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里寻他千百度大嘴子遗址出土文物

在笔者的案头上，放着一部装帧考究、印刷精致的图书《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1987年发掘报告》，据说，这是大连出版社建社以来出版的唯一一部大型专题考古报告。正因为有了这部报告，才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和市民对大连地区著名的青铜时代历史文化遗迹——大嘴子，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或许，当年该书的编著者及出版者都不会想到，这部报告，对一个不断探寻文化足迹缘起、挖掘城市精神内涵的城市，会发挥出怎样一种振奋人心的鼓舞力量。但对于专业人士而言，却是因为这个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已在我们的面前消失殆尽，才让这部专题考古报告更显示出它的珍贵所在。

大嘴子遗址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办事处所在地东南约2000米处的黄海北岸，分布在三面环海的半岛尖端台地上，高出海面约10米，面积达1万平方米。大嘴子作为历史文化遗址是1959年首次被发现的。1987年3月至7月，为配合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跨海高速公路——振兴路建设工程，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专业考古工作者对大嘴子遗址进行了科学而严谨的发掘。共布5米×5米探方128个，实际发掘面积约3300平方米，揭露出房址39座、石墙3道、灰坑8个，出土各类器物1400余件。数月后，该遗址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对此，发掘报告在序言第二节中做了一个简单的交代：“1987年7月进入雨季后，发掘暂停。此期间，遗址已发掘部分被振兴路施工单位以推土机推掉。”

大嘴子遗址发掘报告中称，大嘴子遗址文化层厚度在2米至2.5米，分为第一、二、三期文化。因绝大部分的探方未掘到生土层（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故第一、二期文化层出土器物较少。大嘴子遗址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获得了第三期文化的较完整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大嘴子第三期文化是同类遗存中遗物最丰富、最具典型意义的遗存。

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此时人类居住的房屋分为石筑和半地穴式两种。石筑的房屋多是在平地上以石块筑墙起室；半地穴式的房屋有圆角方形、圆形和椭圆形三种，均因为失火而坍塌。在大嘴子遗址上还发现了一种长长的建筑遗迹，那就是依照地形起伏人工砌起来的两道半环形的石围墙。两墙之间的空地便是村落遗址的所在。第一道石墙一部分已经颓毁，保存下来的部分仍有1米多高，垒筑非常整齐。第二道石墙残存长度有39米，墙高约50厘米，墙宽约2米。著名考古学家佟柱臣先生在现场考察后著文指出：“像这样的石砌建筑在辽东半岛上还是首次发现，从全国来看，有石墙的遗址也不多。可与仰韶文化相对比的包头阿善遗址有石墙，可与龙山文化相对比的凉城老虎山遗址有石墙，赤峰一带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有石墙。所以大嘴子的石墙就全国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例中的一例，无论是在建筑史上，或是在社会形态研究上，都是颇有意义的。”

大嘴子遗址属于青铜时代遗址，除了发现少量的铜器外，还有石器、骨器和陶器。其中石器数量最多，陶器的数量也不少。发现的陶器主要是以夹砂灰褐陶为主，除个别为轮制外，多数为手制，部分器物的口沿经过慢轮修整。器物类别以大型陶壶的数量为多，此外还有罐、碗、豆、簋、盒、甗等，纹饰图案丰富，能够复原的器物在三四百件以上。类似大嘴子遗址这样出土文物如此丰富的遗址，其实是并不多见的。

在大嘴子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用朱、黄、白三色绘制的几何纹彩绘陶，有用于陶器施彩的石砚。经过科学测定，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年代距今约3000年，略相当于中原商周之际，是辽东半岛南端颇具地方特点的人类生活大聚落遗址。

在那个时代，居住在大嘴子区域的人类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考古发现表明，此时的人类主要过着农耕与渔猎生活。农耕的最好例证，就是在这里发现了盛装在6个陶罐内已经炭化了的谷物。这些谷物经过农学家的鉴定，是稻米和黍米（也有人认为是高粱）。更有专家认定，大嘴子遗址所发现的古稻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粳亚种的演化过程，属于粳稻中的较小粒类型。根据大连所在的地理纬度，参照古气候资料加以推论，这里稻米的光温反应特性属中等，基本的营养生长期较短，属于中稻中熟或中稻早熟类型，它的生长期为145天至165天。不论是稻米还是黍米，均是大连本地区种植收获的。

大嘴子遗址所发现的稻米，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传统意义上讲，属于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稻米标本在华南地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多有发现，地点已多达90余处。但就东北地区而言，大嘴子遗址所发现的稻米还属首例。这里成为已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北的稻米耕作地，填补了这一地区农作物种类的空白。大嘴子遗址稻米发现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为研究中国栽培稻传入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提供了实物资料。就目前学者所认可的观点来说，一般认为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水稻都是从中国传入的。仅日本学者在论述中国栽培稻东传的路线上，就有北路、中路、南路诸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严文明教授则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中国栽培稻的东传路线最大的可能是经长江中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日本本州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在这一传播路线中，以往除了辽东半岛外，其他地段均有稻米标本的发现，此次在大嘴子遗址发现稻米标本，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这一东传路线的可信度。

伴随稻米标本的发现，人们还看到大嘴子当时农业生产的进步，其典型标志就是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作为专用收割工具的石刀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多样，显示出生产工具的进步性。

大嘴子遗址所出土的文物，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渔业经济的发达。陶网坠和骨钓针的出土数量较多，而且陶网坠的形制多种多样，显示出在制作工艺上的成熟。这些陶网坠的普遍特点是体积相对较小，重量相对较轻，应当是用于较小的网在浅海作业。

钓针是两端有尖、中间带有凹槽的一种钓具。使用时，将鱼线系在钓针的中部，饵料穿在钓针的两端，在鱼食饵时，钓针随即顺着鱼的口腔滑下，待鱼张口向外排水时，钓针便会由于一端受到阻碍，方向发生改变，横别在鱼腔内，真是欲吞不进、欲吐不出。这种古老的垂钓方法，已被人们赋予新的意义，这就是人们常言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在大嘴子遗址中，人们还发现用陶罐、陶壶盛装的鱼类遗骸，其数量竟达10余罐、壶之多，鱼头和鱼骨结构清晰可辨。由此可知，当时人们不仅平时食鱼，而且还会将多余的鱼储存起来，或许此时的人们已经懂得了简易的腌渍方法。在遗址中，就发现一处堆积了百余条长度在10厘米至15厘米的鱼类遗骸，周边的土质已呈灰白色，这似乎是因为盐分浸渗而造成的。大嘴子遗址坐落在三面环海的小半岛上，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为人们向富饶的海洋索取食物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在大嘴子遗址中，出现了石围墙这样的防御设施，并有铜戈、铜镞、石戈、石矛、石钺、石镞、石棍棒头等兵器。

这些说明，此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城”的基本思维，且当时战争似乎已经很频繁，并具有一定的规模。这里发现的铜戈，就是古时征战的钩杀兵器。它虽然前锋已断，仅存援部，但从其痕迹分析，这件铜戈两侧不对称，援下侧斜而微曲，援上侧则弧度较大，器体横向微曲，两面中间偏上起脊，脊棱不高，直贯器上，当系合范铸成。这件铜戈，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最早一件带有地方部族特点的铜戈。显然，制造和使用这种铜戈的年代，已经越过了原始社会的解体阶段。

谈到此处，不禁想起毛泽东的读史之词：“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贺新郎·读史》）