驱，岂非极一时之盛哉！”^[21]公安和竟陵为晚明楚地两个新兴诗歌坛坫。前者以公安县为中心，龚仲敏、仲庆开启风气，三袁广而拓之，桃源人江盈科与三袁同气相求，倡导诗文革新。后者以竟陵县为中心，万历后期，公安诗坛衰落，竟陵诗坛崛起，钟惺和谭元春及钟、谭两家子弟为竟陵派重要成员，以清新、孤永、幽峭之诗振声诗坛。

（五）山左诗坛：以济南为中心。历城边贡、李攀龙分别跻身前、后七子之列，肇开区域诗歌复古之绪；临朐冯裕及四子惟健、惟重、惟敏、惟讷倡立不同于复古的诗风，二者共同揭开山左明诗振兴之序。万历前期，公鼐、冯琦、于慎行、邢侗反对模古剿袭，弘扬“齐风”。万历后期社会政治激变之下，王象春、公鼒、李若讷另辟诗径，提倡“禅诗”、“侠诗”。崇祯间，丁耀亢、徐夜、董樵、姜埰、姜垓、赵进美、赵士喆据山左诗坛，响应复社、几社感召，呼唤现实对文学的全方面介入，主张宏大雅正之诗，以求有裨世运。

（六）闽中诗坛：以福州为中心。明初，高、林鸿为首的闽中十子创立闽派，盛推唐音，信奉“妙悟”诗说。《诗薮》称闽派与江右派、越派、吴中派、岭南派“咸足以雄据一方，先驱当代”。明中叶，郑善夫率门人振兴闽中诗坛，号曰闽派中兴。半个世纪后，徐熥、邓原岳、谢肇淛、曹学佺崛起闽中，此为闽派三兴，局面胜过闽派中兴，论诗融合性情、妙悟、学力。明清鼎革，闽中诗坛步入沉寂。

（七）松江诗坛：以松江为中心。元末明初，松江之诗曾盛于一时，再兴则始于隆万之际。陈继儒为一代宗盟，宋懋澄、莫是龙、顾斗英等人相辅助之，诗风清丽，接近吴中。明末，陈子龙为首的松江几社崛起，标志着明代松江诗坛的三兴。陈子龙从学陈继儒，诗风哀感顽艳，一定程度上承绪了松江诗统。

（八）岭南诗坛：以广州为中心。明初南园五先生结南园社，开辟岭南诗派。明中、后叶之交，南园后五先生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吴旦、区大相组织南园后五子社，创立粤东诗派，风格宛雅、清亮，一方面为后七子派羽翼，另一方面，非复古所能掩盖。明末陈子壮、黎遂球等南园十二子发扬南园风绪，算得上粤东诗派后劲，影响延至清初广东诗坛。

（九）新安诗坛：以徽州为中心。兴于嘉靖，盛于万历，出现了以汪道昆为首的新安诗群，成为后七子派重镇之一。汤显祖《金竺山房诗序》述及新安“文气”有云：“新安者，江吴之集，而永新者，江楚之交。其地脉精采射越，当乎右辰^[22]，故其诗旁魄愤发，幽缭致属，则大鄣之气也。标贯玄微，该验条传，则又非若吴人之风露自赏者，两者之风，较然粲然矣。”

公安派、竟陵派、晚明闽派、甬上诗派、几社诗群、粤东诗派、新安诗群的涌现，一定意义上讲，乃晚明区域诗坛兴盛的结果。各区域诗坛发展情况及其间的对立、融合影响着晚明诗歌的走向：万历初，吴中、甬上、越中、粤东、闽中、山左、新安、太仓诗坛并立，导演出诗坛新格局；公安、竟陵楚风传衍半个世纪，构成诗坛主调，多元复调中以齐风、闽风较著，吴中、越中诗风交融楚风最多；明末诗坛重组整合，吴中、松江兴盛，与竟陵争衡。明清易鼎，宣告了明诗的终结，清初诗坛区域分布基本沿续了明末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