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晚明山人与山人诗
晚明士阶层分化的复杂程度远超过平稳发展的历史年代，山人社会滋兴即是一个突出的表象。山人弃置科举，不事治生，自由于世，行迹在城市与山林之间，多据诗文、书画、技艺谋生，人生方式和价值观念较为独特。传统意义上的“布衣”一词未足以涵盖其社会存在，因此，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特殊士人群落来认识。伴随山人社会的繁荣，山人诗坛郁兴，在它冲击下，明代诗坛“朝”与“野”的对立终以“诗在布衣”的变化结果告一段落，这一变化对明诗发展演变具有深远的影响。
1. 晚明山人的来源与分类
山人，顾名思义，指与入仕相对的山中之人。汉魏高士怡然隐逸山林，标号山人。唐代山人渐多，著名的如李泌，字长源，精究易象，博涉经史，擅长诗文，耻于仕进，安史之乱中却奔赴肃宗处献策，随从舆辇，人多目指说“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41]。唐代山人已表现出多样的技艺才华，或书画音乐，或医术卜筮，亦不乏能诗之辈，如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称张山人：“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宋代山人一词主要称谓职业人士，指工匠技艺之流和行走江湖的医师相士，如《东京梦华录》卷八《京瓦伎艺》载张山人“说诨话”，《夷坚支志》癸卷八《徐谦山人》说徐山人“占术颇验”[42]。山人一称在元代又有所变化，特指医师相士之流。明初山人，大抵沿继元代风习。
嘉靖以后，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变化之下，士人群落复杂分化，大量布衣士子加入山人行列，诸生弃巾而标号山人的风气亦浓，山人社会日趋繁荣。万历中叶，袁宏道形容吴中地区是“山人如蚊”[43]，李维桢则有“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44]的说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记载：“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不意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明神宗）之近岁。”检有关文学史料，可知当时相士、医师、诗人、画客、隐士、寒士、幕客纷纷自标山人，位高权重的官僚和享誉文坛的巨子亦染习此风，如王世贞号弇州山人，袁宏道号石公山人。当然山人一词不因为称号泛化而失去具体所指，它的主体还是徐渭、沈明臣、俞安期一类的下层士子，不事举子业，徜徉民间，致力诗文、书画，算得上“职业”的艺术家。
徐渭，自号天池山人，一生经历嘉、隆、万三朝，与山人大有唱和，粗略统计，其现存诗文中与山人唱和或题咏之作不下二十章，又有《陈山人墓表》和《孙山人考》两文为人熟知。我们据此来分析山人的类型特征。徐渭载述的山人按才能爱好、生存方式可粗略分为五类：一是丹术医士，如《五粒灵丹行，送聂君归滁》谈及的聂山人，即属此类，诗云：“君今赠我亦五粒，蔡邕自死钟繇活。试将沆瀣咽松脂，未必神仙有优劣。”这类人物与历史上的医师相士之山人并没有太多区别。二是诗人画客，如陈鹤、孙一元，徐渭分别为作《陈山人墓表》、《孙山人考》。陈氏与徐渭并入越中十子，学贯三教，诗画精工；孙一元生活在弘正间，流落湖州，贫蹇以卒，诗名著于晚明，湖州士子多有宗法其诗者。三是高蹈隐士，如秦守道，号冰玉山人，放舟西湖，追踪林逋梅妻鹤子的处士遗风，再如汪山人，行止乖张。徐渭《赠秦守道》诗云：“冰玉山人本绝埃，西湖自筑初阳台。”《弩子歌赠汪山人》诗云：“湖边沙际一老人，一丝不挂任天真。”四是相门山人，结游权贵，受知遇，如沈明臣，尝入胡宗宪幕府，《万历野获编》把他与吴扩、王稚登、陆应旸并称作相门山人。五是剑客侠士，如《与王山人对语》云：“仗剑渡江王猛身，归来又共坐青裀。平原自有三千客，门下聊同十九人。曾许凤雏应不忝，由来龙性本难驯。久知世事只如此，且借清樽一洗尘。”
顺便说明，笔者简作以上分类，仅用来认识山人社会的特征，至于更精确、恰当的分类，容俟以后再议。
晚明山人诗人集中分布在东南一带，以苏州、松江、湖州、嘉兴、绍兴、宁波、福州为最多。其社会来源主要为：一、弃巾的诸生；二、以诗文、书画谋生的布衣士子；三、出身商贾家庭的士子，走上科举和文学道路，科举失利，又不治生产，家道没落，转入山人阵营；四、出身贫微的平民，因能诗会文，跻身山人行列。《叶天寥年谱别记》曾载，云间名士薛正平随童名小美，敏于诗赋，识烟霞风月之趣，为叶绍袁题扇幅，周永年称“此子有如此才，后日不为山人，即为方外，必不以青衣仆仆终也”[45]。这则事例不惟说明当时对山人的认识，亦透出山人的一支来自身份低微平民的消息。
探求晚明山人社会郁兴的原因，应当考虑到士人个体意识的高扬、厌弃科举的时代文化心理、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环境、隐士和名士风流的社会风尚等因素。
一方面，王学、佛学、老庄思想及市民思潮盛行之下，士人个性意识强化，大批士子厌恶科举人生，冲破“学而仕”的儒者人生方式，不再视科举为实现自我价值唯一途径，与山林、烟霞为友，标号山人。
二方面，山人社会繁荣有着商业和城市经济富庶的条件基础。陈继儒在松江城外有两处精舍，一曰顽仙庐，一号来仪堂，黄宗羲《思旧录》记述了崇祯二年在来仪堂拜访陈氏的见闻：“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先生栉沐毕，次第见之。午设十馀席，以款相知者。饭后，即书扇，亦不下数十柄，皆先生近诗。”这位山人家无馀资，却能交结天下士子。根据黄宗羲的见闻，不难推测，他主要经济来源是题诗、作画、作序及撰写碑传志铭。诗文、书画既可以获得清誉，又收入颇丰，东南士子，尤其是穷儒寒士，怎不云集影从？
三方面，晚明士子不甘平庸之道，追求狂士与隐士类的名士风流，山人之名本就有标榜高蹈于世的意味，而且现实中的山人不拘礼法、自纵自适，不必避开世间繁华，更吸引了大批士子。对下层士子来说，走上山人之路，证明了自我价值，也实现了人生价值。因此，山人名号受到青睐，山人社会日盛，不言而喻。
四方面，士人或专借山人名号来谋生、渔利，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这体现了山人社会的世俗一面。
2. 山人诗人的人生方式和文化取向
其一，“山人不在山中住”[46]。山人诗人不治生产，上交游周旋权贵之门，下与村氓翁妪合流，舞文弄墨，恃才自负，一面是浓厚的世俗色彩，一面是高自标属的蹈世情怀。如陈继儒，早年才华出众，被王锡爵聘为其子王衡的伴读，深受王氏父子赞赏，同时结交王世贞、王世懋。及归隐，往来松江、苏州之间，名士慕名与定交者不胜枚举，而他又混迹市廛，结识商贾、平民士子，尽管平生出游的范围大抵不出江浙，已实非一个林下隐士的行止了，他的一生正可用“山人不在山中住”来写照。陆弼，字无从，江都人，工诗文，有《正始堂集》，博学多才，声名稍逊陈继儒，是位“上可以交王公卿相，而下可以群牛医马卒，浊可以游卖浆狗屠，而清可以对高僧羽客”的人物，李维桢说他“诚难以一节名先生”[47]。
其二，“由来龙性本难驯”。山人诗人一般保持着人格独立，又戾世多乖，狎浪放任，行止背离绳检。
例一：徐渭，知兵法，学问融贯三教，诗文、杂剧、书画雄称一代。嘉靖末发狂，疯狂自虐，他传奇般的经历以及“颓放”的诗歌艺术，体现了山人诗人傲兀的性格。清人郑燮《贺新郎·徐青藤草书一卷》一词借书写人，情致郁勃，揭示了这类山人的心态：“半生未挂朝衫领。狠秋风、青衿剥去，秃头光颈。只有文章书画笔，无古无今独逞。并无复、自家门径。拔取金刀眉目割，破头颅，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间病。”[48]
例二：俞安期，初名策，字公临，更字羡长，为书淫、情痴，出入儒、侠、禅之间，有《翏翏集》四十卷。谢肇淛《俞羡长像赞》曰：“芙蓉裳，芰荷衣。有书淫，有情痴。游酒人，拥艾姬。儒隐侠，似而非。今老矣，逃之缁。”[49]
例三：郑琰，字翰卿，称诗闽中，有《二陬诗稿》，诗工七言。《明诗纪事》说他：“边塞之篇，尤推豪唱。”为人放诞，举止鲜合世情，旅居南京，任侠入狱，死其事。谢肇淛《怀郑翰卿》云：“侠气倡狂四十年，世人欲杀我还怜。”[50]徐兴公《郑翰卿浪迹江湖二十五载，客死真州，弟震卿扶榇归闽，哭之》其一云：“萧萧旅榇返郊原，生寄江湖死故园。”其二云：“飘零虽作他乡魄，犹胜全躯牖下儒。”[51]
显而易见，山人诗人放任戾世，既是放纵自我，又是张扬个性，晚明社会的生态环境可谓山人心理“变异”的温床。
其三，“多能不特是诗人”[52]。山人诗人工诗文之外，多通书画等技艺，徐渭自称“书一、文二、诗三、画四”。陈继儒诗、书、画价重一时，经他品题的诗文、器物多成为名贵之品，《明史》卷二九八载其：“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文强识，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较核。或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征请诗文者无虚日。性喜奖掖士类，屦常满户外，片言酬应，莫不当意去。”
山人群落良莠不齐，借名渔利者大有人在，而且不乏品德低劣、阴骘险诈之辈，由此引起一些社会舆论批评。在此，略辨历史上对晚明山人的批评，以作进一步认识。
沈德符认为山人之名本重，而当世山人游乞权贵，欺世盗名。万历三十一年，明神宗下诏驱逐在京山人，于慎行为此在《招山人歌》诗中讥诮说：“城中山人常苦多，山中山人常苦少。我来杖策入山中，山人门外迹如扫。”[53]沈德符称驱逐山人为一大“快事”，《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恩诏内又一款，尽逐在京山人，尤为快事。年来此辈作奸，妖讹百出，如《逐客鸣冤录》，仅其小者耳。昔年吴中有山人歌，描写最巧，今阅之未能得其十一。然以清朝大庆，薄海沾浩荡之恩，而独求多于鼠辈，谓之失礼则可，若云已甚，恐未必然。”《野获编》屡屡道及吴中山人歌，再如：“张伯起孝廉（凤翼）长王百谷（稚登）八岁，亦痛恶王为人，作山人歌骂之，其描写丑态，可谓曲尽。”据笔者所知，今传世的吴中《山人》歌有两首，分别见载冯梦龙编选的《山歌》和《挂枝儿》。沈德符说的张凤翼山人歌，见于《山歌》，卷九《杂咏长歌》，题作《山人》，有云：“说山人，话山人，说着山人笑杀人。”不过说它是嘲讽王稚登所作，概由不实传闻。冯梦龙一开始也相信此说，后来在这首民歌下注曰：“此歌为讥诮山人管闲事而作，故末有‘放手’、‘饶人’之句。或云张伯起先生作，非也。盖旧有此歌，而伯起复润色之耳。”另一首山人歌见于《挂枝儿》，亦题作《山人》，对山人极尽揶揄：“问山人，并不在山中住。止无过老着脸，写几句歪诗。带方巾称民治，到处（去）投刺。（京中某老先）近有书到治民处，（乡中某老先）他与治民最相知。（临别有）舍亲一事，干求也，（只说为）公道没银子。”冯梦龙认为其“描尽山人伎俩”，并按云：“余悲夫山之不山，而人之不人，故识之如此。”
以上批评所指，大抵不离薛冈《辞友人称山人书》给山人所列的十种“恶状”：一是“家起卑陋”，“故盗美名”；二是未通章句，而谈风雅；三是“博操一艺”，不知谦恭；四是好交游权贵，并搬弄簧舌；五是曲意阿迎贵人，品格低下；六是偶然相逢，退即造访，“怀刺遍投”；七是不分年少老幼，投刺每自称晚生，交情不论深浅，概称知己；八是既号山人，而好轻衣肥马，“略无野致”；九是倚权贵之宠，负气骂座；十是快意恩仇，交友心怀叵测。薛氏还说：“人有此类，殃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54]
然而，晚明社会既然推出了山人，要再将山人推向山林，自非易事。更何况山人绝非千人一面，如王稚登保持人格独立[55]，受到士林好评，诗歌、书法被视作珍品。于慎行不否认山人的才能，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如赠山人邬佐卿诗云：“我闻吴楚之间多大雅，布衣往往称作者。”[56]山人不住山中，其实也无可厚非，袁宏道《题陈山人山水卷》对此专有辨析：“陈山人，嗜山水者也。或曰：‘山人非能嗜者也。古之嗜山水者，烟岚与居，鹿豕与游，衣女萝而啖芝术；今山人之迹，什九市廛，其于名胜，寓目而已，非真能嗜者也。’余曰：不然。善琴者不弦，善饮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岩栖而谷饮。孔子曰：‘知者乐水。’必溪涧而后知，是鱼鳖皆哲士也；又曰：‘仁者乐山。’必峦壑而后仁，是猿猱皆至德也。唯于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足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纵终身不遇，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是之谓真嗜也，若山人是已。”[57]
此外需要指出，清代四库馆臣倡言排击晚明山人，把世风衰颓归罪到他们身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云：“正嘉以上，淳朴未漓”，“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称卓老（李贽），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陈继儒），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竞操觚，小品日增，卮言叠煽。”陈继儒早年弃巾，隐居著述，结交名士，不为世法“控揣”[58]。《列朝诗集小传》称他“古称通隐，庶几近之”。根据《明史》记载，崇祯六年，黄道周上疏自言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七不如”就包括了“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龙溪举人张燮”。王衡、钱谦益、黄道周的评论可侧面认识陈继儒这类山人的品格。先有世道衰微，后有山人纷出，清代四库馆臣把世道衰微的罪名加之于山人，显是本末倒置。对山人加以区分是必要的，一概抹杀的作法殊不足取，至于吴中山人歌及薛冈所列的山人十大“恶状”涵盖不了一部明代山人的社会历史。
3. 山人诗与诗坛盟权下移
根据前引《万历野获编》所记，明代山人社会兴于嘉靖初，盛于万历一朝。山人诗的发展与之同步，万历时期臻盛。山人诗有多少家，目前亦无具体统计，下面从《明诗评》、《国雅品》、《列朝诗集》、《明诗纪事》的选录情况予以简观。
王世贞《明诗评》厘为四卷，录评洪武至嘉靖朝诗人一百一十八位，于山人诗人，仅收谢榛、孙一元、陈鹤、张诗、张含数人。顾起纶《国雅品》之《士品一》录评洪武诗人，冠名山人者仅有赵景哲，《士品二》、《士品三》录永乐至正德间的诗人，山人亦仅有孙一元。《士品四》以下为嘉、隆诗人，冠名山人者八人。根据《国雅品》附《士品目》，著录弘治至隆庆的诗人六十八人，冠名山人者十二位，多生活在嘉、隆之际，包括著名的山人金在衡、谢榛、俞允文、陆弼、沈明臣、郭第、叶之芳。其不冠山人之称，而实为名山人者，又有王稚登、潘纬等。
《列朝诗集》甲集前编不计，自丙集始多著录山人诗，标题出现“山人”者四十馀人：丙集为程诰、孙一元、傅汝舟、傅汝楫、张诗（此五家为弘、正作者）。丁集上为王懋明、周诗、谢榛、仲春龙、黄惟楫、金銮、吴扩、郭第，丁集中为陈淳、岳岱、袁昭阳、顾元庆、沈仕、曹子念、张本、陈凤、李敏、邵正己、王叔承、吕时臣、郑若庸、黄克晦、康从理、叶之芳、顾圣少、莫叔明、叶权、汪钺、陈鹤、王寅、王逢年（此三十一家身历嘉、隆、万三朝）。丁集下为沈璜、吴梦旸、王野、柳应芳、曹臣、何白、俞安期、米云卿、钱希言（此九家为万历朝山人）。此外，又传载徐渭、王稚登、沈明臣、俞允文、宋登春等，只是题名未标示山人而已。这些人物系钱氏根据诗人名望筛选得出，由于他对山人成见较重，《列朝诗集》收诗又略于明末，故失录也多。
《明诗纪事》可补《列朝诗集》之缺，评录山人诗人情况大致如下：《己签》卷十六专录著名山人宋登春、王稚登、王叔承、沈明臣四人，卷十七评徐渭、陈淳、周天球、沈仕四人，卷二十专收山人诗，包括岳岱、吕时、周诗、王逢年、王寅、袁景逸、孙七政、康从理、郑若庸、顾圣少、吴扩、邵正己、汪宽、汪淮、郭第等五十三人。以上山人诗坛活动时间约在嘉靖、隆万之际。《庚签》以录万历朝诗人为主，卷二十五专录山人如吴兆、俞安期等九人，卷二十六、二十七收五十四人，山人居半，包括名士陆弼、曹子念。卷二十九、三十录八十三家，山人亦占相当比重。《辛签》录明末与明遗民诗人，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四共收二百馀人，山人不少于数十家。
粗略统计，《明诗纪事》录选山人诗逾百家，相较全帙四千馀人规模，数量自不为多，但是应当考虑到，山人之集梓刻流传的机遇，相比入仕的诗人要小得多，如徐渭之诗，若非袁宏道发现，很可能长久湮没民间，少人问津。因此，见诸以上文献记载的山人诗人，不仅是山人社会的佼佼者，也是幸运者。
山人诗的价值得到晚明社会的承认，以诗著称者，就有徐渭、王稚登、沈明臣、陈继儒、吴梦旸、程嘉燧等数十人，均不愧一代作者，而且泽被数代。
晚明诗文革新运动先驱徐渭，为“公安一派之先鞭”[59]，可惜生前寒蹇，诗名不播。万历二十五年，正致力探索新诗的袁宏道游历绍兴，发现其集，推许明诗第一，写信告诉冯琦：“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之辨，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60]陶望龄、王思任、倪元璐、张岱均诗宗徐渭，如明末的张弘这样评论张岱：“若以宗子（张岱字）诸诗与文长（徐渭字）并驱中原，便可谓吾越有两文长也。……以文长、宗子诸诗雄视一代，气魄难驯，假操觚者不别存手眼，狠着钳锤，便当死其一句一字之下，岂有丹铅复及馀子哉！”[61]
新安诗坛，山人诗人名家辈出。隆万之际，王寅、江瓘、潘纬享誉文坛，汪道昆《潘象安（纬）诗序》云：“当世以布衣雄者二，得象安而三。”又，“古者诗在闾巷，当世率以反舌，而诋布衣，如得象安一鸣，则希有鸟也。”[62]明末新安最著名的山人诗人程嘉燧，受到明清之际诗论家的推重，钱谦益尊其“松圆诗老”，《列朝诗集小传》论其：“晚年学益进，识益高，尽览中州遗山、道园及国朝青田、海叟、西涯之诗，老眼无花，照见古人心髓。于汗青漫漶、丹粉凋残之后，为之抉擿其所由来，发明其所以合于古人，而迥别于近代之俗学者。于是乎王、李之云雾尽扫，后生之心眼一开，其功于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王士禛则称程嘉燧与陈子龙并为明末七律两派，《渔洋诗话》云：“明末七言律诗有两派，一为陈大樽，一为程松圆。”
相门山人王稚登、沈明臣分别宗盟吴门与甬上诗坛。《列朝诗集》传载王稚登：“振华启秀，嘘枯吹生，擅词翰之席者三十馀年。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贾胡穷子，必蹐门求一见，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沈明臣为甬上诗社耆旧，与朱应龙、叶太叔、卢沄并称“明州四杰”，沈实为其首，有《丰对楼诗选》四十三卷，王世贞推其“布衣之杰”，屠隆对此说犹不满足，《沈嘉则先生诗选序》中说：“先生独杰布衣也与哉！”[63]陈田《明诗纪事》则有明臣创立“丰对楼一派”的说法。
山人诗人是平民布衣士子阶层的一个特殊构成，晚明诗论对山人与布衣未详作区分，当时风行的“诗在布衣”一说自然含有“诗在山人”的意味。屠隆高倡此论，在《涉江诗序》中说：“唐以前诗在士大夫，唐以后诗在布衣。何以故？唐以前士大夫岩居穴处，玩心千古，游目百家，其为诗文也，仰而摹其古法，返而运其心灵，轨则极于兼收，而神采期于独照。……擅场名家，良非偶耳。今之士大夫则不然，当其屈首授书，所凝神专精，止于帖括，置诗赋绝不讲，一朝得志青紫。……于是略渔猎前人韵语一二，辄奋笔称诗，辄托之杀青，诧之都市，骘者却步，赞者争前，乌知薰莸黑白耶！而布衣韦带士，进不得志于珪组，退而无所于栖泊，乃始刳心毕力而从事此道，既无好景艳其前，又鲜他事分其念，用力也专，为力也倍，虽具不同，要必有所就而可观也者。故曰：在布衣。”李攀龙《送谢茂秦》云：“孝宗以来多大雅，布衣往往称作者。”于慎行、汪道昆提出诗不在台阁，不在山林，而在布衣，论调与屠隆相一致，对比李梦阳称“真诗在民间”而又含糊其词的态度，晚明诗人肯定“诗在布衣”，要自信得多，这是由晚明布衣、山人诗歌兴盛所决定的。
山人诗坛之兴冲击了明中叶以来中下层士大夫主领诗坛的格局，“诗在布衣”，“山人诗人如云”，诸如此类的言辞体现了诗坛盟权的下移。明代诗盟屡经易手，每一次转移都引起了诗风变化。李东阳茶陵派取代“三杨”台阁诗群，冗靡
诗风因之一变。七子派取代茶陵派，文学复古兴起。同样，山人诗人探求并确立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的定位，建帜诗坛，改变着明诗的走向，使诗坛“朝”与“野”的对立倾向“野”的一端，为诗歌发展注入生机活力，而晚明诗歌的山林化、生活化、平民化倾向，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山人诗人参与变化的结果。
山人诗载传山人心路历程，自具面目，内容、风格、审美情趣与传统士大夫之诗显有不同。其一，放笔自任，不循守传统诗教，如徐渭赋予“兴观群怨”以新意，《答许口北》说：“果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之品。”[64]这在恪守传统诗教的文人看来，大有狂悖滥说之嫌。《四库总目提要》据中和之旨论其“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选言失雅，纤佻居多。譬之急管么弦，凄清幽渺，足以感荡心灵，而揆以中声，终为别调”。但袁宏道《徐文长传》亟称徐渭不掩真情、痛快淋漓，诗具“王者气”。其二，山林气韵鲜明，如陈继儒寄托“逸世”情趣的田园诗，深得田园滋育，古朴自然。其三，率性任真，如徐渭、陈继儒、沈明臣诗禀“龙性难驯”的性情，与个性高扬的时代人文思潮相辅相成。
晚明山人诗一直为“大雅”自标的正统批评所轻视，钱谦益、李维桢等人整体上对山人诗持批判态度，《列朝诗集小传》说陈继儒诗聊可装点山林，附庸风雅，仅此而已。李维桢《俞羡长集序》引徐幹《中论》之语“粗诵《诗》《书》之文，托之乎博文；饰非而言好，无伦而辞察，托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托之乎观风”云云，论曰：“是说也，似若为今山人诗人而设。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鲜不病此者。”诸如此类批评，易于掩盖一段诗史的真实面目。很显然，当前所亟需的不是批责山人“恶状”，而是深入认识山人诗的诗史价值。
[1]《汉文学史纲要》第19页，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2]《隋书·文学传序》，魏徵等撰，中华书局，1973年。
[3]《鸡肋编》卷二，庄绰撰，中华书局，1983年。
[4]《大泌山房集》卷十一《王奉常集序》。
[5]《大泌山房集》卷二十二。
[6]《大泌山房集》卷二十二《楚游稿序》。
[7]《由拳集》卷十二《沈嘉则先生诗选序》。
[8]《锦帆集》之二。
[9]《解脱集》之二。
[10]《破研斋集》之三。
[11]《问次斋稿》卷二十八《赠蒋生》其二。
[12]《小草斋诗集》卷二十九。
[13]《汤显祖集》卷三十二。
[14]郭文初发表于1948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后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5]《曝书亭集》卷三十八，朱彝尊撰，清康煕间刻本。
[16]王世贞语，参见《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六《玄峰先生诗集序》。
[17]《有学集》卷二十四《郑士敬孝廉六十寿序》。
[18]《徐文长三集》卷十九。
[19]《徐文长逸稿》卷十四。
[20]《珂雪斋集》卷十。
[21]《变雅堂遗集》卷三，杜濬撰，光绪二十年刊本。
[22]《金竺山房诗》的作者金光弼，字右辰，江西奉新人。
[23]《晚明思想史论》第1页。
[24]《禅学讲演》第20—23页，铃木大拙著，王雷泉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25]《汤显祖全集》卷三十二。
[26]参见严迪昌《清诗史》第36页。
[27]《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五《白云草自序》，陈子龙撰，嘉庆八年刊本。
[28]《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五《七录斋集序》。
[29]《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引论》。
[30]《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四卷，1935年。
[31]《陶庵梦忆》卷七《闰中秋》，清乾隆间刻本。
[32]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题识，科学出版社，1959年。
[33]《广东新语》卷十二。
[34]《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学校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35]《小草斋文集》卷五《春社编序》。
[36]《小草斋诗集》集前陆弼《銮江集序》。
[37]《瓶花斋集》之三《端阳日集诸公葡萄社，分得未字》。
[38]《白苏斋类集》卷五《五日同钟樊桐、黄慎轩、方子公及两弟饮崇国寺僧房，得家字》。
[39]《珂雪斋集》卷三《午日同钟樊桐、黄慎轩、方子公、秦京、伯修、中郎崇国寺葡萄林分韵，得扫字》。
[40]朱一是、杨雍建并海宁人。朱书见《为可堂初集》卷一，清康煕间刻本。杨疏见《黄门奏疏》卷上，清道光间刻本。参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十三《馀论》。
[41]《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95年。
[42]参见金文京《晚明山人之活动及其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1期。
[43]《锦帆集》之三《王以明》。
[44]《大泌山房集》卷二十一《俞羡长集序》。
[45]《午梦堂集》附录一。
[46]《挂枝儿》谑部九卷《山人》，冯梦龙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7]《大泌山房集》卷十三《陆无从集序》。
[48]《郑板桥全集》三《词钞》。
[49]《小草斋文集》卷二十三。
[50]《小草斋诗集》卷二十四。
[51]《鳌峰集》卷十九。
[52]《徐文长三集》卷十一《赠孙山人》。
[53]《谷城山馆诗集》卷五。
[54]《天爵堂文集》卷十八，明崇祯间刻本。
[55]王稚登青年时期受知大学士袁炜，《万历野获编》由是称之相门山人。袁炜，字懋中，慈溪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卒谥文荣。《列朝诗集》传载袁、王布衣之交事迹云：“嘉靖甲子，（王稚登）北游太学，汝南公（袁炜）方执政，阁试‘瓶中紫牡丹’诗，伯谷有‘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之句，汝南赏叹击节，呼词馆诸公，数之曰：‘公等以诗文为职业，能道得王秀才十四字耶？’引入为记室，较书秘阁，将令以布衣领史事，不果而罢。汝南卒，无子，伯谷渡江往哭其墓。丁卯复游长安，华亭（徐阶）当国，颇修姚张之怨，客或戒伯谷毋自白袁公门人，伯谷谢曰：‘冯
、任安，彼何人哉！’刻《燕市》、《客越》二集，备书其事，所以志也。”王稚登曾将这段旧事传之声诗，《昔者行赠别姜祭酒先生》云：“昔者薄游燕王都，燕人买骏皆买图。汝南袁公善相骨，称我一匹桃花驹。……以兹感激国士知，新旧存亡不可移。……浮云世态那堪说，众人闻之皆不悦。谢傅西州春草深，羊昙涕泪空成雪。”
[56]《谷城山馆诗集》卷四。
[57]《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四《未编稿》之二。
[58]《缑山先生集》卷六《逸民史序》。
[5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永瑢等撰，中华书局，1965年。
[60]《瓶花斋集》之十《冯侍郎座主》。
[61]《嫏嬛诗集小序》，《嫏嬛文集》卷一，张岱撰，岳麓书社，1985年。
[62]《太函集》卷二十四。
[63]《由拳集》卷十二。
[64]《徐文长三集》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